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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圆几十里的村子里，独独姥姥村有这种红叶芭草，这种草总是成片成片的生长，散布在村子的四周围。从外表上看，红叶芭草和芦苇差不多，只是它的杆长而硬，很有韧性，不像芦苇是中空的，村里人都用它来盖房子，结实而又保暖。
每年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红叶芭草也随着春风的呼唤，从地里顶出了嫩嫩的幼芽，一场春雨，它便长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当红叶芭草开始抽穗的时候，村里的小孩子们便跑去拔“地古”，即剥开红叶芭草外面包着的叶子，把里面的穗抽出来，白白的、嫩嫩的，吃进嘴里很甜、很甜。到了秋天，红叶芭草成熟了，黄色的杆子，红红的叶子，头顶上顶着雪白的穗花，远远望去，白白的如一床厚实而温暖的大棉被。清风吹过，雪白的穗花随风而舞，顷刻便万里飞雪，那番景象壮观而又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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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每次去姥姥家，我总选择秋天，因为那时是红叶芭草最美的时刻。小小的我总喜欢在红叶芭草丛中钻来跑去，追逐着满天飞舞的穗花，有时也会折一支红叶芭草握在手中，嘴里“呜呜”地叫着，边跑边拍打着身边的穗花，于是，又是一阵满天飞雪。每次我总是玩得乐不思蜀，每次也总是姥姥踮着一双小脚，把满头满身都是白色花绒的我从草丛里拎出来，一边数落我一边为我拍打着满身的花绒。然后，一老一小便在夕阳的余辉中回家了。
这一切都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美的篇章，然而对于妈妈来说，她童年里的红叶芭草却是与苦难相连的。听妈妈讲，那是47年，当时我们的军队叫新四军，正同国民党军队开战。姥爷随我们的军队抬担架去了，家里只剩下姥姥、妈妈、舅舅和年迈的老奶奶。那年妈妈七岁，舅舅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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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村里一响起紧急的锣声：国民党要进村了。这时，全村的人便扶老携幼往那片红叶芭草地跑。姥姥背着老奶奶，妈妈一手拉着舅舅，一手拽着姥姥的衣角，边哭边被拽着踉踉跄跄跟着大人跑。也就是那个时候，舅舅落下了腿疼的病根。全村人跑到红叶芭草地里，把草压倒成一个个小窝窝，三、五家围在一起，藏在里面，直等到国民党军走了，大家才又回到村子里。就这样，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红叶芭草使全村人躲过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扫荡。
现在听妈妈讲起这些只有在电视里才看得到的情景，我总像是在听故事，毕竟那些年月的事离我们太遥远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父辈们经历的苦难和风雨，我们无法体会，而只有红叶芭草年年岁岁在被炮火洗礼过的土地上，繁衍、生长，真实的、永久地记录着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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