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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威涛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1983年，黄龙洞艺校的练功房内，我对着镜子，老师站在我身边，“小百花”的姐妹们围站在身后。
镜子里那张脸，像是今天的我，又像是过去的。我看自己看得出神，突然，有个声音喊：“茅老师！”我下意识地回头，发现周围什么人都没有。空荡荡的练功房，老师和姐妹们也消失了。
于是，我重新看向镜子，渴望回到梦的最初。但那镜子已不是先前的镜子。镜子里映出的，只有红色的座椅和寂静无边的剧场……
1983年，21岁的我和28位从浙江各地而来的平均年龄18岁的姐妹们，组成了今天被誉为“小百花原生代”的赴港演出团，我戏称那是“中国的第一个女团”。
我们这群“乡下丫头”第一次去香港，为了能让自己看起来“洋气点”，于是相约去了彼时延安路上最厉害的时美理发店烫头。烫了头误以为自己看起来有些像“都市人”，到了香港才知道“时尚”和“怪异”也就一线之隔。
好在，我们的业务能力比“烫的头”要靠谱许多。在香港的新光大戏院，我们以《五女拜寿》《汉宫怨》《双玉蝉》三出大戏和两台经典折子戏连演14天15场，创下了香港戏曲演出档期最紧的纪录，场场售罄爆满。此后，北京、上海相继巡演，全国刮起了一阵“小百花”旋风。1984年5月21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保留这一团体，正式成立“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同年10月，应文化部之邀，我们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献演并观礼，更是有幸在中南海西花厅受到了被我们亲切称为奶奶的邓颖超先生的接见，邓奶奶亲笔题词：“不骄不满，才能进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那个万人空巷争相看戏的年代，是属于我们的“辉煌岁月”，观众和我们都以为大家将会永远在一起。可是，世事无常，直至耳顺之年，我也仍旧未能习惯离别。我时常还是会想——如果大家不曾离散，“小百花”会不会还有别的面貌？但我也只能是想想而已。
1984年“小百花”进京汇报演出邓颖超在中南海接见“小百花”带团领导和老师以及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
1999年，37岁的我放下以我自己名字命名的戏剧工作室，正式担任“小百花”团长。我曾把担任18年“小百花”团长的自己比喻成守着“老宅子”的长女。我手上握着串钥匙，守着挤满回忆的大宅，成天兜来转去。窗子破了要修补，墙纸旧了要更换。
万幸，“小百花”没有辜负邓颖超奶奶他们的期望，没能忘记身为国有院团的使命，在几任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戏剧界最顶尖的剧团，也是拥有国际交流次数最多的院团，2013年荣获文化部授予的39家“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
我管着“老宅子”的钥匙，同时守着无数的“约定”，丝毫不敢懈怠。“小百花”创始人之一的顾锡东伯伯曾说：“小百花最好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剧场。”这件事，花了18年，我们总算做到了。
茅威涛与顾锡东伯伯合影（摄于1986年出访新加坡演出）
2019年，小百花越剧场正式对外营业。受前任厅党组的委派，我卸任“小百花”团长职务，参照社科院的模式，以“离岗创业”的身份任职百越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开始走上了一条“摸石子过河”推进国有院团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探索之路。许多人都笑我“傻”——放着体制内有保障的康庄大道不走，却选择了一条充满艰辛和挑战的崎岖之路；许多人不理解，以为茅威涛“下海经商”当企业家了。我没有理会这些声音，因为，这也是一个“约定”——寻找国有院团改革既有的保留事业编制与转企这两种最主要的模式之外，是否还有第三种模式的可能。
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与戏剧相伴了近半辈子的我就连人生也充满了戏剧性。正当我忙着为“老宅子”张罗新铺子、规划“前店后厂”蓝图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人把院门的锁给换了。从此，“老宅子”与我和那条探索之路间隔了一把没有钥匙的“锁”。非是我对“老宅子”用情太深，我只是遗憾更是担忧那些“约定”恐无法继续履行。
我徘徊在“老宅子”门口，又偏逢全球新冠疫情。那把本来就开不了的“锁”，显得更加残酷冷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我离开了舒适圈，成为路人、成为旁观者，同时，代表文联剧协走近两新组织、调研基层剧团和民营艺术团体之后，我发现自己拥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看清了更多从前看不见的盲点。
小百花越剧场“戏文里的青春”展演现场
4月29日是世界舞蹈日。我从一名年轻舞者和一名年轻音乐剧演员发来的微信公号和小视频中，第一时间获悉了两个知名舞团宣布解散的消息，一个是陶身体剧场，另一个是杨丽萍的《云南印象》演出团队。小视频中，洪晃带着哭腔讲述着陶身体的境遇。
得知消息后的一整天，我心里都堵得慌。
当了18年团长，我比任何人都能真切、清楚的感受失去一个团体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真正让人痛心的不是某一团体的解散，而是一群为梦想而聚集的人的离去。陶身体剧场是一个真正追求艺术的团体。他们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正如洪晃所说：“他们跳的是中国的现代舞，展现的是中国人的身体美和力量。”杨丽萍团队更是如此，她像一个奇迹，从云南的田埂迤逦走向都市的舞台，这听起来多么像是我们越剧这个剧种的前辈们走过的路。失去他们，唯有心痛、遗憾、无奈。
陶身体剧场作品《4》
更让我如鲠在喉的是，这边厢在“两新组织”艺术家们不得不为放弃理想而哭泣流泪的时候，那边厢友圈里的国有院团却“异常繁忙”。两厢对照，无比感慨。
近期，各院团已开始申报参评各类艺术节、戏剧节和赛事了。但各类参演和评选活动都有严格的评奖系统，明文规定参评作品必须演满规定场次。那么，受疫情影响该如何应对场次问题呢？于是乎，用上了“十八般武艺”——找一个不受疫情防控制约的内部剧场，对着寂寞的椅子腿，以“压缩版”一天几场轮演的方式完成场次指标并获得参评的“入场券”。
我一时之间找不出合适的词语“赞佩”想出这一方法的“天才”何来如此“勇气”。更担忧，此般作为，将会在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的心里播撒下什么样的种子？回忆当年，管着大宅钥匙的我也曾为此类事务完成演出而抓耳挠腮。我与班子成员最终解决的办法是进校园、企业、公益项目包括务工子弟学校。这样既完成了场次，又培养了新的观众群，一举两得。然而与今日的现象相比，我突然感觉自己当年是不是又有些“傻”？
前几天，刘恒兄发来一篇报道，通篇充满智慧和正能量，我赞誉他的答记者问，简直就是创造了“新鲁迅文体”。记者问北京人艺版与德云社版的《窝头会馆》有何区别，与德云社合作是否有压力时，他回答：“凡是敬业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惯于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的主儿。不敷衍，不凑合事儿，咬住了就不撒嘴，关键是还特别聪明。这种人干不成事儿天理不容。我那么觉得，一般来说，愚蠢的人干什么都没压力，因为他连上下左右都分不清楚。这么说吧，干活儿的都有压力，不干活儿专给干活儿的挑毛病的人最没有压力。”
幸好，按刘恒兄的说法，我这不是“傻”，算是“不敷衍”吧！
时任“小百花”团长的茅威涛在杭二中设立的第一个“爱越基地”为学生传递艺术之美
我想，今天有些国有院团主事儿的或许只是功课准备不足，疫情一来，焦头烂额，没有精力梳理手头的业务。其实，我们的这些最高奖项在设立之初都是有着各自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譬如“中国戏剧梅花表演奖”是以表彰和奖励优秀中青年戏剧表演人才、繁荣发展戏剧事业为宗旨；文化部“文华奖”是为了鼓励和推动集体创作；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则是共青团精神文明建设“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宗旨而设立。因此，“敷衍”和“欺骗”不太好，对不起奖项设立的初衷，更对不起党和国家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
陶冶他们曾说“只要跳舞就有希望”，可最终还是被现实击溃。但疫情影响的何止陶身体和杨丽萍团队？还有好些不知名的团体只能默默消失……就我所熟悉的越剧剧种来说，仅台州民间曾有不下200家的民营院团，回忆去年，我与剧协下基层调研时得知民营院团受疫情影响已悉数停演。那么，这些演员和团体今天如何了呢？我从来不认为国有院团的演员比民营机构、民间剧团的演员高贵多少，梦想面前，人人平等。技艺虽然会有高低，但不妨碍努力与追求。
去年上海曾经做过统计，“两新组织”的演出比例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有院团。这说明原本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国有院团的演出市场已经落伍于“两新组织”。为什么会这样？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当我与他们有了合作、更深入的走近他们，发现可能只是因为许多“两新组织”的演员和创作人员更用心，更热爱，更清楚自己追求为何。他们虽然没有金灿灿的奖项，却有细腻用心的表演；虽然没有义务肩负为人民丰富精神的重任，却直面当下人们的精神需求，实实在在让更多观众在他们的现代审美和生活方式、戏剧观的演出中收获快乐与幸福。
国有院团、两新组织、群文馆、民间团理应各司其职，市场是靠开拓的，而不是靠挤兑。倘若占比最大的国有院团只能把在一线城市“滞销”的作品“占领”二三线城市、社区、基层，那么，群文馆、民间团的发挥空间便会被消解。而现在最为人们关注的互联网空间、新媒体空间，我们的国有院团却又存在严重缺席，起不到该有的引领作用。
在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人类精神上的虚无感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困境。人类的精神世界正在被物质世界蚕吞瓦解，而艺术却没能从中发挥其应有的治愈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艺术创作不得不受制于物质世界。我们的创作者，不是在为钱财奔波，就是在为声名辩护，更有甚者为权力地位暗箱操作无所不尽其极。艺术沦为物质世界争取物质财富的诸多职业手段中的其中一类，失去了治愈人心和启蒙灵性的本职功能。我们拥有越来越多五花八门的商品却鲜有艺术品。商品虽可以解决人们短暂的需求和精神上的刺激，却难以给人带来恒久的影响和对文明发展的启引。而那些仅仅为了完成任务而创作的创作，连商品都不如。因为商品至少还有流通价值，而那些连商品这般解决短暂需求的属性都没有的作品仅在流通层面都有困难。
就我个人的作品而言，也并不能使我自己满意。我只能说自己只是一直清醒地、不敷衍地走在往前寻找的路上。我常自问，前辈们半个世纪前的作品今日依然让我们仰望，那我们今日的作品半个世纪后是否还会有人记得？这么一想，近年来被诟病的国有院团排完新剧刀枪入库的现象倒也不是件坏事，至少如此便不会流传下去供后人“仰望”了。鲁迅先生曾说：“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明天就是五四青年节了。百年以前，中国曾经有这样一群以文艺启蒙民智的人，他们的故事被翻拍成电视剧《觉醒年代》。“五四”即是为了纪念他们那些伟大的思想与自觉存在过的日子。今天，我们是否还有力量启蒙青年人的心智，使他们坚定信念、理想、担当、使命感？待遇越高，责任越大。国有院团一定要拿出对得起今天的创作。千万不能像个被宠坏的孩子那样娇惯姿态，只为了寻求夸耀而不去承担责任。
陶冶曾说，每一名舞者都是他们的“亲人”。这一点，我想全世界的艺术工作者都是相通的，只要艺术在，理想在，我们就都是彼此的“亲人”，这种关系是简单的，纯粹的。在我看来，类似陶身体剧场这样的团体，能在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坚持与精神沟通，能在娱乐至上的艺术市场坚守自己的风格和追求，即是一种“艺术自觉”。或许是历史戏里的男性演多了，不知不觉便有了些许女子所少有的或者不该有的“铁肩担道义”的心性，亦添了份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觉悟。不认识陶冶，只看他和伙伴们跳舞，很想对他说——我们戏文里的英雄角色常会说一句台词：虽死犹荣……
疫情之下，全世界都面临挑战。百越和所有“两新组织”一样，自负盈亏。剧场不能正常运营，小伙伴们开始了轮值+居家办公，自愿选择了降薪以渡难关。难关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可即便如此，我始终愿意相信离散的人们终有一天会重逢。也愿意相信只要还有人记得“约定”，终有一天我们依然会“如约而至”。正如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的诗句：“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我希望自己能坚持继续守着剧场，等着“亲人们”回家。
茅威涛
20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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