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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南苏丹千里押运二十九个昼夜,劫匪的枪口对准了我的脑袋

作者:戈未央

讲述:林江涛 文字:戈未央

(01)

2011年5月,我用整整三年的时间刚处理完因汶川大地震的善后事宜,就接到去非洲肯尼亚的任务。

领导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汶川大地震的生死考验我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困难可以说的。

出国之前,我特地请假回了一趟胶东老家。

当时,我的老爸已经去世了,弟弟也在外面工作,老家只有老妈一个人。

我的家乡有“迎客的饺子、送客的面”的风俗,而难得回一趟老家的我只能待两天,所以老妈是上顿包了饺子,下顿接着手擀面。

我开玩笑说,这是把儿子当客人了呀。

老妈道:“可不是嘛,你也不深思深思,你自大参加工作,拢共才回过几趟家啊?”

临走的那天早上,我特地去给老爸磕了三个香头,然后回家告诉母亲,我要去非洲肯尼亚了。

老妈一听愣住了,眼睛红红地问我:“非去不行吗?”

我说要去,我已经答应领导了,再说,自己大小也是个头头脑脑的,我不去怎么好让别人去啊。

老妈含着眼泪问道:“非洲肯尼亚会地震不?”

接到去肯尼亚的任务后,我第一时间研究了肯尼亚的国情风俗,尤其是东非大裂谷的最新地质情况。

形成于三千万年前的东非大裂谷,是世界大陆上最大的地震断裂带,宽达二百多公里,深达二千多米,南北长达五千八百公里,从卫星地图看去犹如地球上的一道巨大伤疤,所以素有地球伤疤的说法。

非洲南苏丹千里押运二十九个昼夜,劫匪的枪口对准了我的脑袋

东非大裂谷

东非大裂谷两侧有许多火山,其中最有名的乞力马扎罗火山临近肯尼亚,肯尼亚火山全部在我将工作的肯尼亚境内。可这些真实的情况,我决不能告诉老妈。

三年前的汶川大地震爆发后,病重在家的老爸第一时间看到了新闻,因为怕在田里干活的母亲回来担心,老爸马上关了电视。

第二天早上,又去田里干活的老妈,听说了大地震后赶紧跑回了家,接连打了一个上午的手机也没打通我。

后来我才知道,我和兄弟们被困在震区的那些天,老妈天天守着电话和电视,打一会儿电话,看一会儿新闻,直到我九死一生跑出了震区。

接到我报平安的电话后,老妈哭着说:“你妈恨不得一步跨进地震的地方,一把将你拉出来啊!”

所以,我不能再让老妈担心了,于是说:“非洲的地震几千万年前就已经震完了,那里现在到处都是电视上说的动物乐园。”

老妈又问我:“非洲在哪里啊?”

我找来一块蜡石,画了一个地球的草图,告诉老妈从老家去北京再转飞机到肯尼亚,至少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老妈唏嘘道:“坐地日行八万里呀,这可是老鼻子远了!”十四个

我要走了,老妈拉着我的手,千嘱咐万交待,一百个舍不得。

(02)

这一年的6月底,我到达了肯尼亚。

一周后的7月9日,南苏丹宣告独立,我们中国第一时间与南苏丹建立了外交关系。

南苏丹的全称叫南苏丹共和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

南苏丹的首任总统基尔,2005年苏丹《全面和平协议》签署后当选为苏丹南方自治政府主席,被当地人数最多的丁卡族称作民族英雄。

基尔领导的新政府组建伊始,便向全世界宣布将实施以以石油换基础建设项目的经济举措。

当时,我就有了一种感觉,去南苏丹是早晚的事了,因为基础建设是我们的看见本领,我大学学的专业也属于基础建设的领域。

到肯尼亚后,我起初中国援建肯尼亚的一个项目工作。这个项目合同额高达十几亿人民币,是当时中国援建肯尼亚最大的项目。

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又被派到了非洲西部的加纳。

加纳紧邻大西洋的几内亚湾,和非洲许多国家一样,这里也曾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因盛产黄金、钻石,独立前的加纳还有一个名字,叫“黄金海岸”。

我到加纳是负责落实一个天然气项目,可足足盯了半年多,资金仍迟迟不到位。直觉又告诉我,开拓非洲市场的新目标应在南苏丹。

这不是马后炮。因为一个在战乱中成立的新国家,可谓百废待兴,而最要紧的是关乎民生的基础建设。

2012年4月初,我奉命自加纳返回了肯尼亚。

当月的24日,南苏丹总统基尔开始访华。

那几天,我们天天盯着电视和网上的新闻消息,这里面含金量最高的消息是中国和南苏丹签署了合作协议,说白了,就是中国要向南苏丹投资基础建设。

兵贵迅速。经过两个月的准备,我奉命奔赴了南苏丹。

来到南苏丹的首都朱巴,我马不停蹄地拜访中国大使馆和南苏丹有关的有关部门,一段时间下来,脑子里对南苏丹才有了一个大体的轮廓。

我总结了三句话,叫穷得令人心颤,富得令人心跳,快乐的自由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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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江涛(中)拜访南苏丹教育部长

(03)

南苏丹的贫穷令人震撼。首都朱巴,还没有我们山东的一个普通县城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平均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一岁前的婴儿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

南苏丹有十个省,处理水源的使用率有的省还不到百分之十,剩下的九个省也不到百分之五。整个国家,铺设沥青路面的公路只有三十八公里。唯一的一条铁路,不光距离短、年久失修,而且还是窄轨铁路,其实就是一条“死了的铁路”。

但是,你不到南苏丹,你很难真正观察到她潜在的富有。

铁、铜、铬、铅、锌等有色金属不用说,也不说种植面积和产量排非洲第一的柚木,单说她的石油,国内战争前每天的产量只有二十五万桶,这与她拥有原苏丹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产能相比,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

南苏丹政府一直试图推动本土炼油能力的建设,并筹划建设自首都朱巴通往肯尼亚拉穆的输油管线,以减少对北苏丹的依赖。但因为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缺乏,这些石油开发和炼化项目进展十分缓慢。

这对南苏丹来说是经济上的一个短板,但对我们而言却是一个机会。

梳理这些了解到的信息时,我好几天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恨不得一天就拿到一个工程项目。

我们干工程的最渴望的是拿到项目,没有工程项目,所有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而南苏丹的人们,仿佛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快乐,尤其是那些孩子们,黝黑的脸蛋,洁白的牙齿,笑起来纯真可爱。

成年人也是这样,一有高兴的事,无不手舞足蹈,自由摇摆。

我有幸拜见过南苏丹总统的基尔,而见的最多的是南苏丹的副总统WANI。

援建项目虽然是中国出钱,但建设什么项目,却是由南苏丹来决定,而WANI副总统主管的之一就是基础建设。

因为我是中国人,又不需要翻译,尤其是中国在非洲多年来无私援助的影响力,一来二往,我成了WANI副总统的座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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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中的WANI副总统和林江涛(右二)

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末的WANI副总统,十分熟悉中国对非洲的援助。

著名的坦赞铁路,非洲联盟会议中心,肯尼亚的蒙内铁路,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奥克塔公路桥,就连我没有掌握的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国家大剧院,WANI副总统也了如指掌。

有一次,谈起了中非的传统友谊,WANI副总统脱口说出了少年时学会的歌谣:“亚非拉好朋友,革命路上手拉手。”

我带有铺垫性地说,现在南苏丹独立了,可以说是革命成功了,但教育是一个国家万年的根本大计,也是一个新生国家力量的源泉。

几天后,我们接到了WANI副总统秘书的通知,说总统基尔和副总统WANI已经批准了援建首都朱巴两所学校——古德勒和亚帕•博马中学的文件。

与南苏丹教育部部长签署好援建协议的那一天,WANI副总统情不自禁的跳起了舞蹈,那个动作很自然,很生活化,就像是在漫步一样。

WANI副总统不是在房屋里跳,他是在外面的露天地里调,旁边还站着背枪的卫兵。

WANI副总统先是自己跳,过了一会拉着我们跳,他在前面做示范,让我们在后面跟着他跳。

正可谓,情动于心形于言,言之不足叹之,叹之不足歌之,歌之不足手舞足蹈之。

一个国家堂堂的副总统,能在我们这些外国人面前跳舞,我想,这不只是天性的问题,WANI副总统这是在用舞蹈向我们、向他的人民传达一个信号,快乐是应对困难的一个方法。

(04)

南苏丹的石油区块开发主要是以合资的形式进行,大的合资公司有DPOC、GPOC、SPOC三家。

DPOC和GPOC这两家公司的股份中,中国占了百分之四十,马来西亚占百分之二十五,印度石占半分之十四,所以中国在南苏丹石油开发中的优势不言而喻。

所以,我们主要瞄准石油开发做工作。为此,2013年成立了南苏丹分公司,我担任分公司的副经理。

机会终于来了。2013年的夏天,随着南北苏丹关系缓和,油区产量不断提升,我们获得了GPOC 公司所属的124油区的建设开发项目。

7月4日,我们与GPOC公司签订了第一批合同,主要是油区内基础建设项目,分项工程完成后,可续签下一匹项目合同。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里所说的粮草,指的是四十四台大型施工设备。

7月27日,由我带队从朱巴出发,开始押送施工设备去124油区所在的本提乌。

这次千里大押送,除了四十四台的施工设备外,随行人员有七十多人,车队的庞大在建国不久的南苏丹十分罕见。

我们也是高度警惕。在前期考察的基础上,先是规划出了详细的行车路线,并向WANI副总统申请了九名荷枪实弹的警卫,还聘请了六名维修工和一名当地土语向导。

对车队的行进顺序,我也做了精心的安排。警卫车分布在前后两头,中间是自卸车和搭载重型设备的牵引车,我们自己人分坐三台越野车在前、中、后的位置,以便遇到情况及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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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机械设备

离开朱巴后,我们一路向北,顺利地抵达了南苏丹的第二大城市伦拜克。

这时,我们已经走了近六百公里。四天的时间里,平均每天奔走十六小时,尽管身体有些疲惫,可大家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因为照这个速度,后面的路虽然难走一些,但最多再有七天左右,车队就会到达124油区项目所在地本提乌了。

而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05)

到达伦拜克的7月31日,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整个道路全被泡成了面包状。自此,我们一直在泥泞与沼泽之中艰难行进。

8月1日,我们到达了南苏丹北部的经济中心瓦屋。连夜补充了油料、食品和饮水后,于第二天的9时整,我们冒着雨又继续赶路。

到了晚上9时,我看看了里程表,整整十二个个小时才驶离瓦屋不到一百公里。而此时,车队已经无法继续前进,因为绝大多数车辆都陷进了水泥窝里,我们解救时不但陷的车没出来,解救的车辆也陷了进去。

到了夜里11时许,我通知大家准备在野外过夜,但随行的警卫班长说这里危险,必须返回来时路过的一个小镇宿营。

警卫班长叫KINKOU,是一名参加过南苏丹独立战争的一名老兵,因射击格斗样样精通,南苏丹独立后被选拔到了总统府警卫部队。

KINKOU的态度十分坚决,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只好服从。

KINKOU指派四名警卫和几十名黑人兄弟司机,原地守护车辆和设备,然后又亲自带领四名警卫护送我们原路返回宿营。

返回的路上,大雨还是下个不停还,坐在颠簸的越野车上,我想起了五年前汶川大地震时在映日路项目的经历。

2008年5月12日,惨烈的汶川大地震爆发时,项目部的十三名兄弟被分隔在东西相隔近二十公里的三个不同的位置。

5月14日,我得知其他五名兄弟安全的消息后,决心带领在项目部的七名兄弟撤离。

5月19日,我在耿达乡借用了武警四川森林总队总队长的卫星电话,与前来救援的公司领导取得了联系。5月20日,我们自耿达乡开始向西朝卧龙镇方向撤离

那天晚上,天也下着大雨。人累的不行了,于是上坡时爬着走,下缓坡时索性翻身往下滚。

到了最后的路段,我们完全是凭着一种超乎体能的意志和信心在奔行,全然不顾路边山坡上的落石。第二天拂晓,我们成功到达了卧龙镇与救援人员汇合。

而那时,我们面对的是天灾,可在南苏丹,除了恶劣的天气和路况外,我们还要时时防备“人患”。

再者,汶川大地震时,除了生命,我们可以放弃一切,而这一次,人和设备我们必须一样都不能少。

南苏丹的“人患”主要是劫匪,就在当夜返回瓦屋的路上,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劫匪。

(06)

突然,黑人兄弟司机一脚刹住了越野车。

我借着车灯一看,一个从路边的草丛里冲出的人影挡在了道路中间。

我摇下车窗玻璃想一看究竟,一支步枪冰凉的枪口,已经对准了我的脑袋,那感觉像一条蟒蛇紧贴着我。

这时,另一名劫匪的枪口也对准了一侧的黑人司机兄弟。

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真空,因为劫匪只要一动扳机,我和黑人兄弟司机必死无疑。

坐在后排的警卫班长KINKOU和一名警卫迅疾下车,也用AK47冲锋枪同时对准了两名劫匪,并用土语大声警告劫匪。

而两名劫匪并不害怕,也用土语吆喝着我和司机下车。

我走下车站在雨水中,那名劫匪依旧用凉飕飕的枪口指着我的脑袋,另一名劫匪也用枪口指着司机的脑袋。

我用英语问KINKOU:“他们是要人还是要钱?”

KINKOU不懂当地的土语,所以只能用英语问,而劫匪却听不懂英语。

这样相互对峙了几分钟后,二十多名劫匪也提着长矛、长刀围了上来。

一名领头的靠近后,喊了一声:“Money!American dollar!”

我这才明白,劫匪这是要美元。于是我朝劫匪比划了一下,转身去车里拿包掏钱。

突然,KINKOU喊了一声:“林,NO!”

我回头一看,赶上来的另外三名警卫,两人已经用枪对准了拿枪的劫匪,一人也用枪对准了劫匪头头的后背。

又是对峙了几分钟,劫匪头头一看,我们五支AK47冲锋枪对付他们仅有的两支步枪,这才吆喝了一声,带着二十多名劫匪退了回去。

非洲南苏丹千里押运二十九个昼夜,劫匪的枪口对准了我的脑袋

警卫班长KINKOU

赶走了劫匪,我们继续赶路,目的地是来时经过的一个小镇。

因为雨大,又是夜里,三十多公里的路,我们走了四个个多小时。

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小镇。我们一行十六人,而能住宿的地方只能容纳五个人。又经过一个小时的寻找,大家分几拨终于住下了,两人一张小床,没有洗涮用水,厕所污秽不堪,令人作呕。

大雨一直下到了8月3日上午,天才放晴。

我们找了一块空地,把车辆停放在一起,将满是泥巴的外衣脱下来,到一个烂水泡子里简单的洗了洗,然后放在车顶晾晒。

10时过后,太阳开始毒起来。下午2时,我们穿上半干不干的衣服,准备朝昨天误车的地方赶去。

这个无名小镇没有饭店,我们只能就着矿泉水吃带的饼干。

还在路过瓦屋时,我们买了一个西瓜,一直带在车上没舍得吃。烈日下大家口渴的很,于是分而食之。

这时,来了一拨当地的黑人小孩。

南苏丹的黑人小孩很可爱,老远就跟你打招呼,口里叫着我们“白人”。在他们的眼里是不分黄皮肤和白皮肤的,所以我们这些搞工程的中国“黑蛋们”,也享受了一回当白人的得意。

南苏丹的原住民大都十分礼貌和友好,儿童更是如此。

那一群孩子依次走过来,排着队与你握手。在他们看来,能与我们这些“白人”握个手是非常荣耀的事,所以每个孩子都抢着和我们握手。

我们把一部分饼干分给他们吃,每个孩子的脸上都洋溢着感激与兴奋的表情,可能是很久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吧。可是我们的补给有限,只能给他们尝尝而已。

这群孩子在我们身边转悠了一圈后,发现了我们吃剩下的西瓜皮,于是不由分说,拣起来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后又连续来了两拨孩子,他们把剩下的西瓜皮又啃了两遍。看着最后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的西瓜皮,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回到误车的地方,我们开始用挖掘机拽、车拖车、人推车等各种方法,整整折腾了三天,车队终于在8月7号全部到达了ABINUM区。

这三天,仅拖车用的半米宽的吊带和十二公分的钢丝绳,我们就拉断了整整十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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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运途中

(07)

来到ABINUM区,当地的区长听说我们是来搞建设的,而且不需要南苏丹的一分钱,于是将自己住房的一个大房间让给了我们,还找来了十分难得的蚊帐。

我们痛痛快快的洗了个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因为没有蚊虫的骚扰,这是我们出发后的十二天中睡得最好的一个夜晚。

在此以前,由于蚊虫叮咬,车队中的许多人已经感染上了疟疾,好在我们带了一些治疗疟疾的药品,连续服了几天的药后,除了几名黑人兄弟司机外,大部分人都治愈了。

ABINUM区有一所联合国援助的医院,我们将那几名病情比较严重的黑人兄弟司机送了进去,可是,其中一位仅仅治疗了两天就死了。

医院的大夫说,这是恶性疟疾发作的缘故。我们向医院索取了治疗证据,并通知在首都朱巴的同事与死亡司机的亲属取得了联系,还安排了律师处理后事,同时又派专车将尸体运回了瓦屋。

这名黑人兄弟是紧邻南苏丹的乌干达人,看着拉他而去的车,我更加感到了自己身上担子的沉重。

我们在ABINUM区滞留两天后,已是8月9号了,可困难和险阻却接踵而来。

自ABINUM区向北,原来的路已经被洪水冲断,当地一台前去营救其它被困车辆的装载机,也滑到了路边的水沟里。

当我带人人前去查看时,洪水冲断的路面豁口更大了。

后来,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走的土路,但是只能勉强通过自卸车和越野车,重型设备一旦滑进沟中,根本无法拖出来。

还有一个我最担心的严峻问题,这条路上劫匪特别多,危险指数也急剧上升。

再者,我们的车队人员多,物资消耗快,出发前准备的食品已消耗殆尽,而ABINUM区的供给却少得可怜。

还有最要命的是,我们带的准备金也所剩无几了。唯一的办法是,只有到了马约姆才有可能联系当地人进行转账。

在征得警卫班长KINKOU的同意后,我决定将重型设备先停放在ABINUM区,组织其它车辆在大雨中向马约姆行进。

而更大的危险,就发生在这段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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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NUM区长然让出的房屋

(08)

8月9日下午2时许,我和警卫班长KINKOU几乎同时发觉,车队已经被劫匪跟踪上了。

而这一次却多达上百人,其中能看清的枪就有十支,剩余的一律拿着长矛和大刀。

这么多劫匪来,已经不是用几十美元美元就可以打发走的了。我判断,他们是想连人带设备一起打劫,并以此为条件,将索要更多的美元。

这时,天又下起了大雨,车队行进速度极慢,这对劫匪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打劫机会。

KINKOU带领的警卫都是经历过战火的老兵,不仅战斗经验丰富,而且异常勇敢,我们对他们是十分的信任与关心,他们对我们也是十分的忠诚与尽责。

一看危险来了,还没等我开口说话,他们像屁股底下安了弹簧一样,齐刷刷的跳下车,子弹上膛,手口扳机,进行三百六十度警戒。

KINKOU问我,你有多大的权利。我说自己的权利,就是连人带设备都安全送到124油区。

KINKOU又问我,设备能放弃吗?

我说,放弃设备的话,自己得请示上级。其实,我压根不想放弃设备,所以装模作样拨了一个已经销号的手机号码,示意KINKOU电话打不通。

KINKOU思考了一会儿,说他和警卫们试试看。

我有些担心地交待KINKOU,如果不危及生命,千万不要开枪。

KINKOU没有理会我,抡起A47冲锋枪,朝着天空打完了一个弹夹。并让土语翻译大声喊,我们是南苏丹国请来搞建设的,不需要南苏丹人的一分钱。

劫匪的枪都是步枪和猎枪,一看KINKOU等人手中清一色的全自动A47冲锋枪,自知没有多少优势,于是自动让开了道路,但却继续冒雨跟紧了继续前进的车队。

车队前进半个小时后,险情再一次出现。道路拐弯处的灌木丛里,突然又冒出了二十几名人,拿着拿枪和长矛大刀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KINKOU立即持枪迎了上去,同时让土语翻译继续大声喊话,另外八名警卫也成散开队形包抄过去。

这样对峙了约有十几分钟,仅有两支支枪的劫匪再次撤离。

车队继续行进时,KINKOU将我喊下了前头的指挥车,并要求我们的人全部上相对安全的中间的车辆,一旦发生对峙,决不能下车露面。

后来,我才知道,劫匪就是冲着我们七名中方人员来的,他们以为我们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大老板。

这样的近距离对峙,一路上有过六次。后来,为了确保我们的安全,九名警卫全部集中在两辆越野皮卡车的后斗上,一前一后荷枪实弹护卫,没有给劫匪半点可乘之机。

即便是这样,劫匪还是没有死心,依旧不远不近的跟着车队,我们走他们也走,我们停他们停。

当天的凌晨2时,车队接近马约姆地界的时候,跟了我们近1十个小时的劫匪,终于退回去了。

这时,我们已经十分疲倦了,尤其是九名警卫人员,一整夜高度警惕,手指不离扳机,就连眨眼睛的功夫也是相互交替警戒。

可是,KINKOU却提醒我,我们中方人员决不能在野外过夜,留在这里一定会再次招来劫匪。

KINKOU不由分说,带上一名警卫,又将我们中方人员一路护送到了马约姆。我也趁机,为后续大队人马打好了前站。

不出KINKOU所料,我们离开一个小时后,一百多人的劫匪果真又围了上来。七名警卫集体开枪示警,劫匪又退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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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江涛在南苏丹

8月10日傍晚,先期的自卸车队也赶到了马约姆。

我们共有二十四辆自卸车,这天一早我就得到消息,说只有二十三辆车出发。原来,走在最后的一辆滑到沟里了,因为无法进行救援,只好在原地等待救援。

我当机立断,带上设备管理员和两名警卫,返回七十公里外进行救援。

当时,我不知道那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只知道人和设备一样都不能少。

(09)

马约姆是南苏丹的一个军事重镇,有联合国的办事机构。

走的时候,我协调到了联合国的两台救援车随行。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中午将这台车从沟中拖出来,可是直到天黑,才前进了一公里多。

原因呢,不光是这部车的司机驾驶技术差和雨天路滑,简直是邪了个门了,走不多远车就会掉进入路沟里一次。

就这样,车掉进沟我们就拖,拖出来后我们再走,反反复复好几次。后来,我想是年轻的黑人司机兄弟太紧张了,我们一焦急他就更急,满头大汗,手忙脚乱,方向不稳,不掉沟里才怪。

最后,我们十几名营救人员都累爬下了,连两名警卫也都上去了,个个累得筋疲力尽。眼见天黑了,我果断放弃了救援。

救援没能成功,在荒郊野外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我们只好离开原地去了附近的一个军事检查点。

经与检查点的士兵交涉,我们可以在检查点住下,但处于安全考虑,只允许我们在车上睡觉。

那天晚上,漫天无穷无尽的蚊子把我们给咬坏了。大家基本上睡上一小回儿,就要下来走一走,浑身痒得不行,实在是太痛苦了,这是我们整个路途中最难熬的一个夜晚,那滋味比让劫匪前堵后追还难受。

8月11日早上5点整,我们再次赶到现场继续救援,因为车在水沟里泡一个晚上,联合国的救援车在昨天夜里也返回了马约姆,所以直到下午三点还是没有成功。

这天,雨倒是停了,但太阳格外的毒,毒得如同人在蒸笼里一般,就连十分能吃苦耐劳的黑人兄弟也受不了了。

到了中午,我们带的粮水就已经吃完喝没了,好在警卫找到了一户人家,买了一大水桶的牛奶。尽管是口渴难忍,可因为是生牛奶,我们害怕喝了会闹肚子、得疟疾,所以只能干看着黑人兄弟狂喝暴饮。

眼看一个白天又要过去了,我急得抓头挠耳。因为一旦走漏了消息,那些劫匪一定会卷土重来,我和设备管理员将成为劫杀的重点,而我们只有两名警卫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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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救援的黑人兄弟

我猛然发现了不远处的零零散散的住家,于是顿生一计,安排向导找来附近的所有居民,聚合了三十多人的力量,终于把自卸车从水坑里推了出来。

给当地居民付过钱后,我们抓紧时间往马约姆出发,经过六个小时的奔波,夜里10时许终于到达了马约姆。

回到马约姆的落脚处,翘首以盼的五名兄弟纷纷上前拥抱我和设备管理员,而我俩却顾不上这些,抓起矿泉水瓶就是一顿狂饮,直至每人一股气喝干了两瓶矿泉水,因为再不喝水,我们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实际上还在半路时,设备管理员就已经出现了虚脱,因为害怕得疟疾,我们连鲜牛奶都不敢喝,更不用说路边的雨水了。

晚餐的时候,我和设备管理员吃了平常量的双份,几名黑人兄弟影视吃了平常量的三份,那名司机竟吃了平常量的四份。

(10)

由于极度疲劳,我决定在安全的马约姆休整,同时进行备用金转账和补充给养。

滞留马约姆的两天里,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一个黑人小男孩。

这孩子,八、九岁的样子,身上挂着一件成人T恤衫。

为什说是挂着呢,因为太肥、太破了,都包过孩子的屁股了,上面不是口子就是洞洞,一双纤细的小腿上糊满了泥巴。

起初,这孩子只是直愣愣地盯着我,也不说话。

那眼神麻木得令人有窒息的感觉,没有一丝的天真与快乐。只有极度贫穷与无奈的孩子,才会有这样的眼神。

8月12日中午,我们在当地一家卖羊肉的小摊旁吃饭,权当称其为小餐馆吧。

我们要了六盘羊肉,可口味实在不怎么样,再加上天气太热,所以呢,大家的胃口不大,只简单吃了几个面饼。

这功夫,那个小男孩又到了我们跟前,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盘子里没动几块的羊肉。

我们不约而同地端起盘子,依次将六盘羊肉都给了他。

小男孩吃得太快了,已经不能用狼吞虎咽来形容了,你把羊肉放在他的手上,只见他用嘴在上一喕,也不见怎么咀嚼,一盘羊肉已经下肚了。

吃完了六盘羊肉,小男孩又吃了几个面饼,看样子还是没吃饱。我怕撑坏了孩子,就没敢再给他买上一份饭,因为他已经吃了足有我们四个成人的饭量了。

让我感动的是,他自己都饿成这个样子了,还能匀出一部分食物来,给随后围过来的另外一个小伙伴吃。

小男孩手捧着吃羊肉的时候,一些羊油流到了胳膊肘的部位,令人震撼的一幕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羊肉吃没了,小男孩舍不得在我们看来肥腻难咽的这些油水,就用舌头顺着手腕一口一口的舔,直至舔到胳膊肘,不浪费那怕一丁点的油。

看到这个情景,我流泪了,其他人也都难过地转过了身去。

我亲身经历过汶川大地震,是从死人堆里逃出来的。从那时起,自己的心变得很硬了,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再去流泪。可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我的眼泪恣意流淌起来。

我想起了我的女儿。当时,女儿已经读初中了,衣食无忧,学习之外,学国画、练古筝,整天家快快乐乐的。

而相比之下,这个孩子的幸福与快乐就是能够吃一顿饱饭,这或许是他一生的愿望吧。

我们要离开了,小男孩子不声不响地跟在我们身后,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我们的感激和依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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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名黑人孩子

等走到了车旁边那会儿,小男孩呆呆的站在那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我明白,这孩子是希望我们以后还能来这个地方吃饭,因为我们的到来,他才吃上了一顿饱饭。

当时,我真的想收留这个可怜的孩子,把他带在身边,别的不敢说,让他天天吃上饱饭是没问题的,可我只是匆匆的过客而已。

(11)

马约姆离南北苏丹边境的油区有一百五十多公里,镇上到处都是抱着冲锋枪的士兵,还有许多停靠一起的坦克和大炮。

KINKOU告诉我,这些士兵和武器将随时准备赶往南苏丹的边境,那里的战火氛围已经很浓了。

此地不可久留,我们继续上路,朝着战火氛围更加紧张的124油区出发,因为一旦边境发生武装冲突,我们连人带设备将被困在马约姆。

之所以在马约姆休整两天,还有一个原因,我要联系负责124油区的联合石油公司GPOC的副总裁。因为这以后的路更难走,我们急需一台大型平地牵引车在前头开路。

8月13日,我联系上了副总裁,可他说到16日才能派出牵引车。不能再等了,14日一早,我们又继续冒险上路。

回顾过来的这些日子,我们最大的危险是劫匪,而我们这些外国人是他们打劫的主要目标。所以,出发前我决定,这次先把我们自己的人带到油区,将黑人兄弟驾驶的自卸车暂时留在了马约姆。

因为坐的是越野车,到了下午两时许,我们就走了七十多公里。大家正高兴呢,突然一场大雨浇下来,越野车开始频繁往沟里滑,一台车掉下去需要好几台来救援,常常是这台车没救出来,救援车反而也滑进了沟里。

雨太大了,土路基被泡得的稀软,侥幸没有滑入沟中的越野车,底盘也与淤泥几乎一般平,前进半米都很费劲。

天黑了,我们只好露宿野外。因为越野车大部分都滑进沟里了,所以几台车隔开了有两公里多的距离。我将人员和警卫一一做了分配,基本上每台车上人满为患。

这时,几名过路的当地黑人兄弟也被大雨困在了这里,我喊他们挤进车里,说“与黑人兄弟风雨同车”。

南苏丹地处热带雨林地带,晚上蚊子多的根本不敢开车门,可在车里久了就憋得喘不上气来,所以,每隔半个小时就要下车透透气。

可刚一开车门,大批的蚊子嗡嗡地像小飞机一样窜进来,逮着还在车里的人一顿疯狂的咬。

天黑前,我们换下了淋透了的衣,只有鞋子没法换,灌满了泥水的鞋子已经把脚泡得发白了,我索性把鞋子脱下扔出了车外,光着脚丫休息。

到了第二天早上,一双脚被蚊子咬得不成样子了,肿得老高。我数了数,大大小小被咬了二百多个包。

(12)

8月15日这一天,我们断粮了。

实在没有吃得了,我们只好将在马约姆买的生土豆和生玉米拿出来烤着吃,矿泉水也所剩无几,大家我让你、你让我分着喝。就这样,我们在野外又过了一个难熬的夜。

非洲南苏丹千里押运二十九个昼夜,劫匪的枪口对准了我的脑袋

烤玉米吃

8月16日中午,联合石油公司派出的平底牵引车终于赶了上来。

平地机牵引车是一种道路施工和交通救援的专用设备,光轮台就有一人高,既可以刮平路面,也可以牵引拖拉,力大无穷。

于是,我让它在前面开路,先刮出硬路基,越野车紧跟在后面,一旦发生误车,就用刮平机套住底盘往外生拖硬拽。这一天的傍晚时分,我们先头人员到达了124油区的所在地本提乌。

8月17日一早,我电话通知在马约姆待命的自卸车队上路。这之后的八天里,经过调派平底牵引车多次救援,车队全部开到了本提乌。

车队到达本提乌那一天是8月24日,看着齐刷刷一字排开的二十四辆自卸车,大家心里那个高兴啊,黑人司机兄弟情不自禁的跳起了非洲舞。

一阵欢乐后,大家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然后就是倒头大睡,整整睡了两天两夜。

有的人到了饭点了,喊他半天也喊不起来。还有的人睡蒙眬了,突然爬起来边找衣服边嘟囔一句:“走啊,拖车去!”

歇过来后,我们开始称体重,结果,所有人都瘦了十斤斤以上。

这时,KINKOU告诉了我一个心惊肉跳的消息。

我们抵达124油区的当天夜里,一个大约四十人的商队遭到了同一伙劫匪的劫持,因为没有足够的现金,其中大部分人被杀死,幸免于难的都是会说当地土语的人。

我问KINKOU,商队怎么不带警卫呢。

KINKOU说,那些警卫属于私人公司,遇到生命危险大多会跑路。

我发自内心地向KINKOU亮起了大拇指,说他和警卫们不但勇敢,也十分地忠诚。

KINKOU不假思索地说,就像我们代表中国一样,他们也代表着南苏丹国家。

(13)

124油区的项目在12月初正式开工,可12月15日南苏丹的内战就爆发了。

后来,局势越来越危急,当地的官方媒体说,内战导致有一百多万人流离失所,一万多人死于战乱。

2014年3月7日,124油区的项目人员全部返回了首都朱巴。

3月10日,我去拜访联合石油公司GPOC的总裁。GPOC的总裁告诉,叛军和政府军在团结州的124油区营地多次易手,所有承包商的设备损失殆尽,不是被抢就是被破坏了。

离开GPOC总裁办公室时候,我心里沉甸甸的,有一种说不出来滋味。战争就是这样,它毁掉的不仅是物质生命等有形的东西,更会将人们的精神弄得糟糕透顶。

我不禁想起了那名和我女儿年龄相仿的小男孩,他是否还活着。如果有幸还活着,人又在那里,能不能吃上一顿饱饭呢?

非洲南苏丹千里押运二十九个昼夜,劫匪的枪口对准了我的脑袋

那名黑人孩子

记录于2015年1月,修改于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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