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采访摘要
为编辑一本书，他几乎跑遍中国每寸土地
△约翰·马敬能
对话 约翰·马敬能
约翰·马敬能，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著名鸟类学家。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人类新发现的哺乳动物总共只有10种，其中3种的发现，都和马敬能有关。他在越南和老挝边境发现的新物种“剑角牛”，被誉为“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
约翰·马敬能：大自然就在我心中，我是属于荒野的。
对话 约翰·马敬能
如果你是一个鸟类爱好者，那么你对约翰·马敬能这个中西合璧的名字一定不会陌生。马敬能编写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自2000年在中国出版之后，一直以来被中国观鸟人视为“圣经”，许多观鸟人都是伴随着这本手册走进鸟的世界。
约翰·马敬能：我很高兴当时编写的第一本书，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观鸟产生了兴趣。人们开始把观鸟作为一种乐趣，观察它们会做什么，记录它们的声音。
田川：鸟吸引你的是什么？
约翰·马敬能：鸟真的很迷人，它们如此活泼，生命力饱满。你看它们飞的时候会想说，天啊，我希望我也能像它们那样展翅飞翔。它们是特别棒的小家伙。
田川：2019年您从中国回到了英国，因为疫情您一直待在英国，想念中国吗？
约翰·马敬能：当然。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我的太太也是中国人，她的家人都在中国。而且我的很多文件，还有电脑、相机都留在了中国，所以我很想回到中国。在英国我只是一个“傻老头”，没人知道我是谁，我也没有工作做，在这里我就是一个无名小卒。我觉得那种付出努力去做有用的事，或者做那些人们理解并且感激的事，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想回到中国。
△红星为马敬能到过的地方
田川：这张图片非常惊艳地显示了您在中国去过的地方。
约翰·马敬能：基本上是这些，现在算的话应该有更多地方了。
对话 约翰·马敬能
1986年，马敬能来到中国四川卧龙，参与中国第一个国际环保项目——世界自然基金会“拯救大熊猫”项目。自此他开启了长达三十多年在中国的野外考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这个规模庞大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无疑为中国带来了很多深远影响，也为马敬能撰写《中国鸟类野外手册》提供了基础数据。
约翰·马敬能：中国太大了，英国只有500种鸟类，而中国目前有近1500种。面对如此众多的鸟类，想要了解它们是很大的挑战。
对话 约翰·马敬能
2022年初，《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再版，1505个鸟种，2845张绘图，1448条鸣声二维码，在新版《手册》中一一呈现，这是马敬能几乎走遍中国每一寸土地记录总结出来的。
约翰·马敬能：中国鸟类名录在过去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在新书里添加了150种鸟类，为此我们也增加、更新了很多图版，非常美，比第一版要清晰很多。所有分布图都做了更新，分布图下方是鸟鸣声的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收听到每一种鸟的叫声。你可以用小喇叭把书里的鸟叫声录下来然后播放，可以吸引过来很多鸟类，但这种方式有点算是“欺骗”行为。
田川：为什么？
约翰·马敬能：因为会干扰到鸟类，可能会干扰它们的筑巢行为，可能会把鸟吓走，在英国一些地区是禁止这么做的。
△约翰·马敬能 著
对话 约翰·马敬能
马敬能曾说，“鸟儿是天上的使者，将生命的种子交付大地”。而他就像是鸟类的天使，让世人认识它们，栩栩如生地模仿各种鸟类的叫声和肢体动作，如数家珍般跟人介绍各种鸟类。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他把观鸟看作为一种科研手段，而非一种爱好，他说哪怕是很普通的鸟，它们的日常规律也藏着科学价值。
对话 约翰·马敬能
新冠疫情以来，马敬能一直在英国的家里，没能来到中国，我们和他相约四月的一个周末一起“线上观鸟”。我们跟着马敬能新版《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的责任编辑胡运彪，来到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远离公园游客游览的路线，深入观鸟的秘密小径，体验观鸟的乐趣。
田川：观鸟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比如距离，位置……
胡运彪：一定要安静。
田川：这也是为什么老马愿意一个人独自观鸟的原因吧。
胡运彪：对。
△胡运彪
对话 约翰·马敬能
胡运彪也是一位鸟类生态学博士，这两年他一直在线上帮助马敬能完成新版《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的编辑工作。私下他习惯称马敬能“老马”。
田川：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老马的？
胡运彪：应该是2009年，但那会儿他应该还不认识我。我当时是志愿者，他们开会的时候我偷偷拍了一下他。当时老马已经是偶像级人物了，他2000年出版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我们观鸟的人手一本。所以好不容易见到他了，就像大神一样远远地看一看。
胡运彪：其实第一版《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对普通人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不大好用。所以在编辑第二版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改进来方便初学者使用。书里的图版有几百个G，因为老马也不在中国，我们当时想尽各种办法传输这些资料，大概连续传了十几天才传完。对我来说老马比较好的一点是他睡得比较晚，所以我们工作的时间就可以长一点。
△连线约翰·马敬能
田川：你好老马！
约翰·马敬能：我正在往校园走，给你们看看英国四月里这些美丽的树林子，4月的英国就像那些诗写的一样。有时周末这儿的人还挺多的，但今天早上阴天，有点冷，人不太多。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这里有一些春鸟的叫声，还有一些绿头鸭、黑水鸡。
田川：都太美了。
胡运彪：你那边有乌鸫吗？
约翰·马敬能：有，我面前就有一两只，但这个镜头不能推拉，很难让你们在画面里看到。乌鸫正在唱歌，还有一只知更鸟（欧亚鸲）也在唱歌。现在这个时候到处都是风铃草，我就坐在花丛里跟你们聊吧。
田川：真好，这让我感觉我们离得好近，我们有类似的花，类似的鸟，甚至类似的声音。即使你在英国我们在北京，但感觉我们好似在一个空间。
△诸葛菜
田川：因为疫情的发生，过去三年您觉得身边有什么变化吗？
约翰·马敬能：我认为新冠疫情有两个影响，第一，它按下了发展的暂停键，这给了大自然一个喘息修复的机会。第二，人们因为新冠受到了很多精神上的压力，他们发现走进大自然是非常治愈的，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去亲近大自然。中国也许是一样的，但我没在那儿，所以没法见证它的变化。但很显然如果城市封锁对大自然来说是有好处的，人们就不会那么开心了，这是一个平衡关系。
现在人们开始山地骑行，去自驾游，去森林徒步，去露营，晚上就睡在野外，我认为棒极了，就应该这样。我们得去享受、欣赏大自然的美，野外的美，不然我们就不会懂得如何正确对待自然。
“我属于荒野”
△约翰·马敬能制作的照片
田川：我看到您背后有两幅画，上面有您的中文名，那是您画的吗？
约翰·马敬能：不是我画的，是我制作的，我喜欢做这些东西。我是个摄影师，当我拍到一张好照片的时候，我就用Photoshop做很多种滤镜效果，试着玩，如果效果喜欢，我就会签上我的名字做出来。
田川：生物学就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您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话 约翰·马敬能
1947 年，马敬能出生在英国一个政治世家，他的外祖父拉姆齐·麦克唐纳是英国第一个劳工党首相，先后三次当选任职。马敬能的外祖父、父母、舅舅都热爱自然。热衷野外生活，是马敬能家族幾代人的传统。从家里的后花园开始观察鸟类和小动物，到跟着父亲去狩猎，一次次小小的野外探险，让少年马敬能逐渐感受到生物与自然的无限奇趣。
△约翰·马敬能
田川：你是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的孙子，人们自然地认为你可能会对政治感兴趣，是什么促使你对自然产生热爱而没有从政？
约翰·马敬能：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政治是尔虞我诈的，我觉得我的外祖父被它毁了，他在去世的时候是个很可怜、悲伤的老头，因为他被政敌抨击得很惨。我认为这条路很难，我不想走。我原本是可以从事学术，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大学讲师，但学术界也非常凶险，人们之间会嫉妒，然后写一些很不好的东西。我见识过，我不喜欢那样。
我在牛津的教授形容我是“一匹孤独的狼”。我觉得自己待着很自在，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就是这么工作的。我是一个很“艺术”的科学家，我喜欢拍照、写东西，写诗，我不像一些别的同事生活那么缺乏乐趣，他们有点太学究了。
对话 约翰·马敬能
1965年，18岁的马敬能在舅舅的推荐下，跟随着珍妮·古道尔去到非洲冈比雨林考察黑猩猩和昆虫，并担任珍妮·古道尔的丈夫国际著名摄影师雨果·范·勒维的摄影助理。他说那段经历让他决定了终生的事业方向。
约翰·马敬能：我当时有一年时间跟珍妮·古道尔一起在非洲做黑猩猩研究。对我来说那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在那儿学到了照相技术，微距摄影，如何打灯和制造阴影，如何控制昆虫……比如螳螂在捕食的时候，它就是坐着一动不动，直到一只蝴蝶飞来然后抓住它，把它吃掉。所以你在拍它的时候会很枯燥，而且浪费胶片，那个时候胶片很贵的。后来我们发现你朝螳螂吐烟，它立马就开始清洁自己的身体，手舞足蹈，做好多动作。我们那会儿发现了好多类似的小把戏。
△约翰·马敬能(图右) 与 珍·古道尔(图左)合影
对话 约翰·马敬能
马敬能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研究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猩猩，为此他曾多次进入婆罗洲原始雨林进行野外考察。
田川：您在我们想象中肯定过着贵族一样的生活，但婆罗洲以前被英国称作荒蛮之地，您为什么会去那么野蛮的雨林里“受虐”？
约翰·马敬能：因为大自然就在我心中，这就是我，我属于那里。我当时常常就睡在地上，不在屋里，不在营地，不在床上，就睡在雨林的地上。夜晚雨林的土地不是全黑的，那些菌会在夜晚苏醒，你会看到成千上万的小光点。有一些昆虫也会发光，你能看到它们在地上走来走去，听到它们在说话。你能识别出那些叶子和植物，那儿就像我的家一样。所以我跟土壤里散发的气味，它里面的小菌，小亮光，有很亲密的关系。我到其他地方也感觉很亲密，但都不如婆罗洲。
田川：为什么你喜欢独自一人在丛林里工作？
约翰·马敬能：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感官会更敏感，这很迷人。你的耳朵能听见很多更棒的声音，我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一张周围的全景图，我似乎能感受到在我周围所有在动的小生命，特别有意思。我现在依然会自己去林子里。
△约翰·马敬能
田川：您有没有遇到过威胁生命的时刻？
约翰·马敬能：我曾经因为一只野猪掉了一个拇指，还得过很多次疟疾，得过鹦鹉热和黄热病。我身体里还有很多寄生虫，其中一种医生告诉我，是因为我吃了某种野生猫科类动物的寄生虫。这种虫在我的身体里无法完成它的生命周期，所以它在等一只老虎吃掉我，不然就无法完成生命周期的转变，只能留在我身体里了。
对话 约翰·马敬能
马敬能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86年，当时他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自然顾问，主持“拯救大熊猫”项目，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国际环保项目。
约翰·马敬能：他们在卧龙给我分配了一个住所，离熊猫繁育所很近。当时不太鼓励我跟当地员工交流，那个时候中国官方人员在思想上完全没有生态方面的认识，我们在环保认知上是有偏差的。
田川：那怎么办？
约翰·马敬能：去行动，去帮助，让他们知道你真的在意环保这件事，你知道现状是什么样的。我们一个会连着一个会地开，慢慢地，人们开始从生态角度考虑问题了。
田川：您是怎么理解保护大熊猫对中国生态环境，以及中国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的？
约翰·马敬能：一开始去卧龙的时候，我以为我们只是去拯救大熊猫的。但到那儿后我发现，即使没有熊猫，那个地方的价值也是无限的。卧龙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如此富饶的森林。那里的物种太丰富了，数量十分惊人。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保护熊猫，我们把它作为一种代表，实际上保护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富饶的温带森林。
田川：您当初为什么想在亚洲做野外环境保护，而不是在欧洲地区进行这项工作？
约翰·马敬能：在欧洲，每个学科都可能有上千个专家。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亚洲在野生动植物方面的专家很少，我觉得我是被需要的，并且是能起作用的。所以哪里让我觉得舒服，能让我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我就会选择一直待在那儿。我的确是从非洲开始工作的，但在1986年之后我基本都在亚洲了，我的心一直在亚洲。
△约翰·马敬能参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综述》的编写
约翰·马敬能：北京的野鸭湖公园，拥有比整个英国国家公园系统还要多的预算和人员。在英国，一些自然保护区可能只有一个人员在看守，有的是一个人就得看守两个自然保护区，而在中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做这件事。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大，它需要面对不同的情况，从高山到热带森林，从海洋到沙漠到湿地。所以你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不同的保护办法，和不同的控制措施。
△约翰·马敬能在三江源
约翰·马敬能：中国的三江源是一个奇妙的，重要的地方。它有中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那里对于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植物保护都非常重要。我希望中国能好好保护这片美好的土地，它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三江源非常漂亮，不是漂亮，是非常，非常漂亮。
对话 约翰·马敬能
马敬能在中国考察了超过1000个生境，最终选中40个最重要的栖息地，建议中国政府在那里成立自然保护区，编制了8册自然保护区评估准则，协助保护区申请成为世界遗产，也为中国政府提出了未来15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议。在那些激动人心的发现背后，是马敬能内心深处的朴素感情：“我爱它们，我到森林里去，就是去感受它们，微风扑面，鸟儿欢唱，蝴蝶漫飞，我感觉更年轻、更快乐了，这才是我所钟爱的事。”
约翰·马敬能：我爱大自然，我想亲近绿色的世界。但气候的变化对人类的生存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除非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行为，降低对矿物燃料的依赖，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否则人类的生存将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需要去做的事情。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是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植树造林国家，也是使用钢筋混凝土和金属的最大用户。中国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关系着世界的生态发展，我们需要共同加入并引领环保，否则我们无法很好地保护地球。
编辑：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