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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威濤
我做了一個夢。夢見1983年，黃龍洞藝校的練功房内，我對着鏡子，老師站在我身邊，“小百花”的姐妹們圍站在身後。
鏡子裡那張臉，像是今天的我，又像是過去的。我看自己看得出神，突然，有個聲音喊：“茅老師！”我下意識地回頭，發現周圍什麼人都沒有。空蕩蕩的練功房，老師和姐妹們也消失了。
于是，我重新看向鏡子，渴望回到夢的最初。但那鏡子已不是先前的鏡子。鏡子裡映出的，隻有紅色的座椅和寂靜無邊的劇場……
1983年，21歲的我和28位從浙江各地而來的平均年齡18歲的姐妹們，組成了今天被譽為“小百花原生代”的赴港演出團，我戲稱那是“中國的第一個女團”。
我們這群“鄉下丫頭”第一次去香港，為了能讓自己看起來“洋氣點”，于是相約去了彼時延安路上最厲害的時美理發店燙頭。燙了頭誤以為自己看起來有些像“都市人”，到了香港才知道“時尚”和“怪異”也就一線之隔。
好在，我們的業務能力比“燙的頭”要靠譜許多。在香港的新光大戲院，我們以《五女拜壽》《漢宮怨》《雙玉蟬》三出大戲和兩台經典折子戲連演14天15場，創下了香港戲曲演出檔期最緊的紀錄，場場售罄爆滿。此後，北京、上海相繼巡演，全國刮起了一陣“小百花”旋風。1984年5月21日，浙江省委省政府決定保留這一團體，正式成立“浙江小百花越劇團”。同年10月，應文化部之邀，我們參加了新中國成立三十五周年獻演并觀禮，更是有幸在中南海西花廳受到了被我們親切稱為奶奶的鄧穎超先生的接見，鄧奶奶親筆題詞：“不驕不滿，才能進步；精益求精，後來居上。”
那個萬人空巷争相看戲的年代，是屬于我們的“輝煌歲月”，觀衆和我們都以為大家将會永遠在一起。可是，世事無常，直至耳順之年，我也仍舊未能習慣離别。我時常還是會想——如果大家不曾離散，“小百花”會不會還有别的面貌？但我也隻能是想想而已。
1984年“小百花”進京彙報演出鄧穎超在中南海接見“小百花”帶團上司和老師以及全體演職人員合影留念
1999年，37歲的我放下以我自己名字命名的戲劇工作室，正式擔任“小百花”團長。我曾把擔任18年“小百花”團長的自己比喻成守着“老宅子”的長女。我手上握着串鑰匙，守着擠滿回憶的大宅，成天兜來轉去。窗子破了要修補，牆紙舊了要更換。
萬幸，“小百花”沒有辜負鄧穎超奶奶他們的期望，沒能忘記身為國有院團的使命，在幾任省委省政府上司的關懷和指導下，逐漸成為了中國傳統戲劇界最頂尖的劇團，也是擁有國際交流次數最多的院團，2013年榮獲文化部授予的39家“全國地方戲創作演出重點院團”。
我管着“老宅子”的鑰匙，同時守着無數的“約定”，絲毫不敢懈怠。“小百花”創始人之一的顧錫東伯伯曾說：“小百花最好能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劇場。”這件事，花了18年，我們總算做到了。
茅威濤與顧錫東伯伯合影（攝于1986年出訪新加坡演出）
2019年，小百花越劇場正式對外營業。受前任廳黨組的委派，我卸任“小百花”團長職務，參照社科院的模式，以“離崗創業”的身份任職百越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董事長，開始走上了一條“摸石子過河”推進國有院團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探索之路。許多人都笑我“傻”——放着體制内有保障的康莊大道不走，卻選擇了一條充滿艱辛和挑戰的崎岖之路；許多人不了解，以為茅威濤“下海經商”當企業家了。我沒有理會這些聲音，因為，這也是一個“約定”——尋找國有院團改革既有的保留事業編制與轉企這兩種最主要的模式之外，是否還有第三種模式的可能。
然而，讓人始料不及的是，與戲劇相伴了近半輩子的我就連人生也充滿了戲劇性。正當我忙着為“老宅子”張羅新鋪子、規劃“前店後廠”藍圖的時候，突然發現有人把院門的鎖給換了。從此，“老宅子”與我和那條探索之路間隔了一把沒有鑰匙的“鎖”。非是我對“老宅子”用情太深，我隻是遺憾更是擔憂那些“約定”恐無法繼續履行。
我徘徊在“老宅子”門口，又偏逢全球新冠疫情。那把本來就開不了的“鎖”，顯得更加殘酷冷峻。“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當我離開了舒适圈，成為路人、成為旁觀者，同時，代表文聯劇協走近兩新組織、調研基層劇團和民營藝術團體之後，我發現自己擁有了更加開闊的視野，看清了更多從前看不見的盲點。
小百花越劇場“戲文裡的青春”展演現場
4月29日是世界舞蹈日。我從一名年輕舞者和一名年輕音樂劇演員發來的微信公号和小視訊中，第一時間獲悉了兩個知名舞團宣布解散的消息，一個是陶身體劇場，另一個是楊麗萍的《雲南印象》演出團隊。小視訊中，洪晃帶着哭腔講述着陶身體的境遇。
得知消息後的一整天，我心裡都堵得慌。
當了18年團長，我比任何人都能真切、清楚的感受失去一個團體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心境。真正讓人痛心的不是某一團體的解散，而是一群為夢想而聚集的人的離去。陶身體劇場是一個真正追求藝術的團體。他們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堅持、自己的藝術風格，正如洪晃所說：“他們跳的是中國的現代舞，展現的是中國人的身體美和力量。”楊麗萍團隊更是如此，她像一個奇迹，從雲南的田埂迤逦走向都市的舞台，這聽起來多麼像是我們越劇這個劇種的前輩們走過的路。失去他們，唯有心痛、遺憾、無奈。
陶身體劇場作品《4》
更讓我如鲠在喉的是，這邊廂在“兩新組織”藝術家們不得不為放棄理想而哭泣流淚的時候，那邊廂友圈裡的國有院團卻“異常繁忙”。兩廂對照，無比感慨。
近期，各院團已開始申報參評各類藝術節、戲劇節和賽事了。但各類參演和評選活動都有嚴格的評獎系統，明文規定參評作品必須演滿規定場次。那麼，受疫情影響該如何應對場次問題呢？于是乎，用上了“十八般武藝”——找一個不受疫情防控制約的内部劇場，對着寂寞的椅子腿，以“壓縮版”一天幾場輪演的方式完成場次名額并獲得參評的“入場券”。
我一時之間找不出合适的詞語“贊佩”想出這一方法的“天才”何來如此“勇氣”。更擔憂，此般作為，将會在年輕一代文藝工作者的心裡播撒下什麼樣的種子？回憶當年，管着大宅鑰匙的我也曾為此類事務完成演出而抓耳撓腮。我與班子成員最終解決的辦法是進校園、企業、公益項目包括務工子弟學校。這樣既完成了場次，又培養了新的觀衆群，一舉兩得。然而與今日的現象相比，我突然感覺自己當年是不是又有些“傻”？
前幾天，劉恒兄發來一篇報道，通篇充滿智慧和正能量，我贊譽他的答記者問，簡直就是創造了“新魯迅文體”。記者問北京人藝版與德雲社版的《窩頭會館》有何差別，與德雲社合作是否有壓力時，他回答：“凡是敬業的人，有一個算一個，都是慣于自己給自己施加壓力的主兒。不敷衍，不湊合事兒，咬住了就不撒嘴，關鍵是還特别聰明。這種人幹不成事兒天理不容。我那麼覺得，一般來說，愚蠢的人幹什麼都沒壓力，因為他連上下左右都分不清楚。這麼說吧，幹活兒的都有壓力，不幹活兒專給幹活兒的挑毛病的人最沒有壓力。”
幸好，按劉恒兄的說法，我這不是“傻”，算是“不敷衍”吧！
時任“小百花”團長的茅威濤在杭二中設立的第一個“愛越基地”為學生傳遞藝術之美
我想，今天有些國有院團主事兒的或許隻是功課準備不足，疫情一來，焦頭爛額，沒有精力梳理手頭的業務。其實，我們的這些最高獎項在設立之初都是有着各自的社會意義和社會價值的，譬如“中國戲劇梅花表演獎”是以表彰和獎勵優秀中青年戲劇表演人才、繁榮發展戲劇事業為宗旨；文化部“文華獎”是為了鼓勵和推動集體創作；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則是共青團公德心建設“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确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為宗旨而設立。是以，“敷衍”和“欺騙”不太好，對不起獎項設立的初衷，更對不起黨和國家對我們的信任和期望。
陶冶他們曾說“隻要跳舞就有希望”，可最終還是被現實擊潰。但疫情影響的何止陶身體和楊麗萍團隊？還有好些不知名的團體隻能默默消失……就我所熟悉的越劇劇種來說，僅台州民間曾有不下200家的民營院團，回憶去年，我與劇協下基層調研時得知民營院團受疫情影響已悉數停演。那麼，這些演員和團體今天如何了呢？我從來不認為國有院團的演員比民營機構、民間劇團的演員高貴多少，夢想面前，人人平等。技藝雖然會有高低，但不妨礙努力與追求。
去年上海曾經做過統計，“兩新組織”的演出比例已經遠遠超過了國有院團。這說明原本應該為人民大衆服務的國有院團的演出市場已經落伍于“兩新組織”。為什麼會這樣？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當我與他們有了合作、更深入的走近他們，發現可能隻是因為許多“兩新組織”的演員和創作人員更用心，更熱愛，更清楚自己追求為何。他們雖然沒有金燦燦的獎項，卻有細膩用心的表演；雖然沒有義務肩負為人民豐富精神的重任，卻直面當下人們的精神需求，實實在在讓更多觀衆在他們的現代審美和生活方式、戲劇觀的演出中收獲快樂與幸福。
國有院團、兩新組織、群文館、民間團理應各司其職，市場是靠開拓的，而不是靠擠兌。倘若占比最大的國有院團隻能把在一線城市“滞銷”的作品“占領”二三線城市、社群、基層，那麼，群文館、民間團的發揮空間便會被消解。而現在最為人們關注的網際網路空間、新媒體空間，我們的國有院團卻又存在嚴重缺席，起不到該有的引領作用。
在消費主義、物質主義大行其道的今天，人類精神上的虛無感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困境。人類的精神世界正在被物質世界蠶吞瓦解，而藝術卻沒能從中發揮其應有的治愈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或許是因為我們的藝術創作不得不受制于物質世界。我們的創作者，不是在為錢财奔波，就是在為聲名辯護，更有甚者為權力地位暗箱操作無所不盡其極。藝術淪為物質世界争取物質财富的諸多職業手段中的其中一類，失去了治愈人心和啟蒙靈性的本職功能。我們擁有越來越多五花八門的商品卻鮮有藝術品。商品雖可以解決人們短暫的需求和精神上的刺激，卻難以給人帶來恒久的影響和對文明發展的啟引。而那些僅僅為了完成任務而創作的創作，連商品都不如。因為商品至少還有流通價值，而那些連商品這般解決短暫需求的屬性都沒有的作品僅在流通層面都有困難。
就我個人的作品而言，也并不能使我自己滿意。我隻能說自己隻是一直清醒地、不敷衍地走在往前尋找的路上。我常自問，前輩們半個世紀前的作品今日依然讓我們仰望，那我們今日的作品半個世紀後是否還會有人記得？這麼一想，近年來被诟病的國有院團排完新劇刀槍入庫的現象倒也不是件壞事，至少如此便不會流傳下去供後人“仰望”了。魯迅先生曾說：“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将來’——将來是子孫的時代。”
明天就是五四青年節了。百年以前，中國曾經有這樣一群以文藝啟蒙民智的人，他們的故事被翻拍成電視劇《覺醒年代》。“五四”即是為了紀念他們那些偉大的思想與自覺存在過的日子。今天，我們是否還有力量啟蒙青年人的心智，使他們堅定信念、理想、擔當、使命感？待遇越高，責任越大。國有院團一定要拿出對得起今天的創作。千萬不能像個被寵壞的孩子那樣嬌慣姿态，隻為了尋求誇耀而不去承擔責任。
陶冶曾說，每一名舞者都是他們的“親人”。這一點，我想全世界的藝術工作者都是相通的，隻要藝術在，理想在，我們就都是彼此的“親人”，這種關系是簡單的，純粹的。在我看來，類似陶身體劇場這樣的團體，能在眼花缭亂的物質世界堅持與精神溝通，能在娛樂至上的藝術市場堅守自己的風格和追求，即是一種“藝術自覺”。或許是曆史戲裡的男性演多了，不知不覺便有了些許女子所少有的或者不該有的“鐵肩擔道義”的心性，亦添了份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覺悟。不認識陶冶，隻看他和夥伴們跳舞，很想對他說——我們戲文裡的英雄角色常會說一句台詞：雖死猶榮……
疫情之下，全世界都面臨挑戰。百越和所有“兩新組織”一樣，自負盈虧。劇場不能正常營運，小夥伴們開始了輪值+居家辦公，自願選擇了降薪以渡難關。難關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過去！可即便如此，我始終願意相信離散的人們終有一天會重逢。也願意相信隻要還有人記得“約定”，終有一天我們依然會“如約而至”。正如奧地利著名詩人裡爾克的詩句：“哪有什麼勝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我希望自己能堅持繼續守着劇場，等着“親人們”回家。
茅威濤
20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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