剧社工作侧观记
在《岁月沧桑八十年——鲁威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有关王炎同志的有意思的描述：1939年冬，鲁威到10分区报到的当天，就分配去了所属的先锋剧社。剧社社长姓王，也是个定县人，不过是城南邵村的。粗粗地了解了一下，他原来也曾在北平上过学，高大的个子，大手、大脚、大脸庞，整天背着他那个粗灰布的挎包（其实那里面除了装着点他经常写稿子记事的一点纸张和个小本子外，并没有什么秘密）。从外表看去，他不像个文人，倒像个农民，说起话来还脱不开点定县口音。鲁威后来才知道，抗战前他在北京读书时还参加了“左联”呢，名王炎，学名原为王艺庵。
剧社人数不多，也属于初建，原为一个小小的宣传队，王炎同志自军区分配来了之后才改称剧社。在这段日子里，鲁威他们只是随着队伍不停地行军转移，由于环境的残酷，几乎没有在一个村庄里连续睡上两宿安稳觉。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一次长行军，从霸县八洋庄一夜急行军，竟然连一个村庄也没经过就走了九十多里路，一家伙突袭似的来到了永清县的一个村庄。宿营之后已是临近拂晓，警卫营封锁了各路口，宣布许进不许出。今天恰是旧历的年三十，部队住到各家照例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习惯地做着打扫房东的院落，为家家的水缸里挑满了水。
这里是接敌区，刚刚开辟的游击区，抗日政权建立不久，还从来没有见过八路军。我们就趁热打铁地宣传起来：我们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坚决抗日打日本的的八路军，是要帮助乡亲们求解放不当亡国奴，不受洋人气的乡亲们自家的子弟兵。剧社的同志们全体出动，加上警卫营的一些有点文化的连队文化教员和文书们也参加劳动，找个石灰桶，拿把蔴刷子，在主要的大街小巷里刷些标语，落款一律写上“八路军宣”。村子里变得有些“生”气。入夜，部队又悄无声息地集合起来，按着原路返回了根据地里。这样一次突袭式的深入敌占点线外围，目的无非使那些敌占点线附近的乡亲们能知道，国民党中央军败退后，就在敌人占领的眼皮子底下，还有支庞大的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坚决要把鬼子赶出中国去的抗日军队，以提高群众的斗志，加强抗战到底的决心，为我敌后抗日政权的建立和活动撑腰打气。
而在沙飞的新浪博客《先锋剧社》一文中，则有这样的介绍：1939年，冀中军区政治部干部王炎带领在军区火线剧社文艺训练班结业的田崇哲、李光启、杨友义、刘崇武、靳荣象、李文波等人，在第5军分区驻地板家窝欢迎考察团、工作团和整训部队的大会上，演出了独幕话剧《这是我们的错误》（王炎编剧），获得成功。9月21日，以王炎带的几个人为骨干，加上军分区政治部的“少先队”，又从其他单位调来一些人，在新城县八洋庄正式成立了政治部先锋剧社，王炎任社长，李光启任党支部书记。
第5军分区（后改称第10军分区）地处平、津、保三角地带，对敌斗争环境极其残酷。剧社成立之初，几乎任何演出设备都没有，“白手起家”，后来才通过敌工买到汽灯，买到布做了幕布。为适应游击演出，剧社将幕布分开，每人分别带一块，演出时再集中起来使用，演完后立即分开带走。剧社经常转移，大家每天除了行军，就是练歌、练舞、排戏、上课，并进行小型演出，做宣传鼓动、社会调查和群众工作。剧社经常在街头排戏练歌，主动邀请群众观看，有些小学生随着学唱，成为宣传和教育群众的好方法。
1940年10月，剧社完成华北联大学业后，返回10分区平西留守处，时隔不久就赶上了敌人的秋季“扫荡”。剧社与敌军两次遭遇，先后有4名同志牺牲，多人受伤。回分区后，剧社改名为烽火剧社。在军分区首长关心支持下，剧社不仅力量加强了，人员结构也得到改善，演出物资也较以前丰富了许多。另外，剧社还从联大带回一些节目，演出活动更加频繁，演出质量和效果也较以前有了提高。剧社每到一地，都要演出，而且观众还要求演出新节目。有几次，剧社在离伪军据点不到十里地的村庄演出，有的伪军也装扮成老百姓来观看（我方根据敌工情报，也知道这一情况，但就是“看破不说破”，以达统战、教育之目的）。
1940年冬到1941年上半年，由于日军集中兵力反复“扫荡”，10分区由抗日根据地变成游击区，剧社几乎与外界隔绝。为了保证演出和宣传活动，剧社人员自己动手搞创作，创作了独幕话剧《欺骗》、《归队》、《叛徒的下场》等，经几天排练就可以上演。剧社还演了一些活报剧和幕表戏，没有固定的台词，只是根据现实材料，规定出大致的故事情节，定好人物关系，由演员在台上按主题即兴发挥。由于处在游击区，剧社随时准备战斗和转移，所以舞台装置非常简单，除用象征性的布景和纸糊的道具外，有时还用暗示性的布景。剧社常常未演完预定的节目，就接到司令部“发现敌情、迅速转移”的命令，只好边演边准备转移。
1941年夏，剧社随军分区机关和部队到易县和唐县山区休整约1个月，返回冀中后活跃在冀中腹地的高阳、博野、任丘、河间、饶阳、安平一带，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演出和创作环境。一批同志经过学习和实践锻炼，在表演和创作上表现出了才华。当时演出的节目有王炎编的《夜袭》、《原来如此》等，是反映现实斗争题材的。王炎创作和修改补充自己的作品有：《暴行》、《生死关头》、《五台山前》、《叛变》、《夜袭》、《欺骗》、《第三个愿望》、《要不得》、《这是我们的错误》、《晨光熹微的时分》、《在红星旗帜下前进》，及短篇小说《老洋人》、长诗《保卫苏联》（在王端阳撰写的《冀中的戏剧与剧社》一文中，提到王炎在1938年编剧有《觉醒》、《暴行》、《征人行》、《统一战线》、《武昌城外》等等）。在1942年春，冀中军区政治部进行文艺调演，烽火剧社演出了《祖国的孩子们》、《十分区合唱》以及舞蹈、大鼓等，得到冀中军区政治部领导的肯定和赞扬。
另据《滹沱河畔的战火》中《前进剧社活动纪实》一文记载：1944年春，冀中斗争形势继续好转。为了加强抗日宣传和部队文艺工作，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派曾在冀中部队担任过春雷、火线、前锋、先锋、烽火等剧社社长的王炎，带领曾在冀中火线、前卫、前进等剧社工作过的部分同志到达7分区，以原文工组为基础组建文工队，王炎任队长。由于初建，人员少，装备差，无女同志，演出困难多，只得边工作、边建设、边扩大。最后全队扩大到20多人，粗具规模，才开始编演些小节目，如《最后一颗子弹》、《十六条枪》等独幕话剧，和自编的一些歌曲，如《挖道沟歌》、《八路军平了鬼子的王八窝》等。
10月，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派员到7分区文工队帮助工作，增强了文工队的实力，演出节目丰富了，不仅能演小歌剧、独幕话剧，如《兄妹开荒》、《战利品》、《把眼光放远一点》、《生产大合唱》等，还排演了一些大型节目。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反动，国内阶级矛盾上升，潜伏着内战危机。为了迎接今后的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进行无产阶级教育，文工队排演了河北梆子《血泪仇》。因排演用人较多，王炎调请了定县七级、内堡两个村剧团的部分人员通力合作，还聘请了安国戏班人员积极排练。《血泪仇》排出后，即在沙河以南、滹沱河以北各较大村庄和部队连续演出20余场。每演一场，群众和部队都激动得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誓死保卫解放区！”“誓死为受害父老姐妹报仇！”……有很多干部、群众、战士边看边流泪，骂国民党反动派。
1944年冬，文工队改名“战地剧社”，王炎不久调离。
本篇“不拿枪的文艺战士”——王炎的故事即将结尾，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不拿枪一样可以消灭敌人、壮大自己。正如《留给后世的故事——冀中抗战史话》中所说的那样：冀中各个剧团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文艺作为一种斗争武器的作用。在发挥文艺的“斗争武器”作用的时候，王炎同志更多的时候是“火种”，被播撒到1分区（6分区）前锋剧社、2分区（7分区）战地剧社、5分区（10分区）先锋剧社，奉命组建、壮大剧社并发挥其唤起民众、宣传抗日的作用。虽然他错过了成为军事干部的时机，想改行也不被允许，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正因为如此，冀中才诞生了一位伟大的、英雄的、著名的军旅剧作家，冀中才诞生了一位“不拿枪的文艺界开国上校”。这正是：燕赵风骨，精神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