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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拔：榕为大木，犹荫十亩
李拔（1713—1775），字清翘，号峨峰，四川省犍为县玉津镇人，38岁时中进士，历任楚中（今湖北省）长阳、钟祥、宜昌、江夏知县，衡州、永川、岳州、汉阳府同知，均有政绩。乾隆二十四年（1759）春，任福宁（今福建霞浦）知府。乾隆二十六年五月，调任福州知府兼理海防。后任长沙知府。乾隆三十四年（1769），任湖北荆宜施道台。李拔“视百姓如家人，视民事为己事”“察吏过严，人疑其峻，然所全实多”，民得实惠。由于政绩卓著，各地争抢，五次被乾隆皇帝召见，慰勉有加。至今福建闽东一带还誉称李拔为一代循吏，江汉称为李青天。
李拔不仅勤于政事，且著述颇丰，先后撰有《重修犍为县志》9卷、《衡州续艺文志》4卷、《福宁府志》44卷、《长阳县志》8卷；著有《四书旁注》《困学新传》《史学概论》《东西行录》《壮游见闻》《纲鉴折衷》《离骚解意》《读史绪论》《地理探源》《理学探源》《东溪文集》《行部纪略》《道香园诗集》及家训家教等。
“榕为大木，犹荫十亩……（为官者）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
这段话，以榕树类比做官之道，出自李拔任福州知府时所作《榕荫堂记》。李拔和这段话，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多次提到。
1759年春，李拔调守福宁府，经过考察，提出兴教化莫先于足衣食，足衣食莫大于重农桑，重农桑莫要于兴水利，撰写《蚕桑说》《种棉说》，督促各县“开河渠，治陂塘，勤播谷，广种树，儆游惰，尚节俭，禁停棺之恶习，惩好赌之颓风”。当地“民知养蚕，实自李拔始”。治理霞浦县长溪河，捐资修筑府城城垣，重建府学明伦堂，兴建福宁兴文楼，组织修纂《福宁府志》及各县县志。他调离福宁，绅民立“去思碑”：“念民劳兮务本，尽地利兮力耕；保室家兮与聚，安井里兮无惊；野老兮晏游，士子兮横经。”
福州李拔纪念馆李拔塑像
李拔任湖北荆宜施道台期间，“去危石，开官槽，除急漩，修纤路，群工雨集，万斧雷鸣”，率众修整长江航道。每整治一处艰险河道，都题字留下一副石刻，沿线题刻、诗碑近百处，称为长江三峡石刻第一人。这些题刻，不仅为三峡文化长廊增添了一份光彩，还起到了警示过往船只的作用。之前，他在福州鼓山，也留下了“声满天地”“云程发轫”“卓尔”“欲罢不能”“毋息半涂”“登峰造极”等题刻，今已成景观。
李拔鼓山部分遗留题刻
尤值一提的是，李拔写有内容全面的家训家规，教导子孙如何做人做事。其《谱成书训示后》勉励子孙“箕裘非易绍，儿曹当自强……穷研真义理，洗濯俗心肠”；《俭箴》强调“惟廉养德，惟俭养心”；《崇德斋铭》则告诫子孙“浮名富贵，于世何求”，做人做事须严于律己。在严格的家训家规教导下，李拔的儿子李元模和两个孙子李锦源、李濂考中进士，“一门四进士”，号称“犍为四李”，并诞生了“八大知县”，传为佳话。不过，其子李元模对做官没多大兴趣，更喜欢诗书耕读，考中进士后“绝意仕途，好黄老之学”，只担任过犍为印清书院山长。后卜筑浣绶山房（今犍为县伏龙乡丛林村）隐居。著有《浣绶山房文集》《松风阁诗草》。其诗《龙池春涨》尤为后人称道：“一槛横开百亩池，春来渥泽自天施。凌空远塔浮青影，夹岸垂柳蘸碧丝。得意渊鱼飞跃处，会心风雨到来时。龙文浩荡波千迭，好在伊人自领之。”其妻李周氏出自涪陵望族，乃光禄大夫周煌之女，工于诗文，著有《爱莲轩诗草》。
这段时期，承平日久，经济恢复，乐山人文也得到了较好发展，和前几个朝代一样，首先呈现出家族式人才勃发。比如井研雷氏家族，“九子十翰林”，雷畅曾任内阁侍读学士，雷轮曾任巡视台湾监察御史。比如井研胡氏家族，胡体恕年少时父亲就死了，靠母亲以纺织为生，学成后，设帐授徒，讲授经学，后任盐源训导。其子胡元善、胡韶善、胡师善、胡楷善励精于学，均以儒术显名，胡元善乾隆年间官至赵州知州。比如夹江宋氏家族，在康、雍、乾三朝出了1个进士（宋恂）、7个举人（宋之滟、宋光恪、宋子嗣、宋惟、宋世恒、宋楷、宋廷琯），还有拔贡1人（宋锜）、贡生1人（宋模）。
李拔二三事
李拔宦途一身，今举二三事，以概其人。乾隆二十四年升擢福宁府知府中，仅两年三个月，政绩可歌。他下车伊始，即调查五县的风土、民情，发现生产少而物用贵，人民生计微薄。他首先倡导农业，以裕民生。要治好一府，倡农业．兴教化是根本。兴教化，必先足衣食。首先发展农业，但水利又是农业的保证。他广泛调查，写出了“福宁五县水利考”，强凋各县凡有水利堪资灌溉者，惠予兴修。他亲自督工兴修三坝水库，做到水归其壑，农享其利。水库竣工后，他特题字作诗刻于石上，作为纪念。他重视粮食生产的同时，也重视种植经济作物，福宁府无种棉花、栽桑养蚕、植树习惯，他从外地引进棉、桑种苗，在府内划地试种，并撰文介绍钟养经验。一年后，该府各县，人人栽桑养蚕、种棉，彻夜都闻机声朗。具闻福建种棉，从李拔始。
办学兴文，教化为先。教化之兴，学校为本。在教学上，他强调品行为先，文词为次，崇尚实学，重视培养人才，并撰《劝学箴》刻于座隅，以警策学生。其次修城垣，复堤坝，建养济院，容纳孤寡老人。他在福宁府任职仅二年零三个月，但做了许多有益地方的事。因而在他调任福州知府时．福宁绅民为他立了一块“去思碑”。
乾隆三十五年（1770），李拔任宜昌、荆州、恩施等地（荆、宜、施道），分管长江中下游水利。兴修三峡葛州坝时，为保黄陵庙不破水淹，修堤挡水时，掘土发现李拔诗碑。此碑是乾隆35年（1770）刻的，碑长1.85米，宽0.89米，上面刻有李拔写的四首绝句（诗附后）。碑上记载：“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湖北分巡上荆州南道，统辖荆宜施等地，方兼管水利事，随带加三级记录四次。剑南李拔峨峰氏撰并书。”
一、黄牛山
峭壁奇峰势插天，森森剑戟碧云连；
操舟上下常朝暮，怅望黄牛滴翠烟。
二、黄陵庙
董工开导类传奇，绘象山形那可知；
唯有平成功德远，千年庙貌枕江湄。
三、诸葛祠
蜀相勋名伊吕才，遥临染翰亦雄哉；
石莲尚有遗踪在，妇儒悲歌绕绿苔。
四、三株石
楚天到处有三株，乱石横流不可图；
铸得秦鞭驱海底，媚川好是影全无。
李拔这组诗独辟蹊径，别具新意，历代文人、纤夫过黄牛岩，多以诗歌谣叹其艰险，雄奇。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陆游等，均写下诗词，叹黄牛岩之巍峨，黄陵滩之惊险。可李拔的诗道出了诗人不相信黄牛峡真有神牛“绘象显形”，保佑人们过峡逢凶化吉的迷信传说。他认为只有人类同大自然搏斗，把险滩、恶水、暗礁一一荡平，才是值得千古歌颂的功德，才是值得永世纪念的盛事。他在《三株石》这首诗里，更是高歌人类在同大自然搏斗中，终于会铸出赶山移海的”秦鞭”，把三峡中林立的礁石驱入海底，那时明媚的川江，秀丽的三蛱，一定会展现出一幅壮美的画图。在二百多年前以诗寄情，抒发出他那美好夙愿，他的思想是可贵的。只有在今天，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峡出平湖”，李拨的夙愿终成为无限美好现实了。就在黄牛岩下四十华里“当惊世界殊”的葛州坝水库建成，从此西陵峡一百多里的峡区，水位陡增二十多米，黄牛峡等处的暗礁全淹没到“海底”里了。所有的险滩也都被沉入深水中。今天诵吟李拔诗作，更觉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稿：中共乐山市委党史和地志研究室
犍为县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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