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控制，讓“随大流”的人更易成功
無論我在不在工作，我都是一個心理學家。對我來說，心理學就像是一個“濾光器”，因為無論是在審視生活中的問題時，還是在閱讀時，抑或是在觀看真人秀電視節目時，我總會從心理學的角度去看。是以毫不奇怪，我偶爾會檢測我兒子的社會腦的發育情況，而且會比絕大多數“父親”做得更細緻。雖然到目前為止，我還從沒有把兒子放進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掃描器裡，也從未把腦電圖的電極連接配接到他的頭皮上（隻是暫時沒有），但是我确實一直非常關注兒子在社會腦發育的各個關鍵時間節點上的表現。
大量研究已經證明，幾乎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嬰兒就已經開始模仿他們的父母親，但是我兒子伊恩在出生的第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沒有進行模仿活動。另外，嬰兒通常能在大約兩歲時通過鏡像自我認知測試，但是伊恩在6個月大時就開始癡迷于自己的影子了。當伊恩兩歲半時，他就通過了“莎莉—安妮錯誤信念”任務的變體“蝙蝠—鋼鐵俠”（Batman-Iron Man）測試，但在另外幾個心智解讀能力測試中，我們卻無法觀察到類似的結果。不過，在評估我兒子的社會腦發展情況時，我最喜歡做的一個測試卻是“冰棒測試”（popsicle test）。
我們一家住的地方距離南加利福尼亞的迪士尼樂園隻有一個小時的車程，是以，伊恩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是迪士尼樂園的“熟客”了。當他兩歲時，我們第一次帶他去了迪士尼樂園，盡管我們是早上8點最早進入樂園的一批旅客，但是直到晚上11點，伊恩還不肯離開，那天我們幾乎是拖着他走出迪士尼樂園的。很顯然，對他來說，這一天絕對是他來到這個世界的800天裡最美妙的一天，而且我敢打賭，這一天很可能也會成為他整個人生中玩得最純粹、最快樂的一天。是以，到後來，當迪士尼樂園提出了那個著名的口号——“地球上最快樂的地方”時，伊恩早就深有體會了。
在伊恩滿3歲前的一個月，我們問他，是選擇舉辦一個生日派對還是選擇去迪士尼樂園玩兩天。他回答這個問題隻花了兩秒鐘的時間——答案當然是去迪士尼樂園。這樣，到了他的生日的前一天，伊恩已經迫不及待了，可以去迪士尼樂園玩，這個想法令他激動不已。但是很顯然，除了想着第二天就可以去迪士尼樂園玩之外，他也在想着其他事……至少我是這麼想的。是以，我決定對他做一個冰棒測試。那天，伊恩剛剛吃完晚飯，就要求來一根冰棒作為甜點，娜奧米從冰箱裡拿出了一根冰棒，剝開了冰棒紙，在她正要把冰棒遞給伊恩之前，我叫住了她。
“伊恩，我們明天要去哪兒呢？”我問。
“迪士尼樂園！”他非常興奮地回答道，雙臂在空中揮舞着。
接下來我問了他第二個問題。當我問這個問題時，伊恩雙眼緊緊地盯着這根冰棒：“伊恩，如果你隻能擁有這兩樣東西中的一樣，你願意選擇哪個？你是願意馬上吃到這根冰棒呢，還是明天去迪士尼樂園？現在你隻能在這兩者中選一個，你會選哪個？”我們把整個過程都錄了下來，是以你可以看到，在我問了這個問題後，有那麼一會，伊恩的臉上出現了困惑的神色。不過他很快就明白了——這兩樣東西都是他非常渴望得到的，不過現在他隻能擁有一樣。沉默了一會後，我們就聽到他清脆而歡快地回答道：“我要冰棒！”
盡管迪士尼樂園是伊恩在這世界上最喜歡去的地方，但是他還是願意為眼前這根冰棒放棄在迪士尼樂園玩一整天的機會。比起在迪士尼樂園遊玩能夠給他帶來的快樂，這根擺在他面前的冰棒更能引起他的注意。此時此刻，他根本就無法抗拒這根冰棒的誘惑，盡管與在遊玩迪士尼樂園時可以得到的快樂相比，冰棒給他帶來的快樂并沒有那麼強烈。不過，最終我們還是帶他到迪士尼樂園去玩了（我們沒有那麼狠心）——迪士尼樂園當然比一根冰棒好多了。
棉花糖實驗
你可能已經發現了，我這個“冰棒測試”是沃爾特·米歇爾（Walter Mischel）[5]的著名的“棉花糖實驗”（marshmallow test）的現代變體，即讓人們在一個較小的即時獎賞與一個較大的延期獎賞之間進行選擇。20世紀70年代，米歇爾檢驗的是3～5歲之間的學齡前兒童的“等待能力”：當一個不那麼理想但能夠馬上得到的替代獎賞擺在了孩子面前時，他們是否願意為稍後更令人滿意的獎賞而等待。最著名的一個實驗是用棉花糖和搖鈴來實施的。孩子們坐在一張桌子旁，并且被告知實驗主試将會離開房間，如果孩子們能夠一直等到他回來（15分鐘之後），那麼他們就可以得到兩顆棉花糖。然而，孩子們也可以選擇在任何時間搖鈴讓實驗主試提前回來，但如果那樣的話，他們就隻能得到一顆（而不是兩顆）棉花糖。
考驗意志力的比賽開始了。所有孩子都沒有在節食，是以對他們來說，棉花糖越多越好：所有人都更願意獲得兩顆棉花糖，而不是一顆。雖然他們的目的一樣——在整個等待期内都能一直堅持住，不過真正做到的卻隻有不到1/3。這個誘惑實在是太大了。平均而言，孩子們在放棄等待之前大約能夠堅持5分鐘。這些年來，米歇爾找到了多種方法來幫助孩子們堅持得更長久（以獲得最多的棉花糖）。用棉花糖的照片代替真實的棉花糖極大地延長了孩子們所能堅持等待的時間。從根本上說，孩子們更能抵制住的是想要棉花糖的想法，而不是真實的棉花糖（雖然在這兩種情況下，獎勵的東西都是真實的棉花糖）。象征性的替代品總是沒有真實的東西那麼誘人。米歇爾還研究了孩子們是如何用不同方法增強自己的意志力的，以便更好地完成這個任務，提高成功獲得更多棉花糖的機率。
即使棉花糖就放在他們面前的桌子上，如果孩子們掌握了如何考慮這個與棉花糖有關的問題的技巧，那麼他們就能展示出非凡的等待能力。如果孩子們的精神專注于棉花糖的其他一些與“吃”毫無關系的方面（比如，“棉花糖的顔色與雲朵一樣”），那麼他們就能顯著地延長等待的時間。最令人震驚的是，如果孩子們能夠把放在他們面前的真實的棉花糖想象成隻是一張棉花糖圖檔（而不是真實的、美味的棉花糖），那麼他們所能堅持等待的時間要比放一張棉花糖圖檔在他們面前并假裝它們是真實的棉花糖的時間長三倍。這就表明，在适當的情況下，心智的力量是無比強大的。
在美國，決定一個雄心勃勃的青少年的未來的最關鍵時刻通常是：弄清楚自己準備申請（或不申請）上哪所大學。與進入格林代爾大學相比，進入喬治城大學将有更多打開通往成功的大門的機會，也将獲得更佳的聲譽，并且通常還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而這反過來又能擴大一個人的社會網絡。社會網絡的擴大或許還能讓一個人買到更好的房子，享受帶薪假期。對于大多數學生來說，高中平均績點和學習能力傾向測驗的分數極大地影響着他們進入任何一所心儀的大學的可能性。
延遲滿足能力會對高中生的平均成績和學習能力傾向測驗成績産生很大的影響。在對學齡前兒童進行了棉花糖實驗很多年之後，米歇爾得到了他們在學習能力傾向測驗中的得分，并對他們在這兩次測試（驗）中的成績進行了對照分析。米歇爾發現，那些在4歲時能夠堅持等待更久的孩子在以後的學習能力傾向測驗中獲得的分數也更高。實際上，與那些隻堅持了30秒就放棄的孩子相比，那些能夠堅持等到實驗主試回來的學齡前兒童在學習能力傾向測驗中的分數整整高出了200點。最近，安吉拉·達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也在一項研究中發現，通過一個人的延遲滿足能力，比通過他的智商更能預測出他的高中平均成績。
上面這些發現表明，一個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對他的學業成績有很大的影響；還有一些研究結果則顯示，自我控制還是一個人能不能過上美好生活的關鍵因素。那些擁有更強的自我控制能力的人将會獲得更高的收入、更高的信用評分、更健康的身體，而且不管是在孩童時代還是成年以後，他們都擁有更強的社交能力。簡而言之，他們的生活更加幸福。
自我控制能力顯然是一個人所擁有的最寶貴的資産之一，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它與社會腦有關。我們即将讨論到這一點，不過在開始讨論之前，還要先弄清楚所要讨論的自我控制的真正含義。自我控制通常涉及一系列我們想要預防出現（或出現後試圖中止）的沖動、強烈的欲望或者反應。在許多情況下，我們的沖動和情緒反應至關重要，它們能夠引導我們通向理想的結果、遠離危險的境況；但另一方面，它們似乎往往是自我導向的，是以常常需要被克制。這樣的例子非常多——無論是打消淩晨兩點起來吃片比薩的願望，或者是克制住自己把對老闆的真實想法告訴他，抑或是在遊覽倫敦時克服駕車時靠右行駛的強烈沖動，你都得把自己時不時冒出來的習慣性反應壓制住。
當你覺得自己的目标正是努力克服這些不良反應（哪怕是其中之一）時，那便是在自我控制了。為什麼自我控制能力與高中平均成績有關系呢？或許是因為那些能夠克制自己的沖動，不會長時間沉溺于電子遊戲而把時間用于做家庭作業的孩子，在學校裡也能取得更好的成績。為什麼自我控制能夠提高學習能力傾向測驗的成績呢？部分原因是，當一個人在參加無聊透頂的學習能力傾向測驗以及在為測驗做準備時（這種準備工作同樣無聊），自我控制能力能夠幫助他堅持到底。自我控制能力強的人不會在思考第一題的答案時去看第二題的題目——這種做法便是由想早點結束考試的沖動所導緻；自我控制能力強的孩子會聚精會神地思考每一個問題，直到自己确信自己已經有了最好的答案為止。
自我控制能力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看起來似乎是一種有限的資源。從根本上講，我們在同一段時間内隻能進行一種類型的自我控制，試圖一次性主動控制兩件事情（比如，拒絕比薩的誘惑和背誦一首詩）非常困難。更奇怪的是，依次進行兩種類型的自我控制也會出問題。如果你在一個非常搞笑的場合試圖努力忍住不笑，那麼在接下來的5分鐘内你将很難集中注意力去完成一個模拟測試。
為了解釋以下這個發現，即自我控制疲勞會削弱之後的自我控制能力，社會心理學家羅伊·鮑邁斯特（Roy Baumeister）、托德·海瑟頓和凱瑟琳·沃斯（Katherine Vohs）提出了一個理論假說：自我控制發揮作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像肌肉一樣。他們認為，自我控制疲勞這種現象之是以會發生，是因為自我控制“肌肉”會變得疲勞，需要時間恢複。同樣的，肌肉一次隻能做一件事，而像肌肉一樣，自我控制能力雖然強大，卻也是有限的。從這種“肌肉假說”進一步擴充，我們還可以這樣說，自我控制能力能夠通過不斷地運用而得到加強。舉重在短期内會讓肌肉精疲力竭，不過從長期來看卻能夠讓肌肉變得更強壯。同樣的道理也可以運用到我們的“自我控制肌肉”上。
大腦的制動系統
上述關于連續自我控制的研究結果讓人驚訝的部分原因在于，我們所完成的前一種類型的自我控制與後一種類型的自我控制之間的差異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很難讓人相信這兩種類型的自我控制實際上都依賴于大腦内部的同一個過程。當你盡力控制自己不對喜劇演員所講的笑話發出笑聲與集中注意力答題，這兩者之間有什麼關系呢？假設你在倫敦，在前往參加一個非常令人厭煩的商務會議的路上，你得服從靠左行駛的規則，為什麼這會影響到你讓自己保持冷靜的能力呢？
在我們進行各種不同類型的自我控制時，雖然多種大腦機制都在發揮作用，但隻有一種機制是在幾乎每一種情況下都會發揮作用的。大量研究表明，大腦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簡稱VLPFC），尤其是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rVLPFC），在我們進行各種類型的自我控制時都比較活躍，而且，這個腦區的激活程度與我們在進行各種類型的自我控制時所感受到的體驗無關。
前額葉皮層區是唯一一個位于大腦右半球的部分比位于左半球的部分還要大的腦區，但是，這種不對稱性是在青春期晚期，即當自我控制能力得到了顯著提高後才出現的。由于這些原因，把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說成是大腦制動系統的核心輪毂顯然再恰當不過了。現在，就讓我們跟随着人們進行自我控制的不同路徑來一次小小的旅行吧，由此來體會一下腹外側前額葉皮層參與自我控制的過程。
運動自我控制（motor self-control）。心理學家最喜歡的一項運動自我控制任務是前進/停止任務（第3章中讨論過的停止—信号任務正是這個任務的變體）。在這項實驗中，被試會看到計算機螢幕上無休止地出現一系列字母，大概每秒鐘一個，當每個字母出現時，他們被要求盡可能快地摁下一個按鍵。每一個字母出現時都必須這麼做，除非出現了一個被預先指定的作為“停止前進”信号的字母。
當這個字母出現時，被試什麼也不能做（這就是“停止前進”的意思）。這個任務的難度相當大，因為“停止前進”字母出現的時間隻占總時間的15%～20%，是以被試很容易形成大約每秒鐘按一次鍵的習慣，當“停止前進”字母出現時，被試必須克服這種優勢運動反應。雖然根據訓示，被試在“停止前進”字母出現時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與其他字母出現時相比，被試通常都會覺得克制自己不去按鍵非常困難。
在無數這類研究中，科學家們都觀察到，在停止前進實驗輪次中，當被試成功地克制住自己沒有按鍵時，他們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這個腦區通常也被稱為右側額下回[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的活躍程度明顯增強了。在另一項研究中，科學家們讓不同腦區受到損傷的病人來完成這個任務，結果發現，隻有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區受到損壞才會影響停止前進任務的執行。
在米歇爾完成棉花糖實驗的數十年後，當年曾經參加過實驗的學齡前兒童都已經長大成人，其中一些人又作為被試參加了一個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他們要躺進核磁共振成像掃描器裡完成停止前進任務。米歇爾發現，那些4歲時在延遲滿足實驗中表現出了更強的自我控制能力的人在成年之後，他們的大腦右半球腹外側前額葉皮層活躍程度更高，這個結果表明，這種反應模式可能與他們在真實世界中長期都能成功地進行自我控制的經曆有關。
社交天性實驗室
艾略特·伯克曼（Elliot Berkman）和我則通過實驗對以下這個假說進行了檢驗：在進行運動自我控制任務時，被試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的活動情況可以代表他們在真實世界中的自我控制能力。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一群下定決心要戒煙的吸煙者。首先，我們對被試在“戒煙日”的前一天完成“停止前進”任務時的大腦進行了掃描——“戒煙日”是指他們選擇開始戒煙的那一天。這是一場針對強大的不良習慣進行自我控制的戰役，其間包含了無數次小沖突，在這場戰役中，強烈的“沖動惡魔”與頑強的“自我控制天使”每天都會發生數次沖突。我們想知道的是，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是不是在幫助“自我控制天使”戰勝“沖動惡魔”時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了獲得關于自我控制沖突的即時資訊，我們會在一天裡數次給參加實驗的被試發短信，詢問他們收到短信的那一刻想吸煙的欲望有多強烈，同時還詢問他們自上次收到短信後有沒有再吸過煙。這些簡單的短信提供了相當豐富的資訊，假設你在下午2點鐘收到了一條短信，在回複短信時表示自己非常渴望馬上就吸上一支煙；到了當天下午4點鐘，你又收到了另一條短信，然後你在回信中說，剛剛2個小時内一直沒有吸煙，這就意味着你并沒有成為欲望的俘虜，你赢得了這場特殊的戰役。我們對被試的“每一場”戰鬥都進行了編碼，來确定到底是自我控制取勝還是欲望赢了。
正如所預料的那樣，如果被試在下午2點有強烈的沖動想要吸煙，那麼他們就很有可能會在下午4點之前做出吸煙的行為。不過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的活動會嚴重影響吸煙的欲望與實際吸煙行為兩者之間的關系。在“戒煙日”的前一天執行“停止前進”任務時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活躍程度比較低的被試者，更加傾向于抵擋不住強烈的沖動而再次吸煙。相反，大腦右半球腹外側前額葉皮層反應比較強烈的被試，在我們發短信期間出現的強烈的吸煙渴望通常并不會導緻吸煙行為。
對這些被試者來說，想要吸煙的強烈渴望依然存在，但是他們已經有了更好的“裝備”——更加活躍的大腦右半球腹外側前額葉皮層，是以也就更有把握打赢這場戰役。這些結果表明，大腦右半球腹外側前額葉皮層明顯與自我控制有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在現實世界能否成功地進行自我控制。
認知自我控制（cognitive self-control）。請允許我先問一個問題：在以下這個三段論推理中，我們能否從前提合乎邏輯地推導出結論？
所有讓人上瘾的東西都是昂貴的。
有些香煙是便宜的。
是以，有些香煙并不會讓人上瘾。
擺在被試面前的問題是：如果前提是真的，那麼結論是否一定是真的？答案是肯定的。這個結論在邏輯上是恰當的，但是，參加實驗的一半以上的被試都未能正确回答這個問題。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信念偏差（belief bias）。我們對這個三段論的結論心存偏見，是因為我們知道它在事實上是錯誤的。這裡的關鍵在于，這個三段論中的大前提是假的，但這并不會使從這個前提合乎邏輯地推理出的結論歸于無效。為了想象一個命題為真的世界而颠覆對現實世界的認知是需要心理上的自我控制能力的。雖然我們不可能擁有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思想——我們的認知過程的能力，但是我們确實擁有一些認知自我控制能力，而且這種控制通常與腹外側前額葉皮層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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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研究認知自我控制的神經基礎，神經學家維諾德·戈埃爾（Vinod Goel）和雷·多蘭（Ray Dolan）讓躺在核磁共振成像掃描器中的被試判斷一系列三段論推理是否符合邏輯，在這些三段論中，有些會導緻信念偏差，另一些則不會導緻信念偏差。他們試圖通過這個實驗觀察的是，與不需要被試克服信念偏差的時候相比，當他們克服了信念偏差并給出了正确答案時，哪個腦區更加活躍。實驗結果表明，能夠顯示出這種激活模式的唯一一個腦區是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
在另一個研究信念偏差的實驗中，科學家們也觀察到，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注意，不是大腦左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的活躍程度能夠相當準确地預測被試完成任務的準确程度。此外，在完成任務時精力不集中會導緻準确性的降低，也會減少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的活躍程度。這個結果與人們通過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進行自我控制的假說一緻。
最後，在第三個實驗中，科學家們使用經顱磁刺激術讓電流直接通過右半球或左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讓這個腦區暫時停止工作大約20分鐘（對于這種技術，第6章中已經描述過了）。被試在使用經顱磁刺激術之前和之後都做了需要克服信念偏差和不需要克服信念偏差的三段論邏輯推理。結果顯示，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的活動被經顱磁刺激裝置抑制了——即這個腦區暫時“受損”的被試在需要克服信念偏差的實驗輪次中任務完成得更加糟糕。這個結果意味着，當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受到損壞時，自我控制能力也将受損；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被試戰勝自己的信念偏差、給出在邏輯上正确的答案的能力更弱了。
在一項針對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默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最先發現的架構效應（framing effects）的實驗研究中，上述結果得到了進一步證明。請讀者考慮一下以下這種情景：你是甯願不帶任何附加條件地赢得10美元呢，還是願意以抛硬币的方式來決定要麼獲得20美元，要麼一無所獲？大多數人都會選擇第一個确定的結果，而不會去選擇由抛硬币來決定。現在再想象一下第二種情景。這一次實驗主試一開始就遞給你20美元，然後讓你做一個選擇，要麼直接還給他10美元，要麼抛硬币決定把20美元全部還給他或者一分也不用還。這次大多數人都選擇了抛硬币。讓人奇怪的是，實際上在這兩種情況下，最終的财務結果完全一樣。
在這兩種情景中的第一個選擇都會讓你比剛參與實驗時多10美元，而第二個選擇都是讓你比剛參與實驗時要麼多20美元，要麼一分錢都不多。人們之是以做出不同選擇，是因為在第一種情景下，人們被“赢得”這個詞框住了（也就是，赢得10美元或者有機會赢得20美元），而在第二種情景下，人們卻跳進了“損失”這個詞的架構裡（也就是，失去10美元或者有機會失去20美元）。在心理上，我們對“損失”更敏感，是以我們總是設法避免肯定會遭受“損失”這種感覺。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把這種傾向稱為“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
還有一項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探讨了哪個腦區對這種架構效應更加敏感。科學家們發現，大腦邊緣系統各腦區在面對選擇的架構時比面對選擇的事實時更加敏感。相比之下，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則是對事實比對事實的架構更加敏感的僅有的兩個活躍的腦區之一。與前述關于信念偏差的研究結果類似，這項研究的結果也表明，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的活動與克服認知沖動有關。
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
指在心理上，我們對“損失”更敏感，是以我們總會設法避免肯定會遭受“損失”這種感覺。這種傾向被稱為“損失厭惡”。
觀點采擇（perspective taking）。本書第5章集中讨論了心智解讀的核心——心智化系統。從很多方面來看，心智解讀與觀點采擇是一樣的。例如，在“莎莉—安妮錯誤信念”任務中，通過了測試的孩子能夠了解莎莉所擁有的關于某些事物的觀點是與他們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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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關心智解讀能力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一般并不會報告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的活動，但是有一個代号為WBA的病人為研究人員提供了深入觀察與觀點采擇有關的腦區的機會。WBA得了腦出血，他的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遭到了損壞，而其他部位則受損極少。在一項實驗中，科學家們要求WBA完成兩個“錯誤信念”任務。其中一個任務對WBA來說比較簡單，而另一個則很難，事實上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
在第一個“錯誤信念”任務中，WBA看到，實驗主試把一個球放進了兩個完全一樣的容器中的其中一個，比如，他把球放到了左邊的那個容器中；同時WBA還看到，同一個房間中還有一個女人也看到了這個球被放進了左邊的容器中。這樣一來，每個人都知道球被放在了哪裡（即左邊的容器中）。然後這個女人離開了房間，等她完全離開後，實驗主試調換了兩個容器的位置，是以這個球現在已經在右邊的容器中了。當這個女人回來後，實驗主試問WBA，這個女人會到哪個容器裡去尋找這個球。如果是一個大腦沒有受損的人，他應該會指向左邊那個現在已經空空如也的容器，因為這個女人離開時最後看到的球是放在左邊的容器中的。那麼，WBA會怎麼做呢？
而在第二個“錯誤信念”任務中，WBA知道實驗主試把球放進了其中一個容器，但是他沒有看到主試到底把球放進了哪個容器。然而，這個女人卻能夠觀察到把球放入容器的整個過程，WBA也知道這個女人知道球放進了哪個容器。像在第一個“錯誤信念”任務實驗中一樣，在這個女人退出房間并完全消失在視野中後，實驗主試移動了容器的位置。不過，在第二個“錯誤信念”任務中，實驗主試想要知道的是，WBA自己能否搞清楚這個球到底放在哪個容器裡。為了幫助WBA，這個女人回來後會給他提供幫助，告訴他自己知道這個球放在右邊的容器裡。雖然WBA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個球擺放的位置，但是他應該推測出，她所指的任何一個容器肯定都是不對的，因為她沒有看到容器已經被移動了位置。是以，如果她說球在右邊的容器裡，那麼WBA應該選擇左邊的容器。
從表面上看，這兩個任務是類似的，不過，WBA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其中一個任務，而在完成另一個任務時一敗塗地。你能猜到這兩個任務中，到底是哪一個讓他覺得非常困難呢？是第一個任務！盡管他親眼看到球放進了哪裡，但卻根本無法正确地完成這個任務。在這兩個任務中，WBA都能意識到，那個女人将會上當受騙，因為當她離開屋子時，容器被移動了位置。雖然所有這一切他都知道，并且在第二個任務中，他在運用心智解讀能力去推測這個女人的信念時也沒有出現任何問題。
但是，當他非常清楚地知道那個球實際上放在了哪裡時（在第一個任務中就是如此），這種直接經驗壓倒了他的邏輯推理能力，因而導緻他認定，那個女人會到他自己會去找球的那個容器中去找。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的損傷，使得他無法克服自己的第一人稱視角，表現得如同一個兩歲的孩子一樣以自我為中心，好像每個人都能看到他所看到的東西，每個人都相信他所相信的東西。
最近，在我自己的實驗室裡也觀察到了類似的現象。試想象一下，有人問你以下這兩個問題時的情景。第一個問題是，給你60美元，讓你站在“喬的餐館”前一個小時，胸前挂着一塊巨大的牌子，上面寫着“來喬的餐館吃飯吧”。你願意嗎？第二個問題是，假設我已經問過了許多人，那麼你認為他們中會有多少人願意接受這個提議？
心理學家們早就知道，對大多數人來說，對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會使其對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出現巨大的偏差。如果你自己願意挂着這塊牌子站一個小時，那麼你會傾向于認為大部分人都會願意。如果你自己不願意這麼做，那麼你會假設大多數人都會拒絕這麼做。這就是所謂的錯誤共識效應（false consensus effect），因為我們傾向于認為，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會認同自己的信念和觀點。換句話說，我們傾向于以己度人。有時這種傾向是合理的，但在許多情況下，它會讓我們在社互動動中陷入麻煩。
錯誤共識效應（false consensus effect）
一種“如果你自己不願意這麼做，那麼你會假設大多數人都會拒絕這麼做”的傾向。
為了研究錯誤共識效應的神經基礎，我的研究所學生洛克·韋爾伯恩（Locke Welborn）和我以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一些大學生為被試，讓他們躺在核磁共振成像掃描器裡，然後問他們，一般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大學生會在何種程度上支援某些特定的觀點（比如“學校祈禱”和“堕胎權”問題）？并請他們用1～100的數字來打分。而在此之前，我們已經通過問卷了解了每個被試在每個問題上的觀點，我們也知道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矶大學生對這些問題的實際立場。有了這些資訊，我們就能夠知道，在每個問題上被試對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學生的立場的判斷是否與現實相符，或者更接近于被試自己的個人觀點。正如所預料的那樣，被試身上确實表現出了錯誤共識效應，一般而言，他們對一般學生的态度的判斷更接近自己的态度，而不是現實。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人與人之間是有差别的，比如，在克服把自己的觀點投射到别人身上去（以己度人）的沖動時，有人做得好些，有人則做得很糟糕。那麼，當人們在試圖了解他人觀點時是如何克服這種偏差的呢？實驗表明，在那些推斷他人的看法時能夠更好地克制以己度人沖動的被試身上，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是僅有的較為活躍的腦區之一。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似乎能夠幫助被試了解他人可能與自己不一樣的觀點。
從某種意義上說，上述兩項研究都類似于對信念偏差的研究，隻不過它們同時也都涉及了社會因素。當接觸到某個事物時，我們立即都會産生某種特定的直覺感受，但是，自我控制系統會盡力排除這種感覺的影響，而去考慮以另外的方法處理有關資訊。在日常交往中，這種自我控制會不斷出現，而且我們在大多數時候都運用得得心應手。但從表面上看，在類似于“前進/停止”任務這樣的測試中所必需的自我控制似乎完全不同，以至于我們很難想象它們其實都依賴于同一個心理機制。
自我控制的三種主要方式
1984年的夏天，吉列公司（Gillette Company）推出了一系列廣告，用于推廣它新出品的除汗劑“幹爽夢”（Dry Idea）。每個廣告都有一個共同特征，即都找了一位名人作為代言人，并針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列出三個“永遠不要”。在這些系列廣告中，最著名的或許是以丹·裡夫斯（Dan Reeves）為代言人的那個，他描述了作為一個成功的教練必須做到的三個“永遠不要”，丹·裡夫斯是丹佛野馬隊（Denver Broncos）的橄榄球教練。在廣告中，他擺出一個舒适的姿勢，然後說道：“永遠不要讓記者挑選你的首發四分衛；永遠不要對墊底的球隊掉以輕心；不管比分如何，永遠不要讓他們看到你出汗。”他最後一張王牌是：“每個人都會感受到壓力的存在，但是成功者永遠不會表現出來。”
這是在壓力下保持冷靜的經典形象，當你在某個會議上發表演講時，你可能會感到驚慌失措，但一走到會議室外面你就會冷靜下來，好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信心都回到了你身上。這就是情緒調節的一種方式，心理學家稱之為“抑制”（suppression）。這個術語可能有點誤導性，因為“抑制”通常所指的并不是壓抑一個人的情感體驗，而是指一個人很好地控制着自己的面部表情、語調和身體語言，以確定他人無法看出自己的内心世界。
抑制（suppression）
在心理學上，它通常指的是，一個人很好地控制着自己的面部表情、語調和身體語言，以確定他人無法看出自己的内心世界。
如果說抑制是調節情緒的一種“暴力”方法，那麼重新評價則可以說是一種更為理智的做法。縱觀整個曆史，一些偉大的思想家早已知道普通人有改變看待事物方法的傾向，這是他們不會是以而太多地感到困擾的原因。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就經常用這種方法化解煩憂，例如，他曾經說過：“當你因任何外界事物而感到困擾時，要記住令人痛苦的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你對事物的評價，而對事物的評價是你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改變的。”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村上春樹則把這種觀點濃縮為一句簡練的箴言：“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苦難是可以選擇的。”
從根本上講，重新評價是這樣一個過程：我們改變了自己的視角，進而使自己對某種令我們痛苦、沮喪的事物的體驗發生了變化。在許多情況下，重新評價都表現為“上帝在關上了一扇門的同時打開了一扇窗”。比如，你不幸被解雇了，但是你可能很快就會意識到，原來的工作其實并不适合你。現在，你可以為快餐廣告撰寫“順口溜”，那才是你一生的夢想呢。在外人看來，這種認識似乎隻是一種相當牽強的“合理化”過程的結果，與那些人們經常說給自己聽得過于樂觀的故事一樣，并不能改變現實。
然而，在心理上，我們的現實源于我們告訴自己的故事（或者，源于我們相信的故事）。既然你已經失去了工作，如果你能誠實對待自己，努力去尋找可以改善你的處境的方法，這種重新評價确實是有幫助的。當然，如果你堅信，你失去的就是一生夢想的工作，那麼你的重新評價就很難發揮作用了。
就我自己的經曆而言，我經常在乘飛機旅行時進行重新評價。我不喜歡飛行過于颠簸。當遇到氣流，飛機突然下降十幾米時，我的身體會“尖叫”一聲：“危險！”這時，我的心跳會加速，身體會開始出汗，我還會立即從飛機視窗往外看，想搞清楚機翼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我對于危險的這些反應部分源于我的杏仁核。這個腦區會對情感意義進行快速評價，同時讓我們從精神上和身體上做好準備，以便可以随時迅速而果斷地做出反應，盡管這種決定并不一定是明智的。
當然，我得想辦法讓自己冷靜下來。在這種情況下，我一般會通過回想一系列與湍急的氣流有關的事實來撫慰自己高度緊張的神經。首先，我會想到我的杏仁核對飛機快速垂直下降這個事實的評價很可能并不準确，因為這種情況幾乎從來沒有出現在人類的進化史上——飛機、電梯和過山車都是現代發明。換句話說，我提醒自己，我的杏仁核并不清楚剛才發生了什麼。其次，我會回憶起統計資料表明，商業航班因氣流而墜毀的情況極其罕見。
這兩種想法都有助于提醒我，氣流導緻的颠簸以及我的身體對這種情況的反應，并不能說明飛機真的出了什麼大問題。除此之外，如果飛機上有無線網絡信号的話，我還會再做一件事：在谷歌上搜尋與“飛機遭遇氣流”有關的報告。谷歌會告訴我，在美國領空範圍内，飛行員今天報告的這類事件發生在哪裡、什麼時候發生的。這些報告全都來自安全地穿過了氣流的飛行員，是以毫無疑問，他們都活下來了，這個事實會讓我覺得好很多。效果很顯明，當我對氣流的看法改變之後，我的身體和大腦的反應也就不同了。
抑制和重新評價兩者之間存在很大的差別。抑制的長處在于讓你看起來不那麼沮喪，而重新評價的長處則在于讓你覺得不那麼沮喪。抑制更容易導緻分心，如果你在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啟動了抑制，它将會幹擾你在互動過程中的工作記憶。相比之下，重新評價則不會導緻這種記憶問題。不過，重新評價通常也不宜在你情緒反應最激烈的時候進行。要進行重新評價，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頭腦清醒，情緒激動則會幹擾重新評價過程。抑制和重新評價對在場的其他人産生的影響也不同。你可能不喜歡自己身邊的人都是一些“抑制高手”，也許是因為他們給出的情感信号非常少，也許是因為他們會顯得心事重重。可以肯定的是，當我們被一群“抑制高手”包圍時，心跳的速度會比被一群“重新評價高手”包圍時快得多。
盡管無論從經驗的角度、認知的角度，還是社會的角度來看，抑制與重新評價之間都存在着明顯的差異，但是這兩者似乎全都依賴于腹外側前額葉皮層能否被成功激活。研究表明，當人們進行重新評價時，他們大腦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在情感活動的早期就被激活了；而當人們進行抑制時，腹外側前額葉皮層則是在情感活動的末期才被激活的。
但是無論如何，兩者都涉及腹外側前額葉皮層。在抑制的情況下，腹外側前額葉皮層的活動與我們成功地把不希望别人看到的面部表情隐藏起來有關；在重新評價的情況下，腹外側前額葉皮層的活動與杏仁核活躍程度的下降（以及自己感受到的驚懼程度的下降）有關。而且，一個人用于重新評價的時間越長，神經活動就會越多地從大腦左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轉移到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這表明，大腦左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可以幫助啟動這一過程，但是大部分重新評價工作則是由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完成的。
我們讨論過的各種類型的自我控制有一個共同因素：都是一種努力去克服某種東西的體驗。無論是在中止手指的按鍵動作，還是在贊同一個你明知不符合現實（但符合邏輯推理原則）的陳述，抑或是在老闆向你大發雷霆而你卻盡量克制自己、忍氣吞聲時，你都可能會感覺到自己正在與内心深處的一種沖動或渴望相抗争。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完全無法意識到自我控制過程的啟動。正如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曾經寫道的：“征服女人的最好方法是讓她喜愛文學。”讓我們把自己的感情傾注到文字中去吧，這不僅是一種有力的宣洩，也是各種心理療法的基礎。事實證明，把我們的感情變成文字，或者，甚至隻需簡單地把感情說出來，就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調節我們的情緒，促進我們的精神和身體健康。而我們自己卻往往無法意識到這一點。
年幼的孩子往往非常情緒化，是以我們經常會要求他們“用語言把情緒表達出來”。那些能夠把自己的情緒用語言表達出來的兒童也較少出現情緒爆發的狀況，而且他們的學習成績也較好，也更受同齡人喜歡。實驗結果還顯示，如果讓高中生在參加數學考試前把自己對數學的“恐懼”用筆寫下來，那麼他們就能在考試中取得更好的成績。我在自己的實驗室也做過這方面的研究。我們的做法是，讓成年人執行一個通常被稱為“情緒标簽化”（affect labeling）的簡單任務，即請被試看一些圖檔，然後選出一個能夠将每張圖檔的“情感因素”最恰當地描述出來的詞。
例如，被試可能會在一張圖檔上看到一張生氣的臉，然後，我們會要求他選出一個最恰當的詞來描述這張圖檔表達的情感：是“憤怒”還是“害怕”？我們發現，當被試把一張令人不安的圖檔的情感因素用一個詞标記出來後，他們看到這張圖檔時表現出來的緊張情緒明顯緩解了。這種結果看似某種情緒調節政策，比如重新評價的結果；但事實上，情緒标簽化确實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政策，能夠顯著地減少負面情緒，可惜的是，人們很少意識到這一點。
為了檢驗人們對情緒标簽化這種政策的看法，我們還要求被試做出預測：看一張令人不安的圖檔，然後什麼都不做；看一張令人不安的圖檔，然後把它的情感因素用一個詞标記出來，這兩種情況哪一種更令人難受？被試幾乎總是預測，情緒标簽化會令人更加難受，他們的理由是，這樣做會使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圖檔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當然，他們的預測是錯誤的。
那麼，為什麼情緒标簽化會産生這種違背直覺的影響呢？不妨假設你患有嚴重的“蜘蛛恐懼症”，為此，你向專家求助，請他來治療你的恐懼症。治療師提出了三種治療方案供你選擇。第一種是标準的暴露療法（exposure therapy），即讓你反複看到關在一隻籠子裡的活狼蛛（籠子與你之間的距離隻有60厘米）。第二種是重新評價療法，你也要反複地看到一隻活狼蛛，但是，每看到狼蛛一次，你都要給出一個重新評價，例如，“看着這隻小蜘蛛，我并沒有什麼危險啊”。
第三種是情緒标簽化療法，同樣的，你會反複看到活狼蛛，但是你還得說出一些可以表明你情緒的語句，例如：“我覺得焦慮不安，怕那隻惡心的狼蛛會突然跳到我身上來。”在這三種療法中，你認為哪種療法最能幫助你克服恐懼心理，去接近蜘蛛？在一項研究中，卡塔琳娜·克坎斯基（Katharina Kircanski）、米歇爾·克拉斯克（Michelle Craske）和我研究的就是如何克服蜘蛛恐懼症的問題，我們發現，情緒标簽化療法最有效，而且，被試給出的标簽越負面，“治療”的效果越好。
就像重新評價一樣，情緒标簽化也能調節我們的情緒，因而也可以看作一種隐含的自我控制。那麼，從大腦活動的層面來看，這種自我控制是不是與其他類型的自我控制差不多呢？當然如此。當人們給令人情緒不安的圖檔加标簽，或者描述自己對圖檔的情緒反應時，他們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被激活，而杏仁核的活躍程度則下降。我們已經完成了一系列實驗，讓同一批被試分别執行情緒标簽化任務、重新評價任務和運動自我控制任務，結果發現，這些不同類型的自我控制都激活了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
至此，我們的自我控制之旅就暫時告一段落了。無論自我控制針對的是運動沖動和内髒沖動，還是針對邏輯推理、觀點采擇，抑或是情緒調節，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幾乎總是處于核心位置。不過，現在還不清楚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到底是通過什麼激發自我控制能力的。科學家們争論的焦點是，這個腦區（以及其他類似的腦區）是否會直接抑制其他腦區，如杏仁核的反應？又或者，它是不是能夠強化某種非沖動型反應，使之可以與沖動型反應競争？無論最終的答案是什麼，都不會影響我接下來要讨論的問題：為什麼自我控制對于社會協調（social harmony）至關重要？
“外星人綁架”思想實驗
到目前為止，自我控制看起來似乎是一筆巨大的财富，當我們運用它時，肯定會涉及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這個腦區。當我們開始解構、分析“自我控制”這個術語的含義時，社交天性就會浮現出來。“自我控制”有兩個非常不同的含義，或者說，“自我”與“控制”兩者可以通過兩種非常不同的途徑聯系起來。一方面，“自我控制”一詞可能意味着是我們的自我在控制着一切，即有效地實作了我們的目的。
這種解釋讓我聯想起意志力（willpower）這個概念，這是一個尼采式的概念，說的是通過純粹的個人心靈的力量克服一切障礙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自我控制”還有第二個含義，也是一個奧威爾式的内涵，把自我控制與自我限制（self-restraint）聯系了起來。在這裡，自我才是被控制的。這也就引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當我們讓自己的自我受到控制時，受益的究竟是誰？”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來做一個思想實驗——“外星人綁架”。試想象一下，當你正在熟睡的時候，一個外星人把你從溫暖的被窩裡拖了出來，綁架到了位于太空中無比先進的神經外科實驗室中。他們需要做出一個決定：或者改變你的大腦，讓你永遠失去所有的沖動、欲望和情緒反應；或者做另一個手術，讓你永遠無法控制自己的沖動、欲望和情緒反應。外星人思來想去之後，還是打不定主意，是以讓你來做最後的選擇。那麼，你會選擇讓自己永遠失去什麼？是情緒，還是自我控制？這正是自我控制與情緒之間的永恒戰争；也是發生在斯波克先生（Mr.Spock）和柯克船長（Captain Kirk）之間、商人和火人（Burning Man）之間的永恒沖突。
再回到這個思想實驗。在多次嘗試逃跑均告失敗後，你開始懷疑自己最終是否會選擇保住自己的沖動、欲望和情緒而放棄控制它們的能力。如果失去了自我控制，那将會是令人尴尬的，但如果沒有了沖動、欲望和情緒，那無疑是毀滅性的。如果失去了這些，你還是你嗎？你怎麼可能知道什麼事情是值得做的？如果沒有了沖動和情緒，你也就沒有動力去做任何事了。記住，并不是所有的沖動和欲望都是壞的——我有沖動每天都親吻我的妻子和兒子、我有沖動去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有登上山頂去看日落的願望。這些都是美好的事物，沒有了這些，我不知道生活還是不是值得。
然而不幸的是，在你做出了選擇之後，事态又變得更加複雜了。就在給你做手術之前，外星人的技術一夜之間突飛猛進，現在他們一次就能對一個城市的所有居民進行神經外科手術了，而且手術是在可憐的市民們躺在床上酣睡時神不知鬼不覺地完成的。他們決定從你所居住的城市開始這種手術，但是因為你已經來到了他們的太空飛船上，是以你現在可以免除手術之災。你個人得到了緩刑：你不僅能夠保住自己的沖動、欲望和情緒，而且仍然可以擁有控制它們的能力。但決定還是得由你來做，你必須選擇是讓你所在的城市裡的所有人失去沖動、欲望和情緒，還是失去自我控制能力。
無論做出什麼決定，你的決定都将适用于所有人，是以當你日後回到自己的城市時，這個城市或者将滿是非常沖動、情緒化的人，或者将滿是完全沒有沖動、高度自律的人。另外還有一個補充說明：你的決定不會影響你的家人和朋友，因為他們非常幸運，在外星人做手術時，他們正在外地度假。
你将為自己所在的城市裡的全部居民（但是你的社交網絡中的一部分人則不在其中）做出什麼選擇呢？就我自己而言（我懷疑許多人都會和我一樣），我為别人做出的決定将會與為自己做出的決定不同。我希望自己的沖動、欲望和情緒都能保留下來，但我也不想生活在一個擠滿了沖動不已、完全沒有自控能力的人的城市中。這樣的人不僅莽撞，而且危險，将會威脅到我的生命安全。住在這樣的城市裡，就像住在兄弟會旁邊，每個周末不到淩晨一點是不會靜下來的。
在這個思想實驗中做出以上兩個假想中的決定表明，我對别人是否擁有自我控制能力的重視程度，超過了我對自己是否擁有自我控制能力的重視程度。如果這種偏好是真實的，适用于所有人，那麼我們就可以把它倒轉過來看。如果我看重别人擁有自我控制能力甚于自己擁有自我控制能力，那麼别人也會看重别人的自我控制能力甚于他們自己的自我控制能力，換言之，我身邊的人将會比我自己更關心我是否擁有自我控制能力。這也就是說，更能夠從我的自我控制能力中獲益的是他們，而不是我。
自我控制的受益者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克裡斯托弗·艾什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其名著《單身》（A SingleMan）的開頭描寫了男主人公一個上午的“例行公事”。當他在早上醒來後，喬治隻是“經曆”了一些事情，在這個過程中，他幾乎全無任何自我意識。盡管他有沖動，有欲望，甚至還會感覺到疼痛，不過一切都隻是純粹的經曆而已。但是後來，當他看着鏡子，鏡中的人“一直保持着凝視的動作……直到大腦皮層再一次發出指令，鏡中的人才不耐煩地開始洗臉、刮胡子、梳理頭發。光着的身子必須用衣服遮蓋起來……行為必須被周圍的人認可……鏡中的人順從了，開始洗臉、刮胡子、梳理頭發；這是因為鏡中的人知道自己對他人有一份責任。在人群中，有自己一個位置，甚至令他覺得欣慰。他知道别人對他的期待是什麼”。
自我控制是我們進入社會的代價。如果不克制自己的沖動，你将會在監獄或精神病院裡度過一生。隻有當你能克制自己的沖動時，你才被允許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且，人們之是以進行自我控制，還因為其他一些非懲罰性的激勵。自我控制能力更強的人，通常能夠得到更多的社會獎賞，因為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也更大。然而問題在于，就像我們在“外星人綁架”思想實驗中看到的，社會更重視的是我們的自我控制能力，而不是我們的生活品質。
約翰·列侬（John Lennon）曾經談到過他早年接受教育時的一個故事就突顯了這種沖突。他說：“當我來到學校後，他們問我，長大後想要什麼。我的答案是‘幸福’。但是他們卻告訴我，我沒有了解他們的要求；而我則告訴他們，他們不了解生活。”列侬的老師們預設的前提是，學生想要的東西必須能反映出他們将會為社會做出什麼貢獻；是以在他們看來，列侬所說的“幸福”是一個荒謬的答案。
有多少人是在付出了長時間的努力後（這需要強大的自我控制能力）才考上了醫學院，然後又做了多年實習醫生和住院醫生（這需要更加強大的自我控制能力），最終卻發現，當一名醫生并不能讓他們感到快樂。事實上，在美國，一半以上的醫生都說，如果可以重新來過，他們不會選擇相同的職業。大多數人都尊重醫生，因為他們做的事情确實非同凡響，而且為他人帶來了極大的好處。青少年希望生活富裕并受到世人的尊重，希望父母為自己感到驕傲，但是，一名醫生在成為醫生的過程中所需要的自我控制能力對他人的價值可能比對自己還要高。
那麼，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人去追求這種他人獲益比自己還要大的職業呢？從表面上看，這或許可以認為是多種偶然因素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但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社會規範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推動人們自我限制，為更多人謀福利。例如，在北京，許多男人（各年齡段、各階層）都有“袒胸露乳”的習慣，他們被稱為“膀爺”。天氣一熱，這些人就會把上衣掀起來，露出肥大的肚子。近年來，北京一直在努力塑造“國際化都市”的形象，這些“膀爺”顯然與這個形象不符。是以，政府和媒體都大力宣揚“正能量”，敦促這些人放棄惡習。這就是自我控制能夠造福社會但卻不一定對個人有利的一個例子。把上衣掀起來，自己會涼爽很多，但是城市形象卻會受損。
無論是在個人層面，還是在社會層面，我們對那些自我控制能力更強的人普遍更加信任。實驗研究表明，不論在與陌生人交往時，還是在與戀人共處時，如果表現出了很強的自我控制傾向，就更能赢得信任。另一項研究結果也顯示，在戀人關系中，自我控制能力很弱的人很難保持對愛情的忠誠。
當然，對于那些自我控制能力極強的人，社會也給予了豐厚的回報，比如，諸多一流大學會向他們敞開懷抱，并奉上全額獎學金。我們已經看到，平均績點和學習能力傾向測試成績是決定一個學生能否被理想的大學錄取的重要因素，而這兩者都與自我控制能力有關。許多人都認為，學習能力傾向測試隻是一個智力測試，因而也把努力進入一流大學看成一場純粹的智力競賽。雖然這種看法并不完全錯，但從根本上說，這實際上更是一場自我控制能力的競賽。從國小到高中，在長達13年的學習生涯中，你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限制自己，克服各種分散注意力的沖動？任何沖動都可能影響你的學習能力傾向測試成績。
大多數人都認為，學習能力傾向測試成績是大學的敲門磚，因為它能夠把最聰明的學生與其他學生區分開來。确實，這種考試的設計者确實是想用它來衡量學生的智力水準，并且試圖保證不會因為多加練習或準備充分就可以獲得高分。但是事實上，學習能力傾向測試成績最終還是取決于自我控制能力，是以，學生用來征服大學的是自我控制能力，而不是智力。
各種類型的自我控制對整個社會也更有利，這一點可以從個人和社會的成本—收益方程看出來。例如，假設你是一個吸煙者，而你又想戒煙。即使你很清楚，從長遠來看，戒煙對你的身體健康肯定更有利，你想成功戒煙也會非常困難。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吸煙的短期利益會與不吸煙的長期利益相競争。這聽起來似乎是“亵渎”了“利益”、“競争”等術語，但是如果你已經對尼古丁上了瘾，那麼吸煙确實符合你眼前的利益，因為吸煙的感覺要比不吸煙的感覺好得多。當煙瘾上來時，不吸煙确實會給成瘾者帶來痛苦。唯有專注于不吸煙的長期利益，你才有可能克服吸煙的欲望。是以，在個人層面上存在着吸煙的短期利益與不吸煙的長期利益之間的競争。對于個人來說，兩者之間的“戰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對社會而言，卻不需要進行這種權衡。從短期來看，社會幾乎完全不會因你的吸煙行為而獲益。社會既不可能享受煙草的清涼甘爽，也不可能體驗到尼古丁帶來的快感，更加不可能分享你在吸煙之後的快樂和甯靜。對于社會來說，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你吸煙肯定都是不好的，而且在任何時候，你不吸煙都要比吸煙好。如前所述，當我們從意志力這個次元來看待自我控制時，它會讓人想起一個人拼命克服障礙，奮力前行的情景。但是，當我們從自我限制這個次元來看待自我控制時，它卻使我們懷疑自己究竟是不是自我控制的主要受益者。自我控制通常都會讓具體的即時快樂與抽象的美好未來相競争，而抽象的更加美好的生活幾乎總是順應着社會目标。是以，正如約翰·列侬所指出的，你一時的快樂并不是社會的首要任務。
在本書伊始，我們就引述過這樣一種觀點：進化造就的人類天生就會最大化自己的快樂、最小化自己的痛苦。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人卻往往會通過克制自己的快樂、增加自己的痛苦去遵從社會規範。這種理論與現實的不一緻再一次表明，我們關于“我們是誰”的理論是多麼的貧乏。其實，差不多一個世紀之前，由弗洛伊德·奧爾波特（Floyd Allport）撰寫的曆史上第一本社會心理學教材就已經徹底否定了這種觀念。奧爾波特指出：
社會化行為是大腦皮層的最高成就……它決定了個人不僅為個人目标，而且也為社會目标服務的傾向。它會抑制原始的、自私自利的反射性沖動，讓人們做出适合社會環境以及非社會環境的行為。
第8章對自我意識的讨論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大腦的内側前額葉皮層可能充當了一個特洛伊木馬的角色，在我們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它會讓社會的信仰和價值觀内化為我們個人的信念和價值觀，而且這種“入侵”往往是在我們根本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發生的。這是進化讓社會影響個人的一個狡計。
不過，盡管到最後我們可能會強烈贊同這些信念和價值觀，但是它們在許多情況下仍然很難與我們的非社會性欲望和沖動競争。正如喜劇演員路易斯·C.K.曾經說過：“是的，我有無數個信念，但是從來不因任何一個信念活着。”
與群體——如班級、企業以及社會中的其他人擁有相同的信念，能夠幫助我們與他人更加和諧地相處。大多數時候，我們隻需要認同他人的信仰和價值觀就可以做到這一點，而無需采取實際行動。是以，如果“隻是說說”就能夠讓自己被他人喜歡，那麼内側前額葉就足夠了；但在另一些情況下，我們還必須付諸行動，這時就輪到腹外側前額葉皮層登場了。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激勵，那麼腹外側前額葉皮層就可以幫助我們打破平衡，使我們的思想、感情和行為受社會化的信念和價值觀引導，而不會受非社會性欲望和沖動的支配。
防盜絕招：貼一張“有眼睛”的海報
18世紀，英國哲學家傑裡米·邊沁曾經提出過一整套設想，他宣稱自己的這套方案能夠促進“道德革新、健康改善、工業興盛”。邊沁甚至還設計了一種全新的建築——“潘諾梯肯”（panopticon），他認為，這種建築能夠保證人們隻做他們應該做的事情。說到底，這其實是一個圓形監獄。邊沁的計劃是，讓所有屬于某一個特定群體的人——無論是囚犯，還是學生，抑或是企業員工，甚至是醫院的病人都永遠處于監控之下（在邊沁去世很久之後，随着監控錄影機的普及，他的“夢想”似乎實作了）。
根據邊沁的設計，整個監獄是一個圓環狀的建築，牢房建在環線位置，朝向中央方向，中央則是一個大廈。每間牢房都是用實心牆建成的，不過，朝向中央的那一面除外，這一面要裝上栅欄，是以可以把犯人關在牢房中。中央的大廈是360度全景的，可以監視所有牢房。這種牢房可以建很多層，而大廈則要建得比牢房更高。邊沁說，這種架構讓獄警“不需要改變身體姿勢，就能監視一半的囚犯的動靜”。
這種圓形監獄的構思确實非常巧妙。邊沁認為，在理想情況下，每個囚犯都時刻處于獄警的監視之下，迫于被監視的壓力和被懲罰的威脅，囚犯肯定會循規蹈矩。中央大廈擁有最大的視野，但是要讓一個或少數幾個獄警時刻監視所有囚犯的一舉一動，這在實際上是無法做到的。邊沁的解決辦法是，確定所有囚犯都覺得他們時刻都處于一雙警惕的眼睛的注視之下，盡管他們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确實如此。是以，在建造大廈的時候，關鍵的一點是確定獄警可以看到犯人在做什麼，而犯人卻看不到獄警在做什麼。這樣，犯人就會覺得監視是永久性的，他無法讓自己相信其他的可能性，隻能想象自己是時刻處于監視之下的，是以，“他就變成了自己的監視者”。
邊沁的偉大洞見是，權力機構的時刻監視并不是保證人們循規蹈矩的唯一方法。事實上，隻要讓人們相信，他們是“可見的”，可能時刻被監視着，可能随時都會遭到他人的評價、審判，甚至懲罰，就完全足夠了。讓人們時刻處于“别人看得見”的狀态下，就足以使他們通過自我控制去限制自己的非社會性沖動。
進化已經給我們的大腦布好線，使得我們天生就會啟動“圓形監獄”式的全方位自我控制，即隻要存在被判斷、被評價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強化我們遵從社會價值觀和道德規範的傾向。從表面上看，這樣做似乎是政策性且符合理性的。如果我想去偷點什麼東西，我肯定隻會在認為自己不會被抓的時候才會去偷。在實施這個行為之前，我在别人面前應該表現得跟一個根本不想去偷東西的人一模一樣。但是，正如我們在下文中将會看到的，有研究表明，人們的自我控制已經超出了理性的界線。
社交天性實驗室
在一項實驗研究中，實驗主試“不小心地”在被試面前掉了一大堆紙，然後觀察他們的反應，結果表明，當被試可以看到房間裡裝着攝像頭時，他們會主動幫助主試撿紙的可能性比看不見房間裡裝了攝像頭時高30%（因為攝像頭的存在，說明可能還有其他觀察員）。在另一項研究中，人們發現，當房間裡的燈光變得很暗後，被試在測試中作弊的可能性就會翻倍，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不道德”行為被發現的可能性更低。在第三項研究中，當被試佩戴上眼動儀後（這種儀器允許主試能夠跟蹤被試的“目光”），他們拿眼睛去瞟牆上的色情海報的次數會下降很多。在上述這些實驗中，被試是根據現實環境來調整自己的行為的：越有可能被他人觀察，他們就越可能循規蹈矩。
在上面這些情景中，自我控制似乎是理性的；但在許多情況下，圓形監獄式的全方位的自我控制似乎超越了理性的界線。有時，哪怕僅僅是一個“别人看得見”的抽象标志，就能夠讓我們謹言慎行；甚至當我們明明知道“不會有人在看”，我們也會竭力控制自己。請讀者想象一下，在公司的休息室裡放了一隻“誠實箱”，當你從冰箱裡拿飲料喝時，你得主動往箱裡放錢；牆上貼着一張海報，那其實是飲料的價目表，标出了每種飲料的價格。
你喝了一杯飲料，如果休息室裡沒有其他人，而且你也沒有聽到有人走過來的腳步聲，你會不會往“誠實箱”裡投錢？如果是的話，你會投多少？如果牆上的海報上還畫了一些花的話，對你的行為會不會産生影響？如果海報上有一雙眼睛的話，又會怎麼樣？不是真正的眼睛，也不是安全攝像頭，隻是人的眼睛的照片——當然，眼睛的照片根本不可能看到你在做什麼。
研究結果表明，與用花朵裝飾的海報相比，“有眼睛”的海報使人們投入“誠實箱”的錢整整多了276%！在公共食堂，類似的“眼睛海報”也使亂丢垃圾的人的數量減少了幾乎一半。另外，一項實驗結果還表明，甚至是一張殘破不堪的玩具機器人的眼睛圖檔都能使被試在博弈中做出更多的捐獻。最後要引述的這項實驗研究是我最喜歡的，它對以下兩種情境下被試在博弈中的捐獻數額進行了對比：一種情境是，讓被試看到三個點，兩個在上面，一個在下面，大緻與人的兩隻眼睛、一張嘴的位置相對應；另一種情境是，同樣是三個點，但是一個在上面，兩個在下面（見圖9-2）。實驗結果表明，男性被試在第一種情境下的捐獻數額是第二種情境下的三倍！
在決定是否做某件壞事之前，政策性地考慮有沒有人會看到你，這也許是符合理性的。但是，一張眼睛的照片、三個擺成三角形的黑點，真的能夠暗示你被逮住、被懲罰的實際可能性有多大嗎？參加這些實驗的人都神志清楚，如果你問他們，他們會明确地告訴你，他們很清楚自己沒有被監視着，無論自己做什麼都不會被抓個現形。但盡管如此，他們還是克制着自己的行為，就像自己可能會被看到一樣。
現在，讓我們一起來“緻童年”，回想一下那段“無憂無慮”的日子吧。對于孩子來說，10月31日可能是全年最好的一天，将會有很多機會吃到大把糖果。在萬聖節這一天，你所要做的就是打扮得神靈鬼現，然後敲開陌生人的大門，而你可以獲得的獎品則是大把的糖果。再想象一下這個情景：那天晚上，你已經41次敲開了大門，當你又敲開一戶人家的大門、那家的主人正準備拿糖果給你時，他突然接到了一個重要的電話，于是他說：“很抱歉，我得接這個電話。糖果碗就在門裡面，你自己去拿一塊吧，但我得去另一個房間接電話。”他走開了，留給你一個人一大碗糖果。
你會怎麼做？是不是像他說的那樣，隻拿一塊糖果？或者，會不會盡可能快地把盡可能多的糖果塞進自己包裡？沒有人看着你。不過，這并不完全準确，還是有個人可以看到你的，那就是你自己。糖果碗的後面就是一面鏡子，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一舉一動。這會影響你的決定嗎？
當把一個孩子放入這種情境中時，他們的自然沖動的強度肯定會比平時高出很多。實驗結果表明，當孩子（年齡在9歲及以上）面對這種情況，而糖果碗後面又沒有鏡子時，大約一半多的孩子都會拿不止一塊糖果（“主人”讓他們隻拿一塊糖果）。但是，當孩子們能夠在鏡子中看到自己時，隻有不到10%的人拿了不止一塊糖果。這是一個驚人的結果。僅僅一面鏡子就能使兒童違背社會規範的可能性降低80%。這就是說，看到鏡中自己的影像就足以激發大部分孩子的自我控制系統，使他們克服多拿一些糖果的沖動。
在一個世紀前，喬治·赫伯特·米德和查爾斯·庫裡就指出，自我意識的本質就是一場對話，它發生在我們的沖動自我與模拟自我之間，後者表達的是我們想象中的對自己十分重要的人會對我們說的東西（如果他們知道我們的沖動自我正準備做什麼的話）。在我們自己的體驗中，自我意識似乎是一個非常秘密的内心過程，但根據這些心理學家的觀點，它實際上是一個高度社會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都會想起社會對我們的期望，然後督促自己遵從社會規範。是以從根本上說，這種觀點認為，我們就是自己的“圓形監獄”。
不僅是年幼時在萬聖節玩“不給糖就搗亂”遊戲是這樣，一項實驗研究的結果表明，大學一年級新生在有鏡子的情況下不欺騙的可能性是沒有鏡子的情況下的10倍（71%：7%）。在沒有任何旁人在場的情況下，人們的自然沖動是欺騙（這很顯然），但當他們能夠看到自己的影像時，絕大多數人都能克服這種沖動。實驗還表明，無論在什麼情況下，當旁邊有一面鏡子時，人們更願意做出與他人一緻的行為。
其他動物也能夠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自我控制能力，有些動物甚至能夠認出鏡中的自己，但是，隻有人類才是天生就如此的：看到自己時，會想到别人可能也會看到自己，而這就足以令他們限制自己了。是以，我們會把自己視為能夠被他人看到的自己，進而引發自我控制，克服非社會性的欲望與沖動，使自己的行為與社會的要求一緻。
許多人都以為，自我控制這種心理機制主要是為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務的，或者說，它是一種有助于控制自己生活的機制。然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自我控制至少還能夠造福社會。我們天生就會利用各種看似微不足道的東西提醒自己，我們是社會動物，要時刻保持警覺。自我控制能夠增強我們的社會連接配接，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優先考慮群體的利益，而不是狹隘的自我利益。自我控制還提升了我們對于自己所屬的社會群體的價值，因為通過遵從群體規範，我們促進了群體的利益、提高了群體的聲譽。自我控制是社會凝聚力的源泉，因為它使得個體把群體放在自己的前面。這就是“和諧”的本質。
人類是一種社會動物，一舉一動都可以被他人看到、被他人評價、被他人“審判”，這就提醒我們要限制自我，進而促使我們做出各種親社會行為，例如，不欺騙、遵從群體規範，等等。表面來看，上述三個過程（被評價、進行自我限制、遵從社會規範）似乎彼此相去甚遠，但是我們有理由認為它們都與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有關。借此，被他人評價的感覺會轉化為自我控制的意向，促使我們承擔起社會責任。前面已經讨論過可以證明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對自我限制的作用的大量證據，是以接下來我們就集中分析其他兩個過程。
社交天性實驗室
請讀者想象如下這個實驗：實驗主試給你100美元，并要求你來決定分給另一個參加實驗的人多少錢。你從來沒有遇到過這個人，以後也可能永遠不會再遇到，但是他确實是真實存在的，就坐在隔壁房間裡。他知道，你已經拿到了這些錢，接下來由你決定怎麼分。你擁有對這些錢的完全控制權。那麼，你會給他多少錢？你的腦海中會掠過怎樣的配置設定方案？由于這些錢是“天降橫财”，你和他都沒有付出過任何努力，是以基于公平的社會規範，你應該把它平分，即每人各拿50美元。然而，你的自利動機卻要求你盡可能多拿一些。當知道自己在未來不會與那個人發生任何關系的情況下，人們往往會分給他10%左右的錢。
這就是曼弗雷德·斯皮澤（Manfred Spitzer）和恩斯特·費爾（Ernst Fehr）所做的實驗中的博弈場景。不過，他們還設定了另一個博弈場景，讓被試感受到遵從社會規範的壓力。是以，再請你想象一下，如果另一個房間裡的人在發現你隻分給他很少的錢後可以決定是否懲罰你，那麼你又會怎麼做呢？在這裡，“懲罰”的含義是，他可以付出一定代價，讓你最終能得到的錢急劇減少；例如，他隻需要付出1美元，你就會失去5美元。知道他可以懲罰你，你會多給他一些錢嗎？實驗結果顯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行為會更加接近五五分成的規範——他們會分給另一個人大約40%的錢。
在這個實驗中，當人們“遵從”公平配置設定的社會規範時，并不是因為他們真的想給另一個人那麼多錢。如果他們真的想給，那麼他們應該在不會遭到懲罰時就給另一個人40%。恰恰相反，他們這樣做是因為感到了壓力，是以不得不表現得公平一些。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結果表明，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是極少數在這個過程中激活程度增高的腦區之一。當然，這個腦區同樣可能因為面臨損失錢财的威脅而被激活，而不一定是因為面臨着遵從社會規範的壓力而被激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斯皮澤和費爾對實驗結果與被試與電腦，而不是與一個真實的人進行博弈時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結果進行了比較。
他們發現，當懲罰的威脅來自一個真實的人時，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的活躍程度明顯更高，即使這兩種情況下的博弈結果完全相同時也是如此。換句話說，這個腦區似乎參與了将社會制裁的威脅轉化為符合社會規範的行動的過程。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看到一個人”就能夠顯著地提高人們對與這個有關的特定事物的評價。那些最遵從社會規範的人，其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的活性顯著增加，而且這個腦區的灰質的體積也更大。
上面這些關于人們行為的“合規性”研究都隻關注一類比較特殊的情況：當我們最初的計劃或評價與周圍人的不同時，我們會怎麼做？“圓形監獄”式的全方位自我控制的概念表明，僅僅存在被社會評價的可能性就足以促使人們自我限制。有研究表明，隻要想象别人對你的看法就能夠激活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這個腦區。關于“圓形監獄”式的全方位自我控制，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發現是，隻需要看到自己，即使沒有任何其他人在場，也可以實作自我控制。你能猜出來當你看到自己的面部照片時，哪個腦區會被激活嗎？就是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當看到自己的面部照片時，就是在提醒自己應該如何看待外面的世界，這樣，你就激活了大腦中負責自我限制、遵守社會規範的這個腦區。
到目前為止，大腦右半球的腹外側前額葉皮層的這三個功能之間的聯系尚未得到系統的研究，是以這種激活模式的真正意義仍是一個謎。不過，我們可以猜測，一種非常有趣的可能性是，這些過程之是以會在進化過程中密切聯系起來，目的是確定我們能利用自己對無法恰當融入社會的恐懼來有效壓制我們更原始、更有力的自利動機。
行文至此，讀者可以看到，我們已經離一開始讨論的那種“自我控制”相當遠了。我們直覺上認為，自我控制的作用是幫助我們實作個人的目标、促進個人的利益。然而，大量新證據表明，自我控制更可能是這樣一種機制，它可以讓我們的行為與群體的目标和價值觀保持一緻（當它們與我們自己的目标和價值觀有所沖突時）。有些人傾向于認為，那些“循規蹈矩”的人通常缺乏勇氣和主動精神，說他們就像意志薄弱的綿羊一樣，隻知道随大流。然而，我們在這裡的分析卻表明，在某些情況下，那些擁有最強大自我控制能力的人的成就遠遠超出了普通人。确實，在面對實際或想象中的可能遭到群體制裁的威脅時，遵從社會規範是明智之舉，那些自我控制能力更強的人更能克服自己的沖動。
自我到底是什麼
在西方，自我這一概念就像一個寶庫，所有可以代表“我們是誰”的思想、感情和欲望都包括在内。做到“認識你自己”，我們就可以從所擁有的有限資源出發，尋找并創造出無數能夠使我們快樂的事物，并回避那些使我們不快樂的事物。無論從短期來看，還是從長期來看，都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看法是站得住腳的。知道我喜歡什麼食物、什麼社交活動會讓我不舒服、什麼工作能夠讓我感到最滿足，無疑是非常有用的。同樣的，能夠有一個關于我自己的心靈的理論也将會非常有用。
但是，從這種理論出發，我們很難解釋社會在何種程度上塑造了我們的心智、我們的目标和信念是通過什麼途徑形成的、導緻我們在各種不同情況下進行自我控制的原因是什麼。從嬰兒時期開始，我們就生活在社交圈中，周圍的人都很樂意告訴我們究竟好人想和做些什麼、我們已經擁有哪些理想的特性、什麼樣的生活是值得過的。然而，來自外界的這些輸入，如果不是因為我們天生就擁有一個特洛伊木馬式的自我，就等于一場空。
這個特洛伊木馬式的自我就像一塊海綿，可以在我們不知不覺中把這一切都吸收進來。我們以為這些都是自己非常私人的信念，這種錯誤使得我們加倍努力為它們辯護。我們确實很少意識到這些信念其實是他人塞給我們的。當我們捍衛自己的信念時，其實就是在捍衛社會的信念。我們的私人信念與周圍人的信念之間的對應性，使得我們成為了對社會有用的成員。這種機制可以確定其他人會喜歡我們，也能夠提高社會愉悅相對社會痛苦的比例。
我們可能以為自我控制是意志力的來源。意志力推動着我們堅定地走向自己的目标。意志力也許是“易耗品”，但隻有依靠它，我們才能克制自己一時的欲望，去努力實作長期的目标。然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個人的長期目标幾乎總是同樣有益于社會的，而且社會獲益的程度肯定不亞于，甚至會超過個人的受益程度。當個人的價值觀與社會的價值觀發生沖突時，隻要周圍的任何東西稍稍提醒一下——我們對别人來說是“可見的”、我們會被别人評價和“審判”，就能激活我們的圓形監獄式的全方位自我控制系統，它會壓制我的沖動，使我們的行為符合社會的期望。
無疑，這是一些嚴重違反直覺的觀念。個人的價值觀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社會的價值觀？自我控制至少部分地展現為自我限制？自我在一定意義上是對“我們是誰”這個問題的思考方式的詛咒？許多人可能一時無法接受這些觀點。但是腦科學讓我們看到了這些論斷背後的基本真理，那就是，我們最深層的自我意識、最強大的意志力，主要是用于保證我們能夠得到所歸屬的群體的青睐。和諧共處肯定并非易事，但是進化顯然認為，讓個體的立場和信念與群體保持一緻（而不是互相沖突）是“值得的”。
讀者朋友們，故事就是這樣，或者至少這個故事裡與神經科學相關的部分就是這樣。在過去數百萬年的進化曆程中，我們大腦的社會化程序一直在緊鑼密鼓地加速推進。要讓人類有一個可以解決各種問題的更大的大腦，進化必須首先保證大腦能夠平安離開母體。這個解決方案導緻的結果是，人們在剛剛出生時，大腦是遠未成熟的，大腦發育的大部分過程都是在出生之後完成的。
而這必然會使得“社會連接配接”成為哺乳類動物的一種至關重要的适應，因為隻有這樣，哺乳類動物的幼崽才能得到照顧，同時也使成年哺乳類動物願意照顧幼崽。本書前面的章節中已經讨論過，這種“必然性”是通過雙重機制來實作的。一方面，社會痛苦經背側前扣帶皮層和前腦島發出一個警告，敦促我們及時化解我們的社會連接配接所受到的威脅。另一方面，社會獎賞通過腹側紋狀體、隔區以及各種與催産素有關的神經過程，讓我們從照看他人中獲得快樂，激勵我們去關愛他人。
随着靈長類動物的出現，心智解讀的原型就出現了。位于外側額頂皮層的鏡像神經元使我們能夠去模仿他人的動作，進而能夠從他人的行為中學習。重要之處在于，這些腦區似乎也是人類的運動中心，這使得我們的行為充滿了心理意義。由于擁有了以背内側前額葉皮層和颞頂交為核心腦區的心智化系統，人類成了能夠了解他人行為及知悉他人想法、感情和目标的唯一動物。這種能力非常重要，是以在進化過程中它被標明為預設系統，隻要不在執行其他心理任務，這個系統就會自發地啟動。在這種自動複位機制的促使下，我們會更多地從社會和心理的角度，而不是從實體角度看待世界。事實上，這種複位還意味着，大腦在此期間屏蔽了非社會推理的神經回路。心智解讀是一個非常有力的工具，它有助于我們合理地去追求我們的社會目标、強化我們的社會連接配接、避免社會排斥的痛苦。
進化賦予人腦的“終極武器”是自我意識和自我控制這對“雙子星”。以内側前額葉皮層為神經基礎的自我意識，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一種騙局。它所包含的東西令我們以為是私人、不可觸及的，但實際上，它卻是個體的信念和價值觀社會化的通道。由腹外側前額葉皮層調節的自我控制，同樣服務于一個與我們的想象完全不同的目标。自我控制能力所推動的并不是個體的目标；恰恰相反，自我控制能力通常是作為一種社會控制工具而起作用的，目的是確定我們遵循社會規範和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說，無論是自我意識還是自我控制能力，都不是按照我們所想象的方式為我們服務的。
不過，它們确實有利于社會協調，因為是它們使得我們在群體中其他人的眼中顯得更加“可愛”、更加合群；它們促使個體努力支援群體利益，有時甚至不惜以犧牲個體的非社會性沖動為代價。當然，所有這些，都會使個體對群體更加有價值。幾乎所有人都傾向于将群體放在首位，進而使得群體利益在與個人利益的永恒競争中不斷勝出，保證了群體的茁壯成長。
在社交圈中的生活并不容易，有時甚至非常困難。我們依靠全世界最複雜的實體——其他人維持生活。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吃的食物、我們用來付房租的錢以及我們的幸福，全系于他人。這個體系遠非完美，但是進化已經一再下了這個大賭注，讓我們不斷地變得更加社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