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瀚林智库 钟秀斌 ]
中国著名数学家杨乐院士，虽已至耄耋，但身材魁梧，精神矍铄。
他经常上午到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办公室处理工作，或偶尔接待一些来访。2021年10月，一个下着秋雨的上午，我应约拜访杨乐院士。先生如约在办公室等候，我进门后，他即从办公椅上站起迎接，热情有力地握手，让坐到沙发，并为我沏上热茶。
杨先生1939年11月20日出生于江苏南通，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同年和大学同学张广厚先生一起考上中科院数学所研究生，师从熊庆来教授，进行奈望林纳纯函数值分布理论研究。他和张广厚先生等人合作，做出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研究生期间（1962-1966年）发表了五篇学术论文。其中一篇文章的研究成果解决了该领域一个困扰已久的世界难题，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中外学术缺乏交流渠道，杨先生并不知道自己的研究成果破解了世界难题，10年后他才在美国亲戚的帮助下，拿到该难题的复印本，得知一些国外数学家对此的热烈反响。1966年文革爆发，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不仅中外学术交流断绝，就连正常的学术论文发表也不可能。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都停办了，这一时期国内印刷出版物只有“毛选”、“毛语录”。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十年浩劫”中断了中国与世界的学术交往大门，杨先生他们对当时国际数学发展动态不甚了解，有一些出色的工作也因文革而无法公开发表，外界更无从知晓。
1971年乒乓外交后，中美冰冷对峙的局面缓解。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冷战时代的坚冰。1976年5月3日至27日，以麦克兰恩为团长的美国10人数学家代表团访华，大陆数学家做了60多场报告，介绍中国数学研究进展。美国代表团返美后，写了份长达115页的访华报告（内部出版，曾给中国科学院寄来两册），其中涉及学术内容部分（5-6页）摘要发表在《美国数学会通讯》上。报告中将杨先生和张广厚先生的工作列为中国纯粹数学现状中最突出的两项工作之一[1]：“中国数学家在复分析方面最有价值的贡献在于奈望林纳理论方面，这些工作是数学所杨乐和张广厚做的。世界上很多数学家在这一领域仔细地耕耘了半个世纪，它需要令人生畏的分析技巧，对这个古老学科来说，杨乐和张广厚得到了一些新的与深刻的结果。”
1978年，中国科学的春天来了。因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而饮誉大江南北的数学家陈景润成为科学明星，杨先生和张广厚先生因做出世界级的研究工作而广为传扬，备受国人尊仰，他们成为那时国人心中的科学英雄。
1980年，年仅40岁的杨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
在邓小平强调干部年轻化的改革开放时代，德才兼备的杨先生逐步走向学术领导岗位，先后出任中科院数学所副所长、所长和首届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对中科院数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令人信服”的贡献。[2]担任中国数学会副秘书长、秘书长期间，他先后协助理事长华罗庚、吴文俊先生的工作，促进中国加入国际数学联盟。1990年代初他担任理事长，领导了中国数学界诸多大事。推动国际数学大会在中国召开，协助丘成桐建起开放型研究的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成绩卓著，影响深远。此外，杨先生还担任全国青联副主席11年（1979-1990年），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2008年），参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和发展事业，建言献策，身体力行。
过多的行政和社会任职，无疑耗费了杨先生的大量精力，影响了他后期的学术研究。但作为一名战略型数学家，他更加关心和欣慰中国数学的整体发展，个人得失早已置之度外。
另一位大数学家王元院士说，杨乐是一位德才兼备的优秀数学家，是一位对现代中国数学发展很有影响的数学家。
如今，杨先生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他关注数学人才培养和成才，很多年前他就对国内蔚然成风的全民奥数培训提出警告，奥数专注于初等或者较偏的“炫技”式的解题技巧，与揭示自然奥秘探求人类真理的数学研究，有本质上的不同。四年前，我替一位爱好数学的孩子询问国内暑期有哪些不错的数学夏令营活动，杨先生在电话里耐心地向我介绍了清华、北大和中科院暑期的相关活动，前后讲了将近一小时。三年前，他在办公室给两位刚上北京大学的数学尖子，详细地讲解怎样在大学学好数学，老先生将数十年学术追求和心得体会，娓娓道来，对于听者而言，无疑是思想的盛宴。如今其中一位已在北大攻读数学博士学位了。
青年时期杨乐与华罗庚先生（右）
初二因代数和几何而喜欢数学
杨先生5岁时在江苏南通师范（旧称通州师范）第一附小念书，他之所以早上学是因为家里的哥哥姐姐都上学，没人陪玩。从师资水平、学生质量、校舍环境几个方面来看，即使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南通师范第一附小都是一所不错的小学。对于是否要努力学习或者要怎么学，他当时脑子完全没有这些想法。等小学毕业时，他也才10岁多。
南通是清末状元张謇规划发展起来的模范县，各项社会事业都布局得很好。除了工业外，教育、城建、公园等各方面事业都均衡规划。在教育方面，张謇先生创办了南通师范学校。杨先生的岳父黄万里先生，生在上海，曾说他上小学的老师都是南通师范毕业的。南通师范是当时中国第一所师范校，王国维先生曾在此教过一年书。像这样水平的学者都在此教过书，可想而知南通师范当年的水准。
杨先生回忆，他在学校里的功课觉得还可以，成绩属于班上中等偏上，数学水平也是大概如此。平时算术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遇到了鸡兔同笼问题，或者一个管子放水一个管子进水这类工程问题，就有些不甚理解。老师讲过之后，才清楚一些，知道鸡兔同笼题中的头和脚应该怎么转换。可是到了他自己思考这类问题时，好像又弄不太明白。七十多年后，杨先生对此记忆犹新，他觉得，可能当时年龄小，对那些概念较难理解。迎战小升初考试，他和班里几个同学约在一起复习功课，时间不短，花了较大力气。
南通中学是南通最好的中学。当年江苏省在每个地方设立一所省立中学，就像苏州中学、扬州中学一样，人们都称作省中。那时候南通及周围郊县，学习好的学生都来报考南通中学。每年大概1500名考生，录取200名，相当于七八个考生录取一人，竞争激烈。杨先生当时也没有把握，家人认为他这么小，也不觉得有什么把握。最后考上南通中学，他是比较高兴的。
杨先生自谦小学成绩还算可以，运气比较好。初一时数学仍是算术，只是复习而已，还没学到代数，只是比小学算术提高了难度，比如数的开平方开立方，以及一些相对复杂的应用题。直到1951年秋天，上初中二年级，数学分为代数和平面几何。本来代数和平面几何是分开学的，先学代数，再学几何，但当时学校将这两门课并行同时教学。在他看来，小学算术学的都是数字，而代数是用字母来表示数字，觉得很新鲜。当时南通小学都没有英语教学，上初中才开始学英语。用英文字母也可以用来代表数字，可跟数字一起进行运算，他觉得代数特别有意思。尤其是学习了方程之后，原来很多复杂的应用题，可以设立未知数，列方程来求解，把它变成标准化，或者程序化，应用上是化简了。一些原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现在只需设一个未知数，用一个方程，就把应用题中的复杂关系表达明晰。代数如此有趣，这样使他对数学倍感兴趣。几何也是门新科目，它有严谨的规律，有平面图形，而且推理严格，每一步都要说明出依据是什么公理或定理。因此，初二的代数和几何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
同时因年纪稍大一点，少年杨先生渐渐懂事。1951年底他已12岁，开始知道如果学得不好，以后影响上高中和大学，也甚至都会影响到长大工作。
杨先生上中学时，正处于新旧社会剧烈变化期。1950年以后虽然政治运动偏多，但社会呈现出蒸蒸日上景象。这种环境也对学习会有些影响，但他觉得影响还不大。
杨先生初二以后喜欢上数学，这一点与大数学家丘成桐先生一样。他是初二学习平面几何后，发现几何从有限的五条公理出发，能推导出那么多定理和规律来，每一步推理过程是那么的严谨，令人惊叹不已，从而数学兴趣与日俱增。
谈到平面几何，杨先生认为，欧几里得几何体系是人类在数学思想上的一次飞跃，在2000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思想体系，真是了不起。这点像古代孔夫子，他能够将许多思想汇聚在一起，是一个富有思想的人。当然，欧几里得几何跟孔子理论还不一样，它是一个科学逻辑的系统，2000多年来数学理论不断发展的源头。这一思想体系绵延至今，就如中国哲学思想大多成熟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从本质上说，无论是数学逻辑还是人文思想，殊途同归，都在追求真善美，只是方法方式有所不同。在现有逻辑框架下，数学是可以被精确描述和准确表达出来的科学理论体系。
杨先生十一二岁时就能想清楚为什么要努力学习，将来要上高中上大学好工作，这在当时也只有少数早慧的孩子，才会有这样的觉悟。时代不同，现在的许多孩子生活条件好，没有经历饥饿、贫困和挫折，想当然现在的一切美好都是自然而然的。孩子们不太理解这些都是他们祖辈、父辈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刻苦拼搏而得来的。让孩子们多了解一些大科学家的成长历程，减少游戏或者手机信息对他们的影响，也是杨先生在思索的一个问题。
杨乐先生夫人黄且圆教授经典遗著《大学者》（2013年3月，科学出版社出版）
年轻人要多读《大学者》这类著作
杨先生的夫人黄且圆教授生前，花了很大功夫，研究一类大科学家（例如，植物学家胡先骕，电子学家孟昭英，数学家陈省身、丘成桐、王元，物理学家彭桓武，水利学家黄万里等）的生平逸事，对当时健在的陈省身、彭桓武、丘成桐、王元等先生，进行过深入的访谈。
她的父亲、清华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和清华电子系教授孟昭英先生是邻居，后者曾教过作者英文。家学渊源的黄教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长孙女），以平和深刻、真情丰沛的笔触，写出了七篇重在揭示大科学家人文精神的传记，旨在提醒科学家要重视文史哲方面的修养，以及这些修养在他们成为大师，在专业领域做出重大贡献时所发挥的作用，深刻地回答了如何成就大师的时代命题。这些文章发表后，广受好评。承蒙黄教授和杨先生的信任，我策划编辑这些文章而成《大学者》一书，2013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令人痛悼的是，黄教授在2012年3月不幸因病离世，这部大作竟成了她留给后人的最后遗著。
这部书首印量不大，没多久即告罄。许多读者希望再读此书，我向杨先生申请授权再版，他爽快地答应了。
谈到亡妻的遗著，杨先生的话匣子打开了。关于这本书，如果有机会再版，而且发行量大一点的话，他觉得是好事。如果社会都去过多地关注演艺明星，青少年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娱乐上，这是不好的现象。
他深情满怀地回忆，“黄且圆采访的几位学者，累积的材料和构思，我知道她是下了功夫的。一方面她过去对这方面工作感兴趣，文学功底比较好，再加上她受过很严谨的数学科学训练。她写陈省身先生的文章，陈先生看了好几遍。他的秘书和身边较亲近的人都说，国内外有很多人写陈先生，但黄且圆写的这一篇陈先生印象最深，很满意。他逝世前的2003年，还特地约了黄且圆，去天津南开的陈家做客再聊。由此可见，陈先生对这篇文章是非常认可和欣赏的。
她写的其他几位科学家也比较成功。比如说，彭桓武先生是中国理论物理界的权威。有一次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党委书记跟我说，在庆祝理论物理所成立40周年所庆时，他们特地把黄且圆写的这篇文章，作为重要的纪念文献，收录在所庆的文集里。”
黄教授写的文章不像是一般记者的采访稿。她收集资料，反复地研究这些人物的资料，每有自己独到的心得。作为编辑，我对此深有体会。杨乐先生觉得，“一是她特别注意选什么样的人物来写。比如说，陈省身、彭桓武、丘成桐、胡先骕等等，她都很注意所选择的科学家，把收集这些人物的资料，仔细研读，反复分析揣摩。其中健在的学者，她就认真去访问。她下了一番大功夫，把这些资料跟她采访到的内容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经过多番思考，才下笔写出文章。现在像她这样下大功夫写文章的人不会很多，所以我赞成再版这本书，年轻人读后会有所受益。”
杨先生颇为担心现在年轻人受手机信息的影响太大了。他举例子说，自己每次到办公室，一上电梯，如有年轻人同乘，他们常常低头在看手机信息。手机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参差不齐，而年轻人大多都缺少分辨能力。虽然不能一味责怪那些刊发手机信息的小编，他们为生计所迫，不可能深入地去研究所编辑材料的真伪，经常会有一些不负责任、错误频出的内容。现在手机和自媒体上的很多文章，来源不清，好多经不起推敲。有的自媒体平台不严谨，将道听途说、未经核实的内容发表出来。虽然他们自己信以为真，可事实上往往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现在互联网平台开放，人人都方便发表意见。海量信息如果不经专业编辑加工，难免良莠不齐。自然界的噪音比悦耳的音乐多，本是常态。然而，真正的音乐是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士智力生产出来的，而噪音则是自然界物种可以随意产生。读书多而有相当高造诣的人，能够分辨出信息的好坏。而对大部分人，尤其是青少年来说，他们不知道这些信息的来源真假。甚至少数内容发布者心存不善，滥发信息以达目的，说白了就是去骗钱，必然会引起许多人上当受骗。
杨先生的担心，更令人觉得引导孩子有机会多读好书的重要性。杨先生读过黄延复先生和我合著的《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他觉得，梅校长为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可惜现在像他这样的人太少了。我们也派出很多留学生，有的在专业上造诣不错，但在为人方面，缺乏当年老辈学者的修养。像梅校长有这样君子修为的人，主动积极为国家做贡献的人并不算多。因此，现在弘扬梅校长的精神，很有现实的意义。
杨乐先生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左）
在课堂上学好主课
今年七月，教育部出台给全国中小学生“减轻作业负担，减轻课外辅导负担”的“双减”政策。双减政策的目的，是要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双减政策的初衷，令人期待。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比如，学生怎样在课堂上提高效率，尽可能在课堂上掌握学习内容？对于天赋好的学生，学习效率高，减负影响不会太大，但如何发展兴趣自我提升呢？对于学习有一定困难的孩子来说，仅靠课堂学习肯定是不够的。如果不让课外补习，这些孩子怎么办？怎样去区分出确有天赋和兴趣的孩子，尤其是数学能力，以便因材施教，以利成才？
杨先生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是针对现在的中小学学生。对于小学生来讲，可以不对他们提什么要求，家长也不要过早地就要求孩子得如何如何，因为上小学的孩子年龄还很小。
一般的，多数孩子要到12岁左右，也就是进入初中之后，才开始明白一些努力和认真学习的道理，知道这跟今后自己进一步的学习和工作关联度大。在小学时，主要让孩子能够完成正课的学习，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讲，老师留下一点作业，可在校内就完成。当然小学生现在减负，留的作业也比较少，孩子应该在学校就比较好地完成了。
到了中学以后，数学就有代数、几何、三角这些科目。丘成桐先生还特别提出，希望数学程度好的学生，应修学一点微积分。当然，这要看教学条件和老师如何讲解微积分。
微积分过去的老讲法，比如1949年以前，是按照中学数学思路去讲的，如果自己自学也还可以。但是现在微积分的讲法，理论性和概念性强，常从抽象的角度来讲解微积分，这就跟初等数学的代数、三角很不一样，纯理论和纯概念的东西非常多，实际上这是高等数学的特点，与初等数学大不相同。因为有这样的差异，所以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之间的衔接，对学生来说并不太容易。包括美国几所常春藤大学的学生，他们学习微积分时，老师以高等数学思维教学，很多学生刚开始也不能完全适应。
杨先生在北大学习微积分时，没有感到什么明显的困难。但是有相当多的同学（可能超过一半），都觉得比较困难。他们当时能考进北大数学系的，数学水平已经是优中选优的学生，也学得这么费力和困难，甚至他们思想上还有波动，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太适合来北大学数学。所以当时北大就请华罗庚先生来做演讲，讲解数学学习方法，提高杨先生和同学们学数学能力，增强学好数学的信心。
杨乐先生陪同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左）
跟专家请教，选择好参考书
国家出台“双减”政策，杨先生觉得非常重要。无论如何，孩子应该把主科内容学好。
减负政策出台后，孩子要重视课堂上的学习，我们自然而然就聊到现行的中小学教科书。杨先生对现在中小学数学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编写质量充满了担忧。
现在的数学大纲和教科书编写得并不理想。他举例说，有一段时间，北京（可能还有全国一些地方），请了某大学数学系某教授来主持编写中学数学教材。该教授比杨先生岁数大十来岁，数学水准不错，是个老好人。
参与教材编写的老师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比如，有一种意见是数学教材观念要现代化，中学数学过去学到微积分还没到牛顿时代，停留在16世纪以前，甚至几何学停留在更早的古希腊时代，所以太不现代化了。可有人提出另一种意见，比如说几何证明比较多，应该去掉一些内容，可以应用性的测量什么来代替。该教授是老好人，觉得按照大家各式各样的意见有道理，就想尽量把这些意见都能揉进去。原来数学教材是有自己的体系的，是个完整的系统。现在这样一来，就把原来的体系打乱了，既有现代数学观点，又穿插一部分实用的知识，诸如优选法和统筹法这一类内容。各色各样的内容倒是丰富，但教材理念是零乱的。这样的教材，怎么让学生练好数学基本功呢？
杨乐先生说，过去无论是几何，或者代数，或者三角，都得要花相当大的力气来教最基本的一些概念。现在数学教材被这些杂七杂八的内容穿插进来，这里分一点那儿挤一点，原来的数学内容就被削弱得非常厉害，再加上课时只有原来的一半，这样子学生也没法学好，老师也没有办法教好。这是源头——大纲和教材不够理想，教材是根据大纲来编写的。当然，教育部教材研究中心的教研人员也没有花力气去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
由某教授编写教材，他本人水平还可以，本可以编出好的教材来，但是因为要听取各方意见，希望能够都包容在教材里，而影响了教材的质量。国内中小学数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基本上没有向造诣高深的数学家，征求意见的习惯。至少杨先生从来没有被“打扰”过。
一些教育学的研究权威，在主导教材的编写。从事数学研究已经超过半个多世纪的杨先生认为，编写数学教材，重要的是要看编写者的数学素养和数学史识，而不在于他的教育学研究水平。如果教材作者对整个数学思想和数学历史都不甚清楚的话，写出教材难免会有问题。
对于学生来说，当下要学好的办法就是掌握好课堂上的学习内容。现在老师布置的作业可能少了，就像杨先生当年老师布置的题目量少而且相对容易，在课间的一点时间就可以做完。对于那些程度比较好的学生，课后还有大量的时间。像杨先生上中学时，下午到3:30-4:00以后，就基本上没有正规的课程，即可在校自修，走读的同学甚至可以回家，而且到晚上还有更多的时间。对于这部分学得较好的同学，杨先生建议，如果能力比较强，那么可以自己找一些参考书来看。
因为现在数学参考书特别多，孩子主动找书其实还是有些困难的。杨乐先生说，最好找他们的老师，或者找专家请教。老师或者专家对孩子的学习情况比较了解，可以给他提些专业建议，孩子自己有时并不太清楚应多学些什么。当然，对于能力超群的人，也可自己挑选参考书学习，最后也能自成一体，形成自己的风格。在数学历史上，极少数的数学家就是这样成才的。通过这样方式学出来的水准和本事，都特别高，但这只是极少数甚至个别的案例。一般地，还是建议请教老师或者有关专家，引引路，提些建议。
2002年8月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来华访问，杨乐先生和夫人黄且圆教授陪同
学术无问西东，向高手学习
杨先生说，1950年代中学教科书到大学教科书，包括一些参考书，大都是参照苏联教材体系编写的。中学教材虽然不是直接逐字逐句从苏联教科书组织翻译过来的，但是按苏联的体系和写法来编写的。大学教材完全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材翻译过来的。当时苏联的数理化教材体系比较先进。
十月革命前，苏联有一批数学家（物理化学的情况也差不太多）在法国、英国、德国等西欧数学强国学习。当时法国和德国是世界数学中心，而且科学和艺术也是很强的。美国是二战之后，数学才发展起来的。美国的经济实力明显强得多，能够给学者们的报酬比欧洲的高，许多人才都被吸引到美国去了。在二战前夕，希特勒排犹，驱赶犹太人，一批杰出的学者都跑到美国去了。苏联一批老数学家大都是过去在西欧训练和培养出来的。苏联也有几位本土成长起来的高水平数学家。十月革命后，其他人的待遇比较差，但对这些学者一般都保证了较高的待遇，这样他们能够继续做些较高水平的工作。
杨乐先生不无遗憾地感叹，“国内那时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和尤其是后来的文革，政治运动对科学研究干扰得太厉害。要不然如果让大家自由发挥的话，我们也能够比较好地发展起来。1950年代后，有些人到苏联和东欧留学，这些人相当多的水准还是比较好。中苏关系一紧张，这些交流也就中止了。
如果丘成桐一直在香港，他虽然可以做出成就，但不太可能有现在这么高的造诣，做出这么多出色的工作。”
诚如杨先生所言，丘成桐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念大二时，遇上一位刚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博士的老师，才使他了解到现代数学是什么样子。到了伯克利后，他接触到世界第一流数学家，整个学术视野和格局打开了，再加上天赋和勤奋，他的学术光芒很快就闪耀出来。丘成桐先生当年去美国念研究生时，中国正在大闹文化革命，基本与世界绝缘，杨先生和同事们根本就不了解国际数学在忙些什么。没有中外学术交流，这样的环境怎么能够做研究呢？
杨乐先生在办公室
不知不觉，一上午就悄悄地溜走了，到了我向杨先生道别的时刻。耄耋高龄的杨先生依旧精神奕奕，站起身，微笑地送我出门。
我每次带着问题来，都有满意的答案，这次也不例外。这样美好而永恒的时光，杨先生还会给热爱他的人很多很多。
10月28日，本文初稿写成后，笔者传给杨先生。他看完之后，在微信上回复，有些地方宜作修改，并约笔者次日在时间合适时再电话交流定稿。29日上午9点后，杨先生在办公室给笔者打来电话，逐字逐句地念着文稿，遇需修改之处，则停下来讲解，提出修改意见，我们确认后，他再继续念稿，前后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比如，江苏省南通市在笔者的印象中是比较固定的说法。杨先生耐心纠正，当时南通是个县，旧称通州（南通州），因北京也有通州（北通州），后就改为南通。
已经82岁的杨先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严谨精神，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是他的数学人生之态度，令人感怀无比。
注：本文节选内容曾刊载于2021年12月18日《北京青年报》第8版。
[1]另一项工作是陈景润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
[2]王元（1930-2021），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为《数海沧桑——杨乐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8年3月）所作序文如此评价。
附【瀚林智库作者简介】——钟秀斌先生，资深媒体出版人
钟秀斌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理学硕士。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学者，南开大学创始人（前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研究会特邀理事。合著出版《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梅贻琦画传》，主编《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冲击与反响、触摸时代的灵魂、从身份到契约、必然和偶然）》《顾毓琇：中国的文艺复兴》《李四光和他的时代》《大学者》《茅以升：通往现代化之桥》《未来30年中国改革大势》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