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控制，让“随大流”的人更易成功
无论我在不在工作，我都是一个心理学家。对我来说，心理学就像是一个“滤光器”，因为无论是在审视生活中的问题时，还是在阅读时，抑或是在观看真人秀电视节目时，我总会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因此毫不奇怪，我偶尔会检测我儿子的社会脑的发育情况，而且会比绝大多数“父亲”做得更细致。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没有把儿子放进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也从未把脑电图的电极连接到他的头皮上（只是暂时没有），但是我确实一直非常关注儿子在社会脑发育的各个关键时间节点上的表现。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几乎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婴儿就已经开始模仿他们的父母亲，但是我儿子伊恩在出生的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进行模仿活动。另外，婴儿通常能在大约两岁时通过镜像自我认知测试，但是伊恩在6个月大时就开始痴迷于自己的影子了。当伊恩两岁半时，他就通过了“莎莉—安妮错误信念”任务的变体“蝙蝠—钢铁侠”（Batman-Iron Man）测试，但在另外几个心智解读能力测试中，我们却无法观察到类似的结果。不过，在评估我儿子的社会脑发展情况时，我最喜欢做的一个测试却是“冰棒测试”（popsicle test）。
我们一家住的地方距离南加利福尼亚的迪士尼乐园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因此，伊恩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迪士尼乐园的“熟客”了。当他两岁时，我们第一次带他去了迪士尼乐园，尽管我们是早上8点最早进入乐园的一批旅客，但是直到晚上11点，伊恩还不肯离开，那天我们几乎是拖着他走出迪士尼乐园的。很显然，对他来说，这一天绝对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800天里最美妙的一天，而且我敢打赌，这一天很可能也会成为他整个人生中玩得最纯粹、最快乐的一天。因此，到后来，当迪士尼乐园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口号——“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时，伊恩早就深有体会了。
在伊恩满3岁前的一个月，我们问他，是选择举办一个生日派对还是选择去迪士尼乐园玩两天。他回答这个问题只花了两秒钟的时间——答案当然是去迪士尼乐园。这样，到了他的生日的前一天，伊恩已经迫不及待了，可以去迪士尼乐园玩，这个想法令他激动不已。但是很显然，除了想着第二天就可以去迪士尼乐园玩之外，他也在想着其他事……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因此，我决定对他做一个冰棒测试。那天，伊恩刚刚吃完晚饭，就要求来一根冰棒作为甜点，娜奥米从冰箱里拿出了一根冰棒，剥开了冰棒纸，在她正要把冰棒递给伊恩之前，我叫住了她。
“伊恩，我们明天要去哪儿呢？”我问。
“迪士尼乐园！”他非常兴奋地回答道，双臂在空中挥舞着。
接下来我问了他第二个问题。当我问这个问题时，伊恩双眼紧紧地盯着这根冰棒：“伊恩，如果你只能拥有这两样东西中的一样，你愿意选择哪个？你是愿意马上吃到这根冰棒呢，还是明天去迪士尼乐园？现在你只能在这两者中选一个，你会选哪个？”我们把整个过程都录了下来，因此你可以看到，在我问了这个问题后，有那么一会，伊恩的脸上出现了困惑的神色。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这两样东西都是他非常渴望得到的，不过现在他只能拥有一样。沉默了一会后，我们就听到他清脆而欢快地回答道：“我要冰棒！”
尽管迪士尼乐园是伊恩在这世界上最喜欢去的地方，但是他还是愿意为眼前这根冰棒放弃在迪士尼乐园玩一整天的机会。比起在迪士尼乐园游玩能够给他带来的快乐，这根摆在他面前的冰棒更能引起他的注意。此时此刻，他根本就无法抗拒这根冰棒的诱惑，尽管与在游玩迪士尼乐园时可以得到的快乐相比，冰棒给他带来的快乐并没有那么强烈。不过，最终我们还是带他到迪士尼乐园去玩了（我们没有那么狠心）——迪士尼乐园当然比一根冰棒好多了。
棉花糖实验
你可能已经发现了，我这个“冰棒测试”是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5]的著名的“棉花糖实验”（marshmallow test）的现代变体，即让人们在一个较小的即时奖赏与一个较大的延期奖赏之间进行选择。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检验的是3～5岁之间的学龄前儿童的“等待能力”：当一个不那么理想但能够马上得到的替代奖赏摆在了孩子面前时，他们是否愿意为稍后更令人满意的奖赏而等待。最著名的一个实验是用棉花糖和摇铃来实施的。孩子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并且被告知实验主试将会离开房间，如果孩子们能够一直等到他回来（15分钟之后），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两颗棉花糖。然而，孩子们也可以选择在任何时间摇铃让实验主试提前回来，但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就只能得到一颗（而不是两颗）棉花糖。
考验意志力的比赛开始了。所有孩子都没有在节食，所以对他们来说，棉花糖越多越好：所有人都更愿意获得两颗棉花糖，而不是一颗。虽然他们的目的一样——在整个等待期内都能一直坚持住，不过真正做到的却只有不到1/3。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平均而言，孩子们在放弃等待之前大约能够坚持5分钟。这些年来，米歇尔找到了多种方法来帮助孩子们坚持得更长久（以获得最多的棉花糖）。用棉花糖的照片代替真实的棉花糖极大地延长了孩子们所能坚持等待的时间。从根本上说，孩子们更能抵制住的是想要棉花糖的想法，而不是真实的棉花糖（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奖励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棉花糖）。象征性的替代品总是没有真实的东西那么诱人。米歇尔还研究了孩子们是如何用不同方法增强自己的意志力的，以便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提高成功获得更多棉花糖的概率。
即使棉花糖就放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如果孩子们掌握了如何考虑这个与棉花糖有关的问题的技巧，那么他们就能展示出非凡的等待能力。如果孩子们的精神专注于棉花糖的其他一些与“吃”毫无关系的方面（比如，“棉花糖的颜色与云朵一样”），那么他们就能显著地延长等待的时间。最令人震惊的是，如果孩子们能够把放在他们面前的真实的棉花糖想象成只是一张棉花糖图片（而不是真实的、美味的棉花糖），那么他们所能坚持等待的时间要比放一张棉花糖图片在他们面前并假装它们是真实的棉花糖的时间长三倍。这就表明，在适当的情况下，心智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在美国，决定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少年的未来的最关键时刻通常是：弄清楚自己准备申请（或不申请）上哪所大学。与进入格林代尔大学相比，进入乔治城大学将有更多打开通往成功的大门的机会，也将获得更佳的声誉，并且通常还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而这反过来又能扩大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的扩大或许还能让一个人买到更好的房子，享受带薪假期。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高中平均绩点和学习能力倾向测验的分数极大地影响着他们进入任何一所心仪的大学的可能性。
延迟满足能力会对高中生的平均成绩和学习能力倾向测验成绩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对学龄前儿童进行了棉花糖实验很多年之后，米歇尔得到了他们在学习能力倾向测验中的得分，并对他们在这两次测试（验）中的成绩进行了对照分析。米歇尔发现，那些在4岁时能够坚持等待更久的孩子在以后的学习能力倾向测验中获得的分数也更高。实际上，与那些只坚持了30秒就放弃的孩子相比，那些能够坚持等到实验主试回来的学龄前儿童在学习能力倾向测验中的分数整整高出了200点。最近，安吉拉·达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也在一项研究中发现，通过一个人的延迟满足能力，比通过他的智商更能预测出他的高中平均成绩。
上面这些发现表明，一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对他的学业成绩有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结果则显示，自我控制还是一个人能不能过上美好生活的关键因素。那些拥有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的人将会获得更高的收入、更高的信用评分、更健康的身体，而且不管是在孩童时代还是成年以后，他们都拥有更强的社交能力。简而言之，他们的生活更加幸福。
自我控制能力显然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资产之一，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它与社会脑有关。我们即将讨论到这一点，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还要先弄清楚所要讨论的自我控制的真正含义。自我控制通常涉及一系列我们想要预防出现（或出现后试图中止）的冲动、强烈的欲望或者反应。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冲动和情绪反应至关重要，它们能够引导我们通向理想的结果、远离危险的境况；但另一方面，它们似乎往往是自我导向的，因此常常需要被克制。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无论是打消凌晨两点起来吃片比萨的愿望，或者是克制住自己把对老板的真实想法告诉他，抑或是在游览伦敦时克服驾车时靠右行驶的强烈冲动，你都得把自己时不时冒出来的习惯性反应压制住。
当你觉得自己的目标正是努力克服这些不良反应（哪怕是其中之一）时，那便是在自我控制了。为什么自我控制能力与高中平均成绩有关系呢？或许是因为那些能够克制自己的冲动，不会长时间沉溺于电子游戏而把时间用于做家庭作业的孩子，在学校里也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为什么自我控制能够提高学习能力倾向测验的成绩呢？部分原因是，当一个人在参加无聊透顶的学习能力倾向测验以及在为测验做准备时（这种准备工作同样无聊），自我控制能力能够帮助他坚持到底。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人不会在思考第一题的答案时去看第二题的题目——这种做法便是由想早点结束考试的冲动所导致；自我控制能力强的孩子会聚精会神地思考每一个问题，直到自己确信自己已经有了最好的答案为止。
自我控制能力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从根本上讲，我们在同一段时间内只能进行一种类型的自我控制，试图一次性主动控制两件事情（比如，拒绝比萨的诱惑和背诵一首诗）非常困难。更奇怪的是，依次进行两种类型的自我控制也会出问题。如果你在一个非常搞笑的场合试图努力忍住不笑，那么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你将很难集中注意力去完成一个模拟测试。
为了解释以下这个发现，即自我控制疲劳会削弱之后的自我控制能力，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托德·海瑟顿和凯瑟琳·沃斯（Katherine Vohs）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自我控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像肌肉一样。他们认为，自我控制疲劳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自我控制“肌肉”会变得疲劳，需要时间恢复。同样的，肌肉一次只能做一件事，而像肌肉一样，自我控制能力虽然强大，却也是有限的。从这种“肌肉假说”进一步扩展，我们还可以这样说，自我控制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地运用而得到加强。举重在短期内会让肌肉精疲力竭，不过从长期来看却能够让肌肉变得更强壮。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自我控制肌肉”上。
大脑的制动系统
上述关于连续自我控制的研究结果让人惊讶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所完成的前一种类型的自我控制与后一种类型的自我控制之间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很难让人相信这两种类型的自我控制实际上都依赖于大脑内部的同一个过程。当你尽力控制自己不对喜剧演员所讲的笑话发出笑声与集中注意力答题，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假设你在伦敦，在前往参加一个非常令人厌烦的商务会议的路上，你得服从靠左行驶的规则，为什么这会影响到你让自己保持冷静的能力呢？
在我们进行各种不同类型的自我控制时，虽然多种大脑机制都在发挥作用，但只有一种机制是在几乎每一种情况下都会发挥作用的。大量研究表明，大脑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简称VLPFC），尤其是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rVLPFC），在我们进行各种类型的自我控制时都比较活跃，而且，这个脑区的激活程度与我们在进行各种类型的自我控制时所感受到的体验无关。
前额叶皮层区是唯一一个位于大脑右半球的部分比位于左半球的部分还要大的脑区，但是，这种不对称性是在青春期晚期，即当自我控制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后才出现的。由于这些原因，把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说成是大脑制动系统的核心轮毂显然再恰当不过了。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着人们进行自我控制的不同路径来一次小小的旅行吧，由此来体会一下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参与自我控制的过程。
运动自我控制（motor self-control）。心理学家最喜欢的一项运动自我控制任务是前进/停止任务（第3章中讨论过的停止—信号任务正是这个任务的变体）。在这项实验中，被试会看到计算机屏幕上无休止地出现一系列字母，大概每秒钟一个，当每个字母出现时，他们被要求尽可能快地摁下一个按键。每一个字母出现时都必须这么做，除非出现了一个被预先指定的作为“停止前进”信号的字母。
当这个字母出现时，被试什么也不能做（这就是“停止前进”的意思）。这个任务的难度相当大，因为“停止前进”字母出现的时间只占总时间的15%～20%，因此被试很容易形成大约每秒钟按一次键的习惯，当“停止前进”字母出现时，被试必须克服这种优势运动反应。虽然根据指示，被试在“停止前进”字母出现时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与其他字母出现时相比，被试通常都会觉得克制自己不去按键非常困难。
在无数这类研究中，科学家们都观察到，在停止前进实验轮次中，当被试成功地克制住自己没有按键时，他们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这个脑区通常也被称为右侧额下回[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的活跃程度明显增强了。在另一项研究中，科学家们让不同脑区受到损伤的病人来完成这个任务，结果发现，只有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区受到损坏才会影响停止前进任务的执行。
在米歇尔完成棉花糖实验的数十年后，当年曾经参加过实验的学龄前儿童都已经长大成人，其中一些人又作为被试参加了一个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他们要躺进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完成停止前进任务。米歇尔发现，那些4岁时在延迟满足实验中表现出了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的人在成年之后，他们的大脑右半球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活跃程度更高，这个结果表明，这种反应模式可能与他们在真实世界中长期都能成功地进行自我控制的经历有关。
社交天性实验室
艾略特·伯克曼（Elliot Berkman）和我则通过实验对以下这个假说进行了检验：在进行运动自我控制任务时，被试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情况可以代表他们在真实世界中的自我控制能力。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群下定决心要戒烟的吸烟者。首先，我们对被试在“戒烟日”的前一天完成“停止前进”任务时的大脑进行了扫描——“戒烟日”是指他们选择开始戒烟的那一天。这是一场针对强大的不良习惯进行自我控制的战役，其间包含了无数次小冲突，在这场战役中，强烈的“冲动恶魔”与顽强的“自我控制天使”每天都会发生数次冲突。我们想知道的是，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是不是在帮助“自我控制天使”战胜“冲动恶魔”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获得关于自我控制冲突的即时信息，我们会在一天里数次给参加实验的被试发短信，询问他们收到短信的那一刻想吸烟的欲望有多强烈，同时还询问他们自上次收到短信后有没有再吸过烟。这些简单的短信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信息，假设你在下午2点钟收到了一条短信，在回复短信时表示自己非常渴望马上就吸上一支烟；到了当天下午4点钟，你又收到了另一条短信，然后你在回信中说，刚刚2个小时内一直没有吸烟，这就意味着你并没有成为欲望的俘虏，你赢得了这场特殊的战役。我们对被试的“每一场”战斗都进行了编码，来确定到底是自我控制取胜还是欲望赢了。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如果被试在下午2点有强烈的冲动想要吸烟，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会在下午4点之前做出吸烟的行为。不过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会严重影响吸烟的欲望与实际吸烟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戒烟日”的前一天执行“停止前进”任务时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活跃程度比较低的被试者，更加倾向于抵挡不住强烈的冲动而再次吸烟。相反，大脑右半球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反应比较强烈的被试，在我们发短信期间出现的强烈的吸烟渴望通常并不会导致吸烟行为。
对这些被试者来说，想要吸烟的强烈渴望依然存在，但是他们已经有了更好的“装备”——更加活跃的大脑右半球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因此也就更有把握打赢这场战役。这些结果表明，大脑右半球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明显与自我控制有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在现实世界能否成功地进行自我控制。
认知自我控制（cognitive self-control）。请允许我先问一个问题：在以下这个三段论推理中，我们能否从前提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结论？
所有让人上瘾的东西都是昂贵的。
有些香烟是便宜的。
因此，有些香烟并不会让人上瘾。
摆在被试面前的问题是：如果前提是真的，那么结论是否一定是真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个结论在逻辑上是恰当的，但是，参加实验的一半以上的被试都未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信念偏差（belief bias）。我们对这个三段论的结论心存偏见，是因为我们知道它在事实上是错误的。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个三段论中的大前提是假的，但这并不会使从这个前提合乎逻辑地推理出的结论归于无效。为了想象一个命题为真的世界而颠覆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是需要心理上的自我控制能力的。虽然我们不可能拥有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思想——我们的认知过程的能力，但是我们确实拥有一些认知自我控制能力，而且这种控制通常与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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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认知自我控制的神经基础，神经学家维诺德·戈埃尔（Vinod Goel）和雷·多兰（Ray Dolan）让躺在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中的被试判断一系列三段论推理是否符合逻辑，在这些三段论中，有些会导致信念偏差，另一些则不会导致信念偏差。他们试图通过这个实验观察的是，与不需要被试克服信念偏差的时候相比，当他们克服了信念偏差并给出了正确答案时，哪个脑区更加活跃。实验结果表明，能够显示出这种激活模式的唯一一个脑区是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
在另一个研究信念偏差的实验中，科学家们也观察到，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注意，不是大脑左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跃程度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被试完成任务的准确程度。此外，在完成任务时精力不集中会导致准确性的降低，也会减少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跃程度。这个结果与人们通过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进行自我控制的假说一致。
最后，在第三个实验中，科学家们使用经颅磁刺激术让电流直接通过右半球或左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让这个脑区暂时停止工作大约20分钟（对于这种技术，第6章中已经描述过了）。被试在使用经颅磁刺激术之前和之后都做了需要克服信念偏差和不需要克服信念偏差的三段论逻辑推理。结果显示，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被经颅磁刺激设备抑制了——即这个脑区暂时“受损”的被试在需要克服信念偏差的实验轮次中任务完成得更加糟糕。这个结果意味着，当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受到损坏时，自我控制能力也将受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被试战胜自己的信念偏差、给出在逻辑上正确的答案的能力更弱了。
在一项针对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默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最先发现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的实验研究中，上述结果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请读者考虑一下以下这种情景：你是宁愿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赢得10美元呢，还是愿意以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要么获得20美元，要么一无所获？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第一个确定的结果，而不会去选择由抛硬币来决定。现在再想象一下第二种情景。这一次实验主试一开始就递给你20美元，然后让你做一个选择，要么直接还给他10美元，要么抛硬币决定把20美元全部还给他或者一分也不用还。这次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抛硬币。让人奇怪的是，实际上在这两种情况下，最终的财务结果完全一样。
在这两种情景中的第一个选择都会让你比刚参与实验时多10美元，而第二个选择都是让你比刚参与实验时要么多20美元，要么一分钱都不多。人们之所以做出不同选择，是因为在第一种情景下，人们被“赢得”这个词框住了（也就是，赢得10美元或者有机会赢得20美元），而在第二种情景下，人们却跳进了“损失”这个词的框架里（也就是，失去10美元或者有机会失去20美元）。在心理上，我们对“损失”更敏感，因此我们总是设法避免肯定会遭受“损失”这种感觉。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把这种倾向称为“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
还有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探讨了哪个脑区对这种框架效应更加敏感。科学家们发现，大脑边缘系统各脑区在面对选择的框架时比面对选择的事实时更加敏感。相比之下，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则是对事实比对事实的框架更加敏感的仅有的两个活跃的脑区之一。与前述关于信念偏差的研究结果类似，这项研究的结果也表明，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与克服认知冲动有关。
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
指在心理上，我们对“损失”更敏感，因此我们总会设法避免肯定会遭受“损失”这种感觉。这种倾向被称为“损失厌恶”。
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本书第5章集中讨论了心智解读的核心——心智化系统。从很多方面来看，心智解读与观点采择是一样的。例如，在“莎莉—安妮错误信念”任务中，通过了测试的孩子能够理解莎莉所拥有的关于某些事物的观点是与他们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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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关心智解读能力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一般并不会报告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但是有一个代号为WBA的病人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深入观察与观点采择有关的脑区的机会。WBA得了脑出血，他的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遭到了损坏，而其他部位则受损极少。在一项实验中，科学家们要求WBA完成两个“错误信念”任务。其中一个任务对WBA来说比较简单，而另一个则很难，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在第一个“错误信念”任务中，WBA看到，实验主试把一个球放进了两个完全一样的容器中的其中一个，比如，他把球放到了左边的那个容器中；同时WBA还看到，同一个房间中还有一个女人也看到了这个球被放进了左边的容器中。这样一来，每个人都知道球被放在了哪里（即左边的容器中）。然后这个女人离开了房间，等她完全离开后，实验主试调换了两个容器的位置，因此这个球现在已经在右边的容器中了。当这个女人回来后，实验主试问WBA，这个女人会到哪个容器里去寻找这个球。如果是一个大脑没有受损的人，他应该会指向左边那个现在已经空空如也的容器，因为这个女人离开时最后看到的球是放在左边的容器中的。那么，WBA会怎么做呢？
而在第二个“错误信念”任务中，WBA知道实验主试把球放进了其中一个容器，但是他没有看到主试到底把球放进了哪个容器。然而，这个女人却能够观察到把球放入容器的整个过程，WBA也知道这个女人知道球放进了哪个容器。像在第一个“错误信念”任务实验中一样，在这个女人退出房间并完全消失在视野中后，实验主试移动了容器的位置。不过，在第二个“错误信念”任务中，实验主试想要知道的是，WBA自己能否搞清楚这个球到底放在哪个容器里。为了帮助WBA，这个女人回来后会给他提供帮助，告诉他自己知道这个球放在右边的容器里。虽然WBA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球摆放的位置，但是他应该推测出，她所指的任何一个容器肯定都是不对的，因为她没有看到容器已经被移动了位置。因此，如果她说球在右边的容器里，那么WBA应该选择左边的容器。
从表面上看，这两个任务是类似的，不过，WBA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其中一个任务，而在完成另一个任务时一败涂地。你能猜到这两个任务中，到底是哪一个让他觉得非常困难呢？是第一个任务！尽管他亲眼看到球放进了哪里，但却根本无法正确地完成这个任务。在这两个任务中，WBA都能意识到，那个女人将会上当受骗，因为当她离开屋子时，容器被移动了位置。虽然所有这一切他都知道，并且在第二个任务中，他在运用心智解读能力去推测这个女人的信念时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但是，当他非常清楚地知道那个球实际上放在了哪里时（在第一个任务中就是如此），这种直接经验压倒了他的逻辑推理能力，因而导致他认定，那个女人会到他自己会去找球的那个容器中去找。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损伤，使得他无法克服自己的第一人称视角，表现得如同一个两岁的孩子一样以自我为中心，好像每个人都能看到他所看到的东西，每个人都相信他所相信的东西。
最近，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试想象一下，有人问你以下这两个问题时的情景。第一个问题是，给你60美元，让你站在“乔的餐馆”前一个小时，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来乔的餐馆吃饭吧”。你愿意吗？第二个问题是，假设我已经问过了许多人，那么你认为他们中会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个提议？
心理学家们早就知道，对大多数人来说，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会使其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出现巨大的偏差。如果你自己愿意挂着这块牌子站一个小时，那么你会倾向于认为大部分人都会愿意。如果你自己不愿意这么做，那么你会假设大多数人都会拒绝这么做。这就是所谓的错误共识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因为我们倾向于认为，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会认同自己的信念和观点。换句话说，我们倾向于以己度人。有时这种倾向是合理的，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会让我们在社交互动中陷入麻烦。
错误共识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
一种“如果你自己不愿意这么做，那么你会假设大多数人都会拒绝这么做”的倾向。
为了研究错误共识效应的神经基础，我的研究生洛克·韦尔伯恩（Locke Welborn）和我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些本科生为被试，让他们躺在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然后问他们，一般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本科生会在何种程度上支持某些特定的观点（比如“学校祈祷”和“堕胎权”问题）？并请他们用1～100的数字来打分。而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通过问卷了解了每个被试在每个问题上的观点，我们也知道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本科生对这些问题的实际立场。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就能够知道，在每个问题上被试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的立场的判断是否与现实相符，或者更接近于被试自己的个人观点。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被试身上确实表现出了错误共识效应，一般而言，他们对一般学生的态度的判断更接近自己的态度，而不是现实。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比如，在克服把自己的观点投射到别人身上去（以己度人）的冲动时，有人做得好些，有人则做得很糟糕。那么，当人们在试图理解他人观点时是如何克服这种偏差的呢？实验表明，在那些推断他人的看法时能够更好地克制以己度人冲动的被试身上，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是仅有的较为活跃的脑区之一。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似乎能够帮助被试理解他人可能与自己不一样的观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两项研究都类似于对信念偏差的研究，只不过它们同时也都涉及了社会因素。当接触到某个事物时，我们立即都会产生某种特定的直观感受，但是，自我控制系统会尽力排除这种感觉的影响，而去考虑以另外的方法处理有关信息。在日常交往中，这种自我控制会不断出现，而且我们在大多数时候都运用得得心应手。但从表面上看，在类似于“前进/停止”任务这样的测试中所必需的自我控制似乎完全不同，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它们其实都依赖于同一个心理机制。
自我控制的三种主要方式
1984年的夏天，吉列公司（Gillette Company）推出了一系列广告，用于推广它新出品的除汗剂“干爽梦”（Dry Idea）。每个广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找了一位名人作为代言人，并针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列出三个“永远不要”。在这些系列广告中，最著名的或许是以丹·里夫斯（Dan Reeves）为代言人的那个，他描述了作为一个成功的教练必须做到的三个“永远不要”，丹·里夫斯是丹佛野马队（Denver Broncos）的橄榄球教练。在广告中，他摆出一个舒适的姿势，然后说道：“永远不要让记者挑选你的首发四分卫；永远不要对垫底的球队掉以轻心；不管比分如何，永远不要让他们看到你出汗。”他最后一张王牌是：“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压力的存在，但是成功者永远不会表现出来。”
这是在压力下保持冷静的经典形象，当你在某个会议上发表演讲时，你可能会感到惊慌失措，但一走到会议室外面你就会冷静下来，好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心都回到了你身上。这就是情绪调节的一种方式，心理学家称之为“抑制”（suppression）。这个术语可能有点误导性，因为“抑制”通常所指的并不是压抑一个人的情感体验，而是指一个人很好地控制着自己的面部表情、语调和身体语言，以确保他人无法看出自己的内心世界。
抑制（suppression）
在心理学上，它通常指的是，一个人很好地控制着自己的面部表情、语调和身体语言，以确保他人无法看出自己的内心世界。
如果说抑制是调节情绪的一种“暴力”方法，那么重新评价则可以说是一种更为理智的做法。纵观整个历史，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早已知道普通人有改变看待事物方法的倾向，这是他们不会因此而太多地感到困扰的原因。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就经常用这种方法化解烦忧，例如，他曾经说过：“当你因任何外界事物而感到困扰时，要记住令人痛苦的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你对事物的评价，而对事物的评价是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变的。”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村上春树则把这种观点浓缩为一句简练的箴言：“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苦难是可以选择的。”
从根本上讲，重新评价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改变了自己的视角，从而使自己对某种令我们痛苦、沮丧的事物的体验发生了变化。在许多情况下，重新评价都表现为“上帝在关上了一扇门的同时打开了一扇窗”。比如，你不幸被解雇了，但是你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原来的工作其实并不适合你。现在，你可以为快餐广告撰写“顺口溜”，那才是你一生的梦想呢。在外人看来，这种认识似乎只是一种相当牵强的“合理化”过程的结果，与那些人们经常说给自己听得过于乐观的故事一样，并不能改变现实。
然而，在心理上，我们的现实源于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或者，源于我们相信的故事）。既然你已经失去了工作，如果你能诚实对待自己，努力去寻找可以改善你的处境的方法，这种重新评价确实是有帮助的。当然，如果你坚信，你失去的就是一生梦想的工作，那么你的重新评价就很难发挥作用了。
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我经常在乘飞机旅行时进行重新评价。我不喜欢飞行过于颠簸。当遇到气流，飞机突然下降十几米时，我的身体会“尖叫”一声：“危险！”这时，我的心跳会加速，身体会开始出汗，我还会立即从飞机窗口往外看，想搞清楚机翼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对于危险的这些反应部分源于我的杏仁核。这个脑区会对情感意义进行快速评价，同时让我们从精神上和身体上做好准备，以便可以随时迅速而果断地做出反应，尽管这种决定并不一定是明智的。
当然，我得想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会通过回想一系列与湍急的气流有关的事实来抚慰自己高度紧张的神经。首先，我会想到我的杏仁核对飞机快速垂直下降这个事实的评价很可能并不准确，因为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人类的进化史上——飞机、电梯和过山车都是现代发明。换句话说，我提醒自己，我的杏仁核并不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其次，我会回忆起统计数据表明，商业航班因气流而坠毁的情况极其罕见。
这两种想法都有助于提醒我，气流导致的颠簸以及我的身体对这种情况的反应，并不能说明飞机真的出了什么大问题。除此之外，如果飞机上有无线网络信号的话，我还会再做一件事：在谷歌上搜索与“飞机遭遇气流”有关的报告。谷歌会告诉我，在美国领空范围内，飞行员今天报告的这类事件发生在哪里、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些报告全都来自安全地穿过了气流的飞行员，所以毫无疑问，他们都活下来了，这个事实会让我觉得好很多。效果很显明，当我对气流的看法改变之后，我的身体和大脑的反应也就不同了。
抑制和重新评价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抑制的长处在于让你看起来不那么沮丧，而重新评价的长处则在于让你觉得不那么沮丧。抑制更容易导致分心，如果你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启动了抑制，它将会干扰你在互动过程中的工作记忆。相比之下，重新评价则不会导致这种记忆问题。不过，重新评价通常也不宜在你情绪反应最激烈的时候进行。要进行重新评价，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头脑清醒，情绪激动则会干扰重新评价过程。抑制和重新评价对在场的其他人产生的影响也不同。你可能不喜欢自己身边的人都是一些“抑制高手”，也许是因为他们给出的情感信号非常少，也许是因为他们会显得心事重重。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被一群“抑制高手”包围时，心跳的速度会比被一群“重新评价高手”包围时快得多。
尽管无论从经验的角度、认知的角度，还是社会的角度来看，抑制与重新评价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这两者似乎全都依赖于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能否被成功激活。研究表明，当人们进行重新评价时，他们大脑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在情感活动的早期就被激活了；而当人们进行抑制时，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则是在情感活动的末期才被激活的。
但是无论如何，两者都涉及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在抑制的情况下，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与我们成功地把不希望别人看到的面部表情隐藏起来有关；在重新评价的情况下，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与杏仁核活跃程度的下降（以及自己感受到的惊惧程度的下降）有关。而且，一个人用于重新评价的时间越长，神经活动就会越多地从大脑左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转移到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这表明，大脑左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可以帮助启动这一过程，但是大部分重新评价工作则是由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完成的。
我们讨论过的各种类型的自我控制有一个共同因素：都是一种努力去克服某种东西的体验。无论是在中止手指的按键动作，还是在赞同一个你明知不符合现实（但符合逻辑推理原则）的陈述，抑或是在老板向你大发雷霆而你却尽量克制自己、忍气吞声时，你都可能会感觉到自己正在与内心深处的一种冲动或渴望相抗争。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完全无法意识到自我控制过程的启动。正如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曾经写道的：“征服女人的最好方法是让她喜爱文学。”让我们把自己的感情倾注到文字中去吧，这不仅是一种有力的宣泄，也是各种心理疗法的基础。事实证明，把我们的感情变成文字，或者，甚至只需简单地把感情说出来，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调节我们的情绪，促进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健康。而我们自己却往往无法意识到这一点。
年幼的孩子往往非常情绪化，因此我们经常会要求他们“用语言把情绪表达出来”。那些能够把自己的情绪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儿童也较少出现情绪爆发的状况，而且他们的学习成绩也较好，也更受同龄人喜欢。实验结果还显示，如果让高中生在参加数学考试前把自己对数学的“恐惧”用笔写下来，那么他们就能在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我在自己的实验室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的做法是，让成年人执行一个通常被称为“情绪标签化”（affect labeling）的简单任务，即请被试看一些图片，然后选出一个能够将每张图片的“情感因素”最恰当地描述出来的词。
例如，被试可能会在一张图片上看到一张生气的脸，然后，我们会要求他选出一个最恰当的词来描述这张图片表达的情感：是“愤怒”还是“害怕”？我们发现，当被试把一张令人不安的图片的情感因素用一个词标记出来后，他们看到这张图片时表现出来的紧张情绪明显缓解了。这种结果看似某种情绪调节策略，比如重新评价的结果；但事实上，情绪标签化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能够显著地减少负面情绪，可惜的是，人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
为了检验人们对情绪标签化这种策略的看法，我们还要求被试做出预测：看一张令人不安的图片，然后什么都不做；看一张令人不安的图片，然后把它的情感因素用一个词标记出来，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令人难受？被试几乎总是预测，情绪标签化会令人更加难受，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会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图片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当然，他们的预测是错误的。
那么，为什么情绪标签化会产生这种违背直觉的影响呢？不妨假设你患有严重的“蜘蛛恐惧症”，为此，你向专家求助，请他来治疗你的恐惧症。治疗师提出了三种治疗方案供你选择。第一种是标准的暴露疗法（exposure therapy），即让你反复看到关在一只笼子里的活狼蛛（笼子与你之间的距离只有60厘米）。第二种是重新评价疗法，你也要反复地看到一只活狼蛛，但是，每看到狼蛛一次，你都要给出一个重新评价，例如，“看着这只小蜘蛛，我并没有什么危险啊”。
第三种是情绪标签化疗法，同样的，你会反复看到活狼蛛，但是你还得说出一些可以表明你情绪的语句，例如：“我觉得焦虑不安，怕那只恶心的狼蛛会突然跳到我身上来。”在这三种疗法中，你认为哪种疗法最能帮助你克服恐惧心理，去接近蜘蛛？在一项研究中，卡塔琳娜·克坎斯基（Katharina Kircanski）、米歇尔·克拉斯克（Michelle Craske）和我研究的就是如何克服蜘蛛恐惧症的问题，我们发现，情绪标签化疗法最有效，而且，被试给出的标签越负面，“治疗”的效果越好。
就像重新评价一样，情绪标签化也能调节我们的情绪，因而也可以看作一种隐含的自我控制。那么，从大脑活动的层面来看，这种自我控制是不是与其他类型的自我控制差不多呢？当然如此。当人们给令人情绪不安的图片加标签，或者描述自己对图片的情绪反应时，他们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被激活，而杏仁核的活跃程度则下降。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系列实验，让同一批被试分别执行情绪标签化任务、重新评价任务和运动自我控制任务，结果发现，这些不同类型的自我控制都激活了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
至此，我们的自我控制之旅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无论自我控制针对的是运动冲动和内脏冲动，还是针对逻辑推理、观点采择，抑或是情绪调节，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几乎总是处于核心位置。不过，现在还不清楚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到底是通过什么激发自我控制能力的。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这个脑区（以及其他类似的脑区）是否会直接抑制其他脑区，如杏仁核的反应？又或者，它是不是能够强化某种非冲动型反应，使之可以与冲动型反应竞争？无论最终的答案是什么，都不会影响我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为什么自我控制对于社会协调（social harmony）至关重要？
“外星人绑架”思想实验
到目前为止，自我控制看起来似乎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我们运用它时，肯定会涉及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这个脑区。当我们开始解构、分析“自我控制”这个术语的含义时，社交天性就会浮现出来。“自我控制”有两个非常不同的含义，或者说，“自我”与“控制”两者可以通过两种非常不同的途径联系起来。一方面，“自我控制”一词可能意味着是我们的自我在控制着一切，即有效地实现了我们的目的。
这种解释让我联想起意志力（willpower）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尼采式的概念，说的是通过纯粹的个人心灵的力量克服一切障碍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自我控制”还有第二个含义，也是一个奥威尔式的内涵，把自我控制与自我约束（self-restraint）联系了起来。在这里，自我才是被控制的。这也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让自己的自我受到控制时，受益的究竟是谁？”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外星人绑架”。试想象一下，当你正在熟睡的时候，一个外星人把你从温暖的被窝里拖了出来，绑架到了位于太空中无比先进的神经外科实验室中。他们需要做出一个决定：或者改变你的大脑，让你永远失去所有的冲动、欲望和情绪反应；或者做另一个手术，让你永远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欲望和情绪反应。外星人思来想去之后，还是打不定主意，因此让你来做最后的选择。那么，你会选择让自己永远失去什么？是情绪，还是自我控制？这正是自我控制与情绪之间的永恒战争；也是发生在斯波克先生（Mr.Spock）和柯克船长（Captain Kirk）之间、商人和火人（Burning Man）之间的永恒冲突。
再回到这个思想实验。在多次尝试逃跑均告失败后，你开始怀疑自己最终是否会选择保住自己的冲动、欲望和情绪而放弃控制它们的能力。如果失去了自我控制，那将会是令人尴尬的，但如果没有了冲动、欲望和情绪，那无疑是毁灭性的。如果失去了这些，你还是你吗？你怎么可能知道什么事情是值得做的？如果没有了冲动和情绪，你也就没有动力去做任何事了。记住，并不是所有的冲动和欲望都是坏的——我有冲动每天都亲吻我的妻子和儿子、我有冲动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有登上山顶去看日落的愿望。这些都是美好的事物，没有了这些，我不知道生活还是不是值得。
然而不幸的是，在你做出了选择之后，事态又变得更加复杂了。就在给你做手术之前，外星人的技术一夜之间突飞猛进，现在他们一次就能对一个城市的所有居民进行神经外科手术了，而且手术是在可怜的市民们躺在床上酣睡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的。他们决定从你所居住的城市开始这种手术，但是因为你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太空飞船上，所以你现在可以免除手术之灾。你个人得到了缓刑：你不仅能够保住自己的冲动、欲望和情绪，而且仍然可以拥有控制它们的能力。但决定还是得由你来做，你必须选择是让你所在的城市里的所有人失去冲动、欲望和情绪，还是失去自我控制能力。
无论做出什么决定，你的决定都将适用于所有人，所以当你日后回到自己的城市时，这个城市或者将满是非常冲动、情绪化的人，或者将满是完全没有冲动、高度自律的人。另外还有一个补充说明：你的决定不会影响你的家人和朋友，因为他们非常幸运，在外星人做手术时，他们正在外地度假。
你将为自己所在的城市里的全部居民（但是你的社交网络中的一部分人则不在其中）做出什么选择呢？就我自己而言（我怀疑许多人都会和我一样），我为别人做出的决定将会与为自己做出的决定不同。我希望自己的冲动、欲望和情绪都能保留下来，但我也不想生活在一个挤满了冲动不已、完全没有自控能力的人的城市中。这样的人不仅莽撞，而且危险，将会威胁到我的生命安全。住在这样的城市里，就像住在兄弟会旁边，每个周末不到凌晨一点是不会静下来的。
在这个思想实验中做出以上两个假想中的决定表明，我对别人是否拥有自我控制能力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我对自己是否拥有自我控制能力的重视程度。如果这种偏好是真实的，适用于所有人，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倒转过来看。如果我看重别人拥有自我控制能力甚于自己拥有自我控制能力，那么别人也会看重别人的自我控制能力甚于他们自己的自我控制能力，换言之，我身边的人将会比我自己更关心我是否拥有自我控制能力。这也就是说，更能够从我的自我控制能力中获益的是他们，而不是我。
自我控制的受益者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其名著《单身》（A SingleMan）的开头描写了男主人公一个上午的“例行公事”。当他在早上醒来后，乔治只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几乎全无任何自我意识。尽管他有冲动，有欲望，甚至还会感觉到疼痛，不过一切都只是纯粹的经历而已。但是后来，当他看着镜子，镜中的人“一直保持着凝视的动作……直到大脑皮层再一次发出指令，镜中的人才不耐烦地开始洗脸、刮胡子、梳理头发。光着的身子必须用衣服遮盖起来……行为必须被周围的人认可……镜中的人顺从了，开始洗脸、刮胡子、梳理头发；这是因为镜中的人知道自己对他人有一份责任。在人群中，有自己一个位置，甚至令他觉得欣慰。他知道别人对他的期待是什么”。
自我控制是我们进入社会的代价。如果不克制自己的冲动，你将会在监狱或精神病院里度过一生。只有当你能克制自己的冲动时，你才被允许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且，人们之所以进行自我控制，还因为其他一些非惩罚性的激励。自我控制能力更强的人，通常能够得到更多的社会奖赏，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更大。然而问题在于，就像我们在“外星人绑架”思想实验中看到的，社会更重视的是我们的自我控制能力，而不是我们的生活质量。
约翰·列侬（John Lennon）曾经谈到过他早年接受教育时的一个故事就突显了这种冲突。他说：“当我来到学校后，他们问我，长大后想要什么。我的答案是‘幸福’。但是他们却告诉我，我没有理解他们的要求；而我则告诉他们，他们不理解生活。”列侬的老师们预设的前提是，学生想要的东西必须能反映出他们将会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因此在他们看来，列侬所说的“幸福”是一个荒谬的答案。
有多少人是在付出了长时间的努力后（这需要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才考上了医学院，然后又做了多年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这需要更加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最终却发现，当一名医生并不能让他们感到快乐。事实上，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医生都说，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他们不会选择相同的职业。大多数人都尊重医生，因为他们做的事情确实非同凡响，而且为他人带来了极大的好处。青少年希望生活富裕并受到世人的尊重，希望父母为自己感到骄傲，但是，一名医生在成为医生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自我控制能力对他人的价值可能比对自己还要高。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去追求这种他人获益比自己还要大的职业呢？从表面上看，这或许可以认为是多种偶然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推动人们自我约束，为更多人谋福利。例如，在北京，许多男人（各年龄段、各阶层）都有“袒胸露乳”的习惯，他们被称为“膀爷”。天气一热，这些人就会把上衣掀起来，露出肥大的肚子。近年来，北京一直在努力塑造“国际化都市”的形象，这些“膀爷”显然与这个形象不符。因此，政府和媒体都大力宣扬“正能量”，敦促这些人放弃恶习。这就是自我控制能够造福社会但却不一定对个人有利的一个例子。把上衣掀起来，自己会凉爽很多，但是城市形象却会受损。
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我们对那些自我控制能力更强的人普遍更加信任。实验研究表明，不论在与陌生人交往时，还是在与恋人共处时，如果表现出了很强的自我控制倾向，就更能赢得信任。另一项研究结果也显示，在恋人关系中，自我控制能力很弱的人很难保持对爱情的忠诚。
当然，对于那些自我控制能力极强的人，社会也给予了丰厚的回报，比如，诸多一流大学会向他们敞开怀抱，并奉上全额奖学金。我们已经看到，平均绩点和学习能力倾向测试成绩是决定一个学生能否被理想的大学录取的重要因素，而这两者都与自我控制能力有关。许多人都认为，学习能力倾向测试只是一个智力测试，因而也把努力进入一流大学看成一场纯粹的智力竞赛。虽然这种看法并不完全错，但从根本上说，这实际上更是一场自我控制能力的竞赛。从小学到高中，在长达13年的学习生涯中，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约束自己，克服各种分散注意力的冲动？任何冲动都可能影响你的学习能力倾向测试成绩。
大多数人都认为，学习能力倾向测试成绩是大学的敲门砖，因为它能够把最聪明的学生与其他学生区分开来。确实，这种考试的设计者确实是想用它来衡量学生的智力水平，并且试图保证不会因为多加练习或准备充分就可以获得高分。但是事实上，学习能力倾向测试成绩最终还是取决于自我控制能力，因此，学生用来征服大学的是自我控制能力，而不是智力。
各种类型的自我控制对整个社会也更有利，这一点可以从个人和社会的成本—收益方程看出来。例如，假设你是一个吸烟者，而你又想戒烟。即使你很清楚，从长远来看，戒烟对你的身体健康肯定更有利，你想成功戒烟也会非常困难。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吸烟的短期利益会与不吸烟的长期利益相竞争。这听起来似乎是“亵渎”了“利益”、“竞争”等术语，但是如果你已经对尼古丁上了瘾，那么吸烟确实符合你眼前的利益，因为吸烟的感觉要比不吸烟的感觉好得多。当烟瘾上来时，不吸烟确实会给成瘾者带来痛苦。唯有专注于不吸烟的长期利益，你才有可能克服吸烟的欲望。因此，在个人层面上存在着吸烟的短期利益与不吸烟的长期利益之间的竞争。对于个人来说，两者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对社会而言，却不需要进行这种权衡。从短期来看，社会几乎完全不会因你的吸烟行为而获益。社会既不可能享受烟草的清凉甘爽，也不可能体验到尼古丁带来的快感，更加不可能分享你在吸烟之后的快乐和宁静。对于社会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你吸烟肯定都是不好的，而且在任何时候，你不吸烟都要比吸烟好。如前所述，当我们从意志力这个维度来看待自我控制时，它会让人想起一个人拼命克服障碍，奋力前行的情景。但是，当我们从自我约束这个维度来看待自我控制时，它却使我们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自我控制的主要受益者。自我控制通常都会让具体的即时快乐与抽象的美好未来相竞争，而抽象的更加美好的生活几乎总是顺应着社会目标。因此，正如约翰·列侬所指出的，你一时的快乐并不是社会的首要任务。
在本书伊始，我们就引述过这样一种观点：进化造就的人类天生就会最大化自己的快乐、最小化自己的痛苦。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人却往往会通过克制自己的快乐、增加自己的痛苦去遵从社会规范。这种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再一次表明，我们关于“我们是谁”的理论是多么的贫乏。其实，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由弗洛伊德·奥尔波特（Floyd Allport）撰写的历史上第一本社会心理学教材就已经彻底否定了这种观念。奥尔波特指出：
社会化行为是大脑皮层的最高成就……它决定了个人不仅为个人目标，而且也为社会目标服务的倾向。它会抑制原始的、自私自利的反射性冲动，让人们做出适合社会环境以及非社会环境的行为。
第8章对自我意识的讨论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大脑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可能充当了一个特洛伊木马的角色，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它会让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内化为我们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而且这种“入侵”往往是在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进化让社会影响个人的一个狡计。
不过，尽管到最后我们可能会强烈赞同这些信念和价值观，但是它们在许多情况下仍然很难与我们的非社会性欲望和冲动竞争。正如喜剧演员路易斯·C.K.曾经说过：“是的，我有无数个信念，但是从来不因任何一个信念活着。”
与群体——如班级、企业以及社会中的其他人拥有相同的信念，能够帮助我们与他人更加和谐地相处。大多数时候，我们只需要认同他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无需采取实际行动。因此，如果“只是说说”就能够让自己被他人喜欢，那么内侧前额叶就足够了；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还必须付诸行动，这时就轮到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登场了。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激励，那么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就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平衡，使我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受社会化的信念和价值观引导，而不会受非社会性欲望和冲动的支配。
防盗绝招：贴一张“有眼睛”的海报
18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曾经提出过一整套设想，他宣称自己的这套方案能够促进“道德革新、健康改善、工业兴盛”。边沁甚至还设计了一种全新的建筑——“潘诺梯肯”（panopticon），他认为，这种建筑能够保证人们只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说到底，这其实是一个圆形监狱。边沁的计划是，让所有属于某一个特定群体的人——无论是囚犯，还是学生，抑或是企业员工，甚至是医院的病人都永远处于监控之下（在边沁去世很久之后，随着监控摄像机的普及，他的“梦想”似乎实现了）。
根据边沁的设计，整个监狱是一个圆环状的建筑，牢房建在环线位置，朝向中央方向，中央则是一个塔楼。每间牢房都是用实心墙建成的，不过，朝向中央的那一面除外，这一面要装上栅栏，因此可以把犯人关在牢房中。中央的塔楼是360度全景的，可以监视所有牢房。这种牢房可以建很多层，而塔楼则要建得比牢房更高。边沁说，这种架构让狱警“不需要改变身体姿势，就能监视一半的囚犯的动静”。
这种圆形监狱的构思确实非常巧妙。边沁认为，在理想情况下，每个囚犯都时刻处于狱警的监视之下，迫于被监视的压力和被惩罚的威胁，囚犯肯定会循规蹈矩。中央塔楼拥有最大的视野，但是要让一个或少数几个狱警时刻监视所有囚犯的一举一动，这在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边沁的解决办法是，确保所有囚犯都觉得他们时刻都处于一双警惕的眼睛的注视之下，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确实如此。因此，在建造塔楼的时候，关键的一点是确保狱警可以看到犯人在做什么，而犯人却看不到狱警在做什么。这样，犯人就会觉得监视是永久性的，他无法让自己相信其他的可能性，只能想象自己是时刻处于监视之下的，因此，“他就变成了自己的监视者”。
边沁的伟大洞见是，权力机构的时刻监视并不是保证人们循规蹈矩的唯一方法。事实上，只要让人们相信，他们是“可见的”，可能时刻被监视着，可能随时都会遭到他人的评价、审判，甚至惩罚，就完全足够了。让人们时刻处于“别人看得见”的状态下，就足以使他们通过自我控制去约束自己的非社会性冲动。
进化已经给我们的大脑布好线，使得我们天生就会启动“圆形监狱”式的全方位自我控制，即只要存在被判断、被评价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强化我们遵从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倾向。从表面上看，这样做似乎是策略性且符合理性的。如果我想去偷点什么东西，我肯定只会在认为自己不会被抓的时候才会去偷。在实施这个行为之前，我在别人面前应该表现得跟一个根本不想去偷东西的人一模一样。但是，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的，有研究表明，人们的自我控制已经超出了理性的界线。
社交天性实验室
在一项实验研究中，实验主试“不小心地”在被试面前掉了一大堆纸，然后观察他们的反应，结果表明，当被试可以看到房间里装着摄像头时，他们会主动帮助主试捡纸的可能性比看不见房间里装了摄像头时高30%（因为摄像头的存在，说明可能还有其他观察员）。在另一项研究中，人们发现，当房间里的灯光变得很暗后，被试在测试中作弊的可能性就会翻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不道德”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更低。在第三项研究中，当被试佩戴上眼动仪后（这种仪器允许主试能够跟踪被试的“目光”），他们拿眼睛去瞟墙上的色情海报的次数会下降很多。在上述这些实验中，被试是根据现实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的：越有可能被他人观察，他们就越可能循规蹈矩。
在上面这些情景中，自我控制似乎是理性的；但在许多情况下，圆形监狱式的全方位的自我控制似乎超越了理性的界线。有时，哪怕仅仅是一个“别人看得见”的抽象标志，就能够让我们谨言慎行；甚至当我们明明知道“不会有人在看”，我们也会竭力控制自己。请读者想象一下，在公司的休息室里放了一只“诚实箱”，当你从冰箱里拿饮料喝时，你得主动往箱里放钱；墙上贴着一张海报，那其实是饮料的价目表，标出了每种饮料的价格。
你喝了一杯饮料，如果休息室里没有其他人，而且你也没有听到有人走过来的脚步声，你会不会往“诚实箱”里投钱？如果是的话，你会投多少？如果墙上的海报上还画了一些花的话，对你的行为会不会产生影响？如果海报上有一双眼睛的话，又会怎么样？不是真正的眼睛，也不是安全摄像头，只是人的眼睛的照片——当然，眼睛的照片根本不可能看到你在做什么。
研究结果表明，与用花朵装饰的海报相比，“有眼睛”的海报使人们投入“诚实箱”的钱整整多了276%！在公共食堂，类似的“眼睛海报”也使乱丢垃圾的人的数量减少了几乎一半。另外，一项实验结果还表明，甚至是一张残破不堪的玩具机器人的眼睛图片都能使被试在博弈中做出更多的捐献。最后要引述的这项实验研究是我最喜欢的，它对以下两种情境下被试在博弈中的捐献数额进行了对比：一种情境是，让被试看到三个点，两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大致与人的两只眼睛、一张嘴的位置相对应；另一种情境是，同样是三个点，但是一个在上面，两个在下面（见图9-2）。实验结果表明，男性被试在第一种情境下的捐献数额是第二种情境下的三倍！
在决定是否做某件坏事之前，策略性地考虑有没有人会看到你，这也许是符合理性的。但是，一张眼睛的照片、三个摆成三角形的黑点，真的能够暗示你被逮住、被惩罚的实际可能性有多大吗？参加这些实验的人都神志清楚，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会明确地告诉你，他们很清楚自己没有被监视着，无论自己做什么都不会被抓个现形。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克制着自己的行为，就像自己可能会被看到一样。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致童年”，回想一下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吧。对于孩子来说，10月31日可能是全年最好的一天，将会有很多机会吃到大把糖果。在万圣节这一天，你所要做的就是打扮得神灵鬼现，然后敲开陌生人的大门，而你可以获得的奖品则是大把的糖果。再想象一下这个情景：那天晚上，你已经41次敲开了大门，当你又敲开一户人家的大门、那家的主人正准备拿糖果给你时，他突然接到了一个重要的电话，于是他说：“很抱歉，我得接这个电话。糖果碗就在门里面，你自己去拿一块吧，但我得去另一个房间接电话。”他走开了，留给你一个人一大碗糖果。
你会怎么做？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只拿一块糖果？或者，会不会尽可能快地把尽可能多的糖果塞进自己包里？没有人看着你。不过，这并不完全准确，还是有个人可以看到你的，那就是你自己。糖果碗的后面就是一面镜子，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举一动。这会影响你的决定吗？
当把一个孩子放入这种情境中时，他们的自然冲动的强度肯定会比平时高出很多。实验结果表明，当孩子（年龄在9岁及以上）面对这种情况，而糖果碗后面又没有镜子时，大约一半多的孩子都会拿不止一块糖果（“主人”让他们只拿一块糖果）。但是，当孩子们能够在镜子中看到自己时，只有不到10%的人拿了不止一块糖果。这是一个惊人的结果。仅仅一面镜子就能使儿童违背社会规范的可能性降低80%。这就是说，看到镜中自己的影像就足以激发大部分孩子的自我控制系统，使他们克服多拿一些糖果的冲动。
在一个世纪前，乔治·赫伯特·米德和查尔斯·库里就指出，自我意识的本质就是一场对话，它发生在我们的冲动自我与模拟自我之间，后者表达的是我们想象中的对自己十分重要的人会对我们说的东西（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冲动自我正准备做什么的话）。在我们自己的体验中，自我意识似乎是一个非常秘密的内心过程，但根据这些心理学家的观点，它实际上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想起社会对我们的期望，然后督促自己遵从社会规范。因此从根本上说，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就是自己的“圆形监狱”。
不仅是年幼时在万圣节玩“不给糖就捣乱”游戏是这样，一项实验研究的结果表明，大学一年级新生在有镜子的情况下不欺骗的可能性是没有镜子的情况下的10倍（71%：7%）。在没有任何旁人在场的情况下，人们的自然冲动是欺骗（这很显然），但当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像时，绝大多数人都能克服这种冲动。实验还表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当旁边有一面镜子时，人们更愿意做出与他人一致的行为。
其他动物也能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我控制能力，有些动物甚至能够认出镜中的自己，但是，只有人类才是天生就如此的：看到自己时，会想到别人可能也会看到自己，而这就足以令他们约束自己了。因此，我们会把自己视为能够被他人看到的自己，从而引发自我控制，克服非社会性的欲望与冲动，使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的要求一致。
许多人都以为，自我控制这种心理机制主要是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服务的，或者说，它是一种有助于控制自己生活的机制。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我控制至少还能够造福社会。我们天生就会利用各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东西提醒自己，我们是社会动物，要时刻保持警觉。自我控制能够增强我们的社会连接，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优先考虑群体的利益，而不是狭隘的自我利益。自我控制还提升了我们对于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的价值，因为通过遵从群体规范，我们促进了群体的利益、提高了群体的声誉。自我控制是社会凝聚力的源泉，因为它使得个体把群体放在自己的前面。这就是“和谐”的本质。
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一举一动都可以被他人看到、被他人评价、被他人“审判”，这就提醒我们要约束自我，从而促使我们做出各种亲社会行为，例如，不欺骗、遵从群体规范，等等。表面来看，上述三个过程（被评价、进行自我约束、遵从社会规范）似乎彼此相去甚远，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都与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有关。借此，被他人评价的感觉会转化为自我控制的意向，促使我们承担起社会责任。前面已经讨论过可以证明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对自我约束的作用的大量证据，因此接下来我们就集中分析其他两个过程。
社交天性实验室
请读者想象如下这个实验：实验主试给你100美元，并要求你来决定分给另一个参加实验的人多少钱。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人，以后也可能永远不会再遇到，但是他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就坐在隔壁房间里。他知道，你已经拿到了这些钱，接下来由你决定怎么分。你拥有对这些钱的完全控制权。那么，你会给他多少钱？你的脑海中会掠过怎样的分配方案？由于这些钱是“天降横财”，你和他都没有付出过任何努力，因此基于公平的社会规范，你应该把它平分，即每人各拿50美元。然而，你的自利动机却要求你尽可能多拿一些。当知道自己在未来不会与那个人发生任何关系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分给他10%左右的钱。
这就是曼弗雷德·斯皮泽（Manfred Spitzer）和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所做的实验中的博弈场景。不过，他们还设置了另一个博弈场景，让被试感受到遵从社会规范的压力。因此，再请你想象一下，如果另一个房间里的人在发现你只分给他很少的钱后可以决定是否惩罚你，那么你又会怎么做呢？在这里，“惩罚”的含义是，他可以付出一定代价，让你最终能得到的钱急剧减少；例如，他只需要付出1美元，你就会失去5美元。知道他可以惩罚你，你会多给他一些钱吗？实验结果显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会更加接近五五分成的规范——他们会分给另一个人大约40%的钱。
在这个实验中，当人们“遵从”公平分配的社会规范时，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想给另一个人那么多钱。如果他们真的想给，那么他们应该在不会遭到惩罚时就给另一个人40%。恰恰相反，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感到了压力，因此不得不表现得公平一些。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结果表明，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是极少数在这个过程中激活程度增高的脑区之一。当然，这个脑区同样可能因为面临损失钱财的威胁而被激活，而不一定是因为面临着遵从社会规范的压力而被激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皮泽和费尔对实验结果与被试与电脑，而不是与一个真实的人进行博弈时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结果进行了比较。
他们发现，当惩罚的威胁来自一个真实的人时，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跃程度明显更高，即使这两种情况下的博弈结果完全相同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这个脑区似乎参与了将社会制裁的威胁转化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动的过程。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看到一个人”就能够显著地提高人们对与这个有关的特定事物的评价。那些最遵从社会规范的人，其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性显著增加，而且这个脑区的灰质的体积也更大。
上面这些关于人们行为的“合规性”研究都只关注一类比较特殊的情况：当我们最初的计划或评价与周围人的不同时，我们会怎么做？“圆形监狱”式的全方位自我控制的概念表明，仅仅存在被社会评价的可能性就足以促使人们自我约束。有研究表明，只要想象别人对你的看法就能够激活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这个脑区。关于“圆形监狱”式的全方位自我控制，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发现是，只需要看到自己，即使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也可以实现自我控制。你能猜出来当你看到自己的面部照片时，哪个脑区会被激活吗？就是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当看到自己的面部照片时，就是在提醒自己应该如何看待外面的世界，这样，你就激活了大脑中负责自我约束、遵守社会规范的这个脑区。
到目前为止，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这三个功能之间的联系尚未得到系统的研究，所以这种激活模式的真正意义仍是一个谜。不过，我们可以猜测，一种非常有趣的可能性是，这些过程之所以会在进化过程中密切联系起来，目的是确保我们能利用自己对无法恰当融入社会的恐惧来有效压制我们更原始、更有力的自利动机。
行文至此，读者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离一开始讨论的那种“自我控制”相当远了。我们直觉上认为，自我控制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实现个人的目标、促进个人的利益。然而，大量新证据表明，自我控制更可能是这样一种机制，它可以让我们的行为与群体的目标和价值观保持一致（当它们与我们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有所冲突时）。有些人倾向于认为，那些“循规蹈矩”的人通常缺乏勇气和主动精神，说他们就像意志薄弱的绵羊一样，只知道随大流。然而，我们在这里的分析却表明，在某些情况下，那些拥有最强大自我控制能力的人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确实，在面对实际或想象中的可能遭到群体制裁的威胁时，遵从社会规范是明智之举，那些自我控制能力更强的人更能克服自己的冲动。
自我到底是什么
在西方，自我这一概念就像一个宝库，所有可以代表“我们是谁”的思想、感情和欲望都包括在内。做到“认识你自己”，我们就可以从所拥有的有限资源出发，寻找并创造出无数能够使我们快乐的事物，并回避那些使我们不快乐的事物。无论从短期来看，还是从长期来看，都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看法是站得住脚的。知道我喜欢什么食物、什么社交活动会让我不舒服、什么工作能够让我感到最满足，无疑是非常有用的。同样的，能够有一个关于我自己的心灵的理论也将会非常有用。
但是，从这种理论出发，我们很难解释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心智、我们的目标和信念是通过什么途径形成的、导致我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下进行自我控制的原因是什么。从婴儿时期开始，我们就生活在社交圈中，周围的人都很乐意告诉我们究竟好人想和做些什么、我们已经拥有哪些理想的特性、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然而，来自外界的这些输入，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就拥有一个特洛伊木马式的自我，就等于一场空。
这个特洛伊木马式的自我就像一块海绵，可以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把这一切都吸收进来。我们以为这些都是自己非常私人的信念，这种错误使得我们加倍努力为它们辩护。我们确实很少意识到这些信念其实是他人塞给我们的。当我们捍卫自己的信念时，其实就是在捍卫社会的信念。我们的私人信念与周围人的信念之间的对应性，使得我们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成员。这种机制可以确保其他人会喜欢我们，也能够提高社会愉悦相对社会痛苦的比例。
我们可能以为自我控制是意志力的来源。意志力推动着我们坚定地走向自己的目标。意志力也许是“易耗品”，但只有依靠它，我们才能克制自己一时的欲望，去努力实现长期的目标。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个人的长期目标几乎总是同样有益于社会的，而且社会获益的程度肯定不亚于，甚至会超过个人的受益程度。当个人的价值观与社会的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只要周围的任何东西稍稍提醒一下——我们对别人来说是“可见的”、我们会被别人评价和“审判”，就能激活我们的圆形监狱式的全方位自我控制系统，它会压制我的冲动，使我们的行为符合社会的期望。
无疑，这是一些严重违反直觉的观念。个人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社会的价值观？自我控制至少部分地体现为自我约束？自我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思考方式的诅咒？许多人可能一时无法接受这些观点。但是脑科学让我们看到了这些论断背后的基本真理，那就是，我们最深层的自我意识、最强大的意志力，主要是用于保证我们能够得到所归属的群体的青睐。和谐共处肯定并非易事，但是进化显然认为，让个体的立场和信念与群体保持一致（而不是相互冲突）是“值得的”。
读者朋友们，故事就是这样，或者至少这个故事里与神经科学相关的部分就是这样。在过去数百万年的进化历程中，我们大脑的社会化进程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加速推进。要让人类有一个可以解决各种问题的更大的大脑，进化必须首先保证大脑能够平安离开母体。这个解决方案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在刚刚出生时，大脑是远未成熟的，大脑发育的大部分过程都是在出生之后完成的。
而这必然会使得“社会连接”成为哺乳类动物的一种至关重要的适应，因为只有这样，哺乳类动物的幼崽才能得到照顾，同时也使成年哺乳类动物愿意照顾幼崽。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讨论过，这种“必然性”是通过双重机制来实现的。一方面，社会痛苦经背侧前扣带皮层和前脑岛发出一个警告，敦促我们及时化解我们的社会连接所受到的威胁。另一方面，社会奖赏通过腹侧纹状体、隔区以及各种与催产素有关的神经过程，让我们从照看他人中获得快乐，激励我们去关爱他人。
随着灵长类动物的出现，心智解读的原型就出现了。位于外侧额顶皮层的镜像神经元使我们能够去模仿他人的动作，从而能够从他人的行为中学习。重要之处在于，这些脑区似乎也是人类的运动中心，这使得我们的行为充满了心理意义。由于拥有了以背内侧前额叶皮层和颞顶交为核心脑区的心智化系统，人类成了能够理解他人行为及知悉他人想法、感情和目标的唯一动物。这种能力非常重要，因此在进化过程中它被选定为默认系统，只要不在执行其他心理任务，这个系统就会自发地启动。在这种自动复位机制的促使下，我们会更多地从社会和心理的角度，而不是从物理角度看待世界。事实上，这种复位还意味着，大脑在此期间屏蔽了非社会推理的神经回路。心智解读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它有助于我们合理地去追求我们的社会目标、强化我们的社会连接、避免社会排斥的痛苦。
进化赋予人脑的“终极武器”是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这对“双子星”。以内侧前额叶皮层为神经基础的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骗局。它所包含的东西令我们以为是私人、不可触及的，但实际上，它却是个体的信念和价值观社会化的通道。由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调节的自我控制，同样服务于一个与我们的想象完全不同的目标。自我控制能力所推动的并不是个体的目标；恰恰相反，自我控制能力通常是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而起作用的，目的是确保我们遵循社会规范和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自我意识还是自我控制能力，都不是按照我们所想象的方式为我们服务的。
不过，它们确实有利于社会协调，因为是它们使得我们在群体中其他人的眼中显得更加“可爱”、更加合群；它们促使个体努力支持群体利益，有时甚至不惜以牺牲个体的非社会性冲动为代价。当然，所有这些，都会使个体对群体更加有价值。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将群体放在首位，从而使得群体利益在与个人利益的永恒竞争中不断胜出，保证了群体的茁壮成长。
在社交圈中的生活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非常困难。我们依靠全世界最复杂的实体——其他人维持生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吃的食物、我们用来付房租的钱以及我们的幸福，全系于他人。这个体系远非完美，但是进化已经一再下了这个大赌注，让我们不断地变得更加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