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对夫妻，丈夫是大陆著名科学家，妻子是声乐教育家，一个少言寡语，一个大方开朗，他们很少说爱，却相濡以沫62年，他们就是钱学森和蒋英夫妇。
今天是520告白日，而他们的告白就藏在携手共度的一个多甲子的风风雨雨中。
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正是这些音乐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钱学森评价妻子蒋英
青年钱学森与蒋英
如果说，钱学森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和国防科技的发展建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那么蒋英就是丰碑旁盛开的艺术之花。他们用音乐与科学，组成了美妙悠扬的二重唱……
波士顿的“蜜月期”
钱学森与蒋英结婚照
1947年，新婚不久的钱学森来到美国波士顿，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没多久，蒋英赶来与其团聚。多年之后，蒋英忆及在波士顿的往事，依然回味无穷。
那是蒋英来到美国的第一天，新婚夫妇在一起吃完早饭，钱学森泡了一杯茶喝完，便站起身说：“那我走啦，晚上再回来，你一个人慢慢地熟悉吧。”蒋英吃惊地看着丈夫想：这叫结婚啊？我才来第一天呀！举目无亲的蒋英既不认识任何人，也不熟悉任何地方，只能手足无措地等待着钱学森回家。
夜色来临时，钱学森才归来。吃过晚餐后，钱学森的举动又让蒋英吃了一惊。他泡了一杯茶，拿起茶杯对蒋英说：“回见、回见。”蒋英还没反应过来，钱学森就端茶进了小书房，门一关，不见人了，直到半夜才出来。
1949年，钱学森与蒋英在前往加州理工学院途中
蒋英讲述：“我们结婚以后，礼拜天只有半天休息，上半天陪我去散散步，他说下半天他要看书。他是非常用功的，我在边上看着，所以说我很尊敬他，我很佩服他。他的学识、学问不是完全凭天赋，他后天很努力，流了大汗，像他这样用功的人可是不多的。”
蒋英的到来，使钱学森感到快乐和温馨，她用琴声和歌声给钱学森创造性的科学思维带来了灵感。钱学森除了忙工作，还是会抽出时间陪伴妻子，教她学英语，还不时讲一些俏皮话逗蒋英开心。钱学森每次到外地演讲或参加学术活动，总要给蒋英买些她喜欢的纪念品，尤其是钢琴曲和新唱片。
夫妻俩美满幸福的婚姻也成了朋友们的佳话。钱学森的恩师、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说：“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英真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
钱学森一家在美国时
智斗美国特工寄出一封密信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钱学森夫妇激动万分，当即开始商讨回国事宜。然而，美国军方发现钱学森有想要离开美国的迹象后，立刻采取措施限制了其行动自由。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不分昼夜地监视他们，并且严密控制包括信件、电话等所有能与外界联络的物品。
1955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年，蒋英通过送菜的华侨得到了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她发现毛主席背后站着的正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好友陈叔通，夫妻俩激动极了，决定写信给陈叔通，请求中国政府的帮助。
然而，处于软禁之中的钱学森要怎么寄出这封求助信呢？
钱学森夫妇经过精心的考量，于1955年6月15日，事先在家中写下致陈叔通先生的信件。
“.....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
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陈叔通的地址，只能寄给在上海的钱父，请钱父代转。倘若从美国直接寄到上海，风险很大，因为联邦调查局会拆检钱学森的往来信件。思量再三后，钱学森决定把信单独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写了上海家中的地址，然后把这封信夹在蒋英寄给当时侨居比利时的妹妹的信中，蒋英请妹妹在收到这封信之后，立即转寄到上海。
相较于直接寄往中国，从美国寄往比利时的信，不那么容易引起美国特工的警惕。尽管如此，为了万无一失，夫妻俩还是精心考虑了每一个细节。为避免联邦调查局认出笔记，信是蒋英用左手模仿儿童笔迹写的。
如何避开监视把信投进邮筒，也是重要的一环。蒋英想到，在较远的街区的大商场里面有邮筒。于是，他们来到那家商场，钱学森在门口等待，蒋英进入商场，趁周围无人注意，她迅速把信投进了邮筒里。
蒋英回忆说：“我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在比利时的妹妹，请她跟中国政府联系，说我们想回国，替我们想想办法。我妹妹很聪明，知道这个事，赶快将这封信寄给钱学森的爸爸，他在上海。”
收到信后，钱学森父亲赶快把信寄给了陈叔通，陈叔通接到信后，立马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得知此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
外交部马上给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发电报，让他向美方要求释放钱学森。在谈判桌上，当美方代表坚称没有扣留任何中国公民时，这封经过千山万水、辗转传递的信件，成为了最有力的回击。
王炳南（左3）与约翰逊（右2）会谈
1955年9月，在党中央的努力下，美国政府终于答应释放钱学森。9月17日，钱学森一家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程。
1955年9月，钱学森一家在归国邮轮上留影
向国防部要丈夫
1956年1月，刚回国三个月的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工作非常忙碌，夫妇两人聚少离多。蒋英说：“他自从干了这个，打球、照相、画画的爱好都不要了。”
作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技术领导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钱学森经常要到大西北荒漠第一线去工作，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风餐露宿，在基地一蹲就是十天半月，甚至几个月。
出于保密要求，钱学森出差从来不对家人讲，不留电话和书信。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蒋英问他去哪儿了、为什么瘦成这个样子，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没关系，不用担心”。
钱学森（左4）在发射场查看导弹的液氧补加装置
蒋英回忆起钱学森的“失踪”，有些嗔怨：“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仅要对新闻界、对朋友绝对保密，连对家人也要保密，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大陆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大陆西北地区发射成功，精确命中目标……蒋英看到消息，脸上露出了笑容——她想这肯定是钱学森参与的工作。
此后，钱学森又有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捷报。
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右1）与聂荣臻（右2）在两弹结合发射现场
慢慢地，蒋英也逐渐习惯了钱学森的“失踪”，她越发理解钱学森的工作，觉得不能干扰他，便把家中的大事小情都承揽下来，尽量不让钱学森为这些事情费心。正是有了蒋英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和奉献，钱学森才能心无旁骛地投身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
1991年，钱学森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在颁奖仪式上他说：“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我在美国最困难的时候，蒋英是做出了很大牺牲的，这一点我不能忘。”
钱学森和蒋英在颁奖仪式上
温馨的晚年生活
1987年钱学森和蒋英出访欧洲
钱学森不止一次对蒋英说：“你们搞艺术的人需要灵感，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因此，尽管钱学森那么忙，他还不时抽时间参加文艺界的一些会议，谈谈一己之见，并经常为文艺刊物撰稿。钱学森晚年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的文章《灵感是潜思维》，观点颇为新颖，无论对文艺领域或科学领域的学者来说，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钱学森还喜爱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在钱学森看来，贝多芬不仅是作曲家，还是音乐诗人、音乐哲学家。共同的音乐爱好，使钱学森与蒋英的感情生活更加温馨和谐、多姿多彩，也使他们各自的事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夫妇二人还合作发表关于发展音乐事业的文章。
在蒋英的影响下，钱学森对科学与艺术的思考结合得更紧，写了许多关于美学、文艺学、社会主义文化学、技术美学等方面的文章，发表了很多独到的见解。这些成果无不是受到蒋英的启发。
晚年的钱学森长期卧床。每天，工作人员给钱学森读报纸时，蒋英总是默默地陪在旁边。
钱学森与蒋英晚年
2001年10月，香港霍英东奖评奖委员会授予钱学森“霍英东杰出奖”，奖金港币一百万元。钱学森因行动不便，便委托蒋英和儿子钱永刚前去领奖。临行前，钱学森看着穿戴得体的老伴儿，笑眯眯地说：“你去领钱？”
蒋英说：“是的，我把支票领回来。”
钱学森幽默地说：“那好，你要钱，我要蒋（奖的谐音）。”
家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钱学森自己笑了。
没过多久，蒋英领回的一百万港币被他捐了出去。蒋英曾说：“一个科研人员如果满脑子都是金钱、荣誉、地位这些东西，即使他很聪明，也成不了大器。”
这对传奇的伉俪携手度过了62载，他们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互相成就了对方，他们很少谈情，却处处透露着相知相爱。正如钱永刚所说：“父母的爱是一种无言的陪伴。”
文：王文华，钱学森研究者，科普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