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野由悠季：过急的虚构世界之现实化

翻译：人气空友\萝姬

编者注：富野由悠季95年在Sunday每日附刊上的感想文章，针对震惊日本社会的奥姆教事件，可配合宇野常宽的富野论或者几原邦彦《回转企鹅罐》一起食用

无关配图

我一面收看有关奥姆事件的报道，一面始终体会着说不清理由的焦躁。

而这理由，在某一日终于明朗了。我觉察到了，奥姆的行动转化为恶意的过程，或者其恶意的存在方式诞生的背景，是不是也有动画包含在里面呢？

“奥姆进行的组织性活动，莫非是把我们为了塑造出机器人动画中的敌对角色而编造出来的主义主张，行动规范等内容，以现实主义的方式付诸实践了吗？”如此的触动引起了我的焦躁。我怀抱着难以言喻的焦躁感。

作为一名动画软体的提供者，在没有余裕将虚构编造整齐的情况下，操之过急于现实化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在他们的身影中也不能不看出作品愈加变得粗糙的过程，我就“啊——！” 地一声，抱头痛叫。

愈发变得粗糙，说的是诸如美意识的匮乏，或者丧失的过程。但是仔细想一下，此类事情不单单是奥姆才能看见的现象。

虚构的操之过急的现实化，在于诸如日本动画受众们的态度至今是如何变化的这点也能够看出来。

战后，电视动画稳定下来之前，动画或漫画等实物全部都无非是孩童的玩具而已。这些东西在小学毕业左右便会弃之如敝履，强行转移到岩波文库的阵地中去。

上述状况，哪怕是在电视动画开播以后也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小飞龙》（72年）那会儿，时代明确地发生了变化。第一次，受众们开设了粉丝俱乐部。况且这并非一聚而散的，在电视节目播完后仍旧继续。俱乐部以更加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果然是SF作品中机器人登场的《勇者莱汀》（75年），情况变为这样：我们制作室来了年纪小的粉丝，而且说道：“如果有赛璐璐画板，能给我点吗？”

尽管我还在心想，这种当废弃垃圾的东西要来干什么，但事后才了解到，其实那是非比寻常的时代转折点，它意味着粉丝们最早地萌生出对于收集赛璐璐的心理。

而四年后，《机动战士高达》开播了。当时已经处于，比如说即使《莱汀》已播送完毕，半年过去了，只要举办粉丝俱乐部的活动总是能聚集起千人以上的“盛况”局面。

我直到那时候，都觉得仅仅是每周一次的周期中，制作着播放一结束就丢掉的“一次性”作品。可是在当时，

“拖到如今这么长的动画制作，变得跟以往完全不同了啊。电视动画已经不再是用完即丢的东西。”

在我的记忆中，自己应该是吓到面色发青了。

下一次粉丝身上起变化，应该是在81到82年左右吧？因为那也正是机器人题材的作品大量产出、还出现了Anime Freak, Mecha Freak等群体、塑胶模型的市场显著扩大的时候。就连让动画中的角色直接立体模型化的“手办”这东西都横空出世。

我不禁思索，“赛璐璐和人物，是不可以热爱到这地步的吧。为什么不看看外面的世界？照搬动画赛璐璐形象的手办是哪里有美啊——”

至关重要的，是美意识的问题。其中，尤其以视觉性美意识为重。

像这样的部分，是否也跟在日本书店中，SM系的杂志和一般书籍若无其事地摆在一处贩售、俗话所说的成人社会的问题点是密不可分的呢？这也就意味着这么一回事，战后50年间（45-95），在重视经济重建的时代中，从日本人身上逐渐缺失了什么无比厚重的部分。

恰恰是美意识的问题，实则与文化论、民俗论、风俗论紧密相连。我甚至会想，这是不是足以向普遍习俗展示规范的力量，足以让影响波及伦理道德观等部分的问题呢？所谓支撑起美意识的道德这东西，理应是存在的。

而在战后的50年间，日本人是不是累积起了将之放弃的历史呢？

日本人嘴上说着映像文化也好视觉文化也好，就它们的艺术性而言，恐怕是没能做出什么正经的文化论，艺术论。

看着拍摄上九一色村[奥姆据点]的设施等影像，好像是有一般信徒的生活区域或者化学实验楼等多种建筑物，可是我实在无法认为，像是为用途服务的形态（外观）模样是经过考虑的。理应对信徒产生吸引力的视觉标志，未免也太贫乏了吧。我暗自惊奇道：

“竟会有日本人，如此忘掉了洁身自好的习惯。有关五感的方面，在如此之低水准就可能争取到信徒吗？”

但是，像这样对他们和动画受众加以批判，当然也是返回到我们软素材提供者的问题。我在对上九一色村的映像感到惊奇的同时，又感到一股焦躁感的驱使——“我自己的工作是不是也必须加以否定才行啊”。

我们也在制作电视动画的时候，一直把俗恶的绘画通过电视散布出去。我们没能给孩子们展示真正的影像，真正的人物形象（雕刻）。

我想的是，我们难道害得动画粉丝的美意识也一起缺失了吗？在这同时，通过那般视觉体验贫乏的设施也足够成为信徒的年轻人出现了，那我们也是导致这件事的帮凶吗？

内心懊悔不已，我们没能告诉这些年轻人，哪怕顶礼膜拜也不在乎的标志，听到入迷的音色和乐曲这些东西，再多点别的也好吧。

这一点，我想对于从事影像媒体业的人们来说，是需要敬畏地俯首帖耳，再三思虑的事情。

我们这些人，在有关于视觉文化原本所具备的机制上，之前究竟带着多少谨慎投入到日本社会中去过呢？

在考虑这点上，在那样的视觉标志召集下，使得年轻人们做出了这样的举动，这一现象包含着相当深重的问题。

按我的理解，奥姆的事件正是向我们抛出了这些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