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银行在查账时意外发现了一笔来历不明的外汇存款。
这笔款项的本金为1.2万英镑，于1967年存入，30年以来始终无人前来取款，加上30年的利息已经将近有两万英镑。
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这笔存款当年是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存入的。
如果按照当时的汇率来算的话，1.2万英镑折合成人民币是82308元，而当时周总理的月工资才是400元，这笔存款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
周总理
周总理一向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几十年来家庭积蓄几乎从未超过1万元人民币，只要积蓄超过5000元，他就会立即将多出来的钱上交党费。
即使积蓄没有超过5000元，周总理也会时而拿出上千元来接济家乡的亲属，留下的钱基本只够日常生活开销。
那么周总理为什么会有这笔巨款呢？工作人员按照规定进行了调查，由此意外掀开了几十年前的一段往事，调查结果也让所有人感动得落泪。
中国银行的英国职员
时间跨过半个多世纪，回到二战时期的英国伦敦。
1940年，已经横扫欧洲的德国军队开始向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领土虎视眈眈。
为了打击英国人的抵抗意志，德国空军向英国领土进行了长达十个月的大轰炸，英国首都伦敦在轰炸中也没能幸免。
许多当地公司都纷纷歇业，而设立在伦敦的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为了给国内的抗战筹集资金，依然在轰炸机的炮火中苦苦坚持。
一天，一个22岁的英国女孩多莉来到了分行办事处，想要应聘一份工作，工作人员了解之后得知，女孩儿之前上班的公司就在同一栋大楼中，公司因为轰炸而停业，女孩为了谋生只好另找工作。
经过一番专业考核后，女孩顺利被银行录用，并成为一名柜台出纳。
当时许多中国海员在国民党创办的俱乐部里工作，他们的工资都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划拨和发放。
这些海员在中国的家庭都并不富裕，再加上因为抗日战争而社会动荡，许多海员的家里日子过得入不敷出，极为困苦。
一些海员刚来到伦敦工作时，还每个月都把工资寄回家里，后来久而久之便在英国沾染上了大手大脚吃喝嫖赌的不良习气，每个月发的工资都会被挥霍一空。
这一切情况都被善良而富有正义感的英国女孩多莉看在眼里。
她向这些海员表示，如果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工资寄回远在中国的家里，自己可以帮他们减免相应的手续费，这一做法果然减少了海员们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气。
几年的工作之中，多莉在业务上越来越精熟的同时，对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在加深着了解。
当了解了日本人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种种罪行后，她感到义愤填膺，对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深为同情，同时也对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由衷佩服。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受多次巨大失败以后，为了巩固在中国的侵略统治，开始向中国战场大规模增兵，企图将中国的抗日力量一举肃清。
中国军队拼尽全力进行抵抗，战斗进行得极为惨烈，抗日战争进入到了异常艰难的时期。
为了给中国的抗战事业筹集更多资金，中国银行在伦敦分行专门设立了募捐箱，希望身在英国的华夏子孙能够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伸出援手。
募捐箱一经设立，伦敦的许多华人华侨纷纷慷慨解囊，而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的多莉也毅然拿出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投进了募捐箱。
看着许多人为中国的抗战事业踊跃捐款，多莉心里很是高兴，她相信在那么多人的支持下，中国的抗战事业一定能在不久之后取得最终的胜利。
可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且颇为气愤的是，当时负责管理募捐箱的国民党官员竟然偷偷将一些捐款塞进自己的腰包，拿着华人华侨们的爱国钱财来中饱私囊。
充满正义感的多莉义愤填膺，对于此事她无法坐视不管，于是趁国民党官员不在银行的空档，她偷偷给募捐箱换了一把锁，并把钥匙放在经理办公室的桌子上。
很快国民党官员就发现锁被人更换，于是严令银行经理彻查此事，最后银行查出此事是多莉所为，那官员马上向经理施加压力，让其将多莉开除。
多莉在经理面前说出了自己换锁的原因，并痛骂那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和自私，银行经理对多莉善良的动机表示理解，也很赞赏她一直以来良好的工作表现，可是迫于国民党官员的压力，他还是打算将多莉开除。
这时候，在银行里工作的一位正直的中国小伙刘本堃（kūn）站了出来，他义正言辞地在经理面前为多莉进行申辩，指出经理开除多莉的行为多么不符合道义，难以在银行里服众。
在刘本堃的一番帮助之下，多莉最终得以留在银行继续工作。
多莉和刘本堃
对于刘本堃给自己的帮助，多莉非常感激，而同时她也对这个中国小伙本人产生了几分好奇。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人不仅在工作中热情地互相帮助，而且下班之后也走得越来越近，经常相约一起吃饭、读书和散步。
久而久之，刘本堃被这个英国女孩身上的勤劳、善良和正义感所吸引，多莉也对眼前这个正直体贴的中国小伙渐生好感。
两人情投意合，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最终两人于1949年在伦敦举行了婚礼，并在婚后生下一个儿子。
多莉虽然没有去过中国，但是从丈夫口中了解中国以后，她对中国文化愈发向往，在她的要求下，刘本堃给她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刘道蕊。
放弃英国国籍前往中国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带领百姓推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独裁政府，10月1日，新中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此时的中国经历了长期战乱之后，社会百废待兴，急需进行社会建设，而社会建设离不开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持。
于是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国银行设立了总管理处，向海外各分行发出通告，命令冻结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所有资产，等待新中国的接收。
刘本堃早就从国内亲人那里了解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党，是与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完全不同的存在，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刘本堃感到非常高兴，他期盼着能尽快与分行的同事们一起将资产交给新中国政府，然后投入到新中国的金融工作中去。
可是让他感到愤慨的是，伦敦分行的行长拒绝执行总行的命令，想将银行的资产全部转移给台湾的国民党，为了掩人耳目，他还遣散了大部分员工，只留下不到十个人继续留守。
对于爱国的刘本堃来说，他坚决不同意行长的做法，拒绝执行行长所有的命令。
另外他还暗中联络了银行里其他四名爱国职员，五个人一起在银行里组成了起义小组。
经过与行长的一番斗争，起义小组最终成功保护了这批资产，并将其管理权移交给了新中国政府。
为此，刘本堃被中国银行总行任命为伦敦分行的经理助理，此时已经出国多年的刘本堃迫切想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为此他多次向总行领导写信，表示希望能够回到中国，并且自己的妻子也愿意同自己一起回来。
刘道蕊虽然知道中国国内的条件远远不及英国伦敦，而且他们的孩子也已经在伦敦开始上学，但是爱屋及乌的心理早已经让刘道蕊对中国的文化心向往之，于是也希望能够和丈夫一起前往中国生活。
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刘道蕊做出了一个让亲友们深感诧异的决定，她毅然放弃了自己的英国国籍，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最终，刘道蕊终于克服重重困难，于1957年如愿以偿，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国公民。
可是此时新中国依然需要像刘本堃这样的金融方面人才在海外维持祖国的金融事业，总行希望刘本堃暂时留在伦敦工作。
夫妻俩虽然感到有些遗憾，但也对此表示理解，于是尽心竭力地在伦敦分行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后来在1967年，总行终于同意刘本堃回国，喜出望外的夫妻二人马上为回国做准备。
此时他们在伦敦已经有了自己的房产和汽车，为了能够尽快回到国内，刘本堃和妻子将各种家用电器和家具通通变卖，卖不掉的就直接送人。
由于回国心切，两人将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一栋价值四万多英镑的高级公寓直接以一万多英镑的价格卖掉，然后带着所有的钱，满心欢喜地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回到中国之后，总行马上为夫妻二人安排了新的工作，刘本堃被安排在国际部，而刘道蕊则在欧美组参与单据制作。
虽然处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可是刘道蕊很快就适应了下来，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她很快被提拔为一名组长，在工作中，她向来要求下属们做到一丝不苟，哪怕有人在单据上写错一个字，她都会提出严厉的批评。
这在当时许多员工看来，是极为苛刻，但是对于自己，她也始终严格要求，每当遇到紧急事务需要连夜加班时，刘道蕊一个人可以顶上两个人的工作量，让组员们极为佩服。
1.2万英镑的巨款
当时祖国的社会建设事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各个地方都需要国家财力的支持，刘本堃和刘道蕊夫妻二人商量决定，将从英国带回的1.2万英镑的外汇积蓄捐赠给国家用于社会建设。
刘道蕊
可是当时大陆并没有此种类型的正式捐款渠道，于是两人经过考虑之后，直接将存折匿名寄给了周总理，并附上了一封匿名信。
收到邮件的周总理打开信封之后，只见信纸上以工整的字迹写着简单的一句话：支援国家经济，用于社会建设。
周总理为此既感动又惊讶，按照当时的汇率，1.2万英镑折合成人民币是8万多元，而当时周总理的月工资才400元，这1.2万英镑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
周总理
周总理将存折递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爱国精神值得赞扬，但是个人的存款国家不能收，尽快查到寄件人，将这笔钱物归原主。”
刘本堃夫妇早就预料到周恩来总理可能会拒绝收下这笔捐款，于是他们在寄件时使用的是化名，地址也只填了寄件的邮局地址，工作人员努力查找之后，依然没有任何头绪。
暂时找不到巨款的主人，周总理就决定先由自己对这笔款项代为保管，等将来找到这笔钱的主人之后，再将其物归原主。
可是后来，因为迟迟没有找到资金的来源，这笔钱就渐渐被人遗忘在了岁月之中。
周总理
1976年，周恩来总理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挂念，因病离开了人世，而总理让工作人员在中国银行中存储的来自刘本堃夫妇的1.2万英镑捐款，依然原封不动地躺在中国银行的户头之中。
直到1997年中国银行查账时，才发现这一来历不明的存款，后来弄清楚这笔钱是当年周总理收到的匿名捐款时，银行追本溯源，继续查询款项来历。
一番调查之后，银行终于得知这笔巨款的主人是刘本堃夫妇，当工作人员找到夫妇二人想将这笔钱物归原主时，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收下。
夫妻俩虽然退休之前都担任银行内的重要职务，但是两人生活简朴，多年来并不富裕，在晚年之时更是疾病缠身，身体愈发衰弱，可是他们坚定地表示，这笔钱已经向国家捐出，没有再收回的道理，希望国家能将其用于社会建设。
经过再三商量之后，夫妻俩和银行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们用这笔钱在中国银行内部以刘道蕊的名义设立一个基金会，奖励那些为银行做出突出贡献的员工，这个基金会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刘本堃和刘道蕊
而刘道蕊的余生一直和丈夫一起居住在中国，在她的一番努力和多次申请之后，最终她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