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新
干线
故里 ，亲何在
去年冬天接到堂哥去世的消息，我匆匆忙忙地赶去奔丧，回到了久别将近五十年的故乡。
下地铁，转乘公交车，过了二环，车子上了城郊公路。由于修路车开得很慢，隔着车窗向外望去，车轮转动带起来灰尘很大，窗外相同样式的居民楼,感觉灰突突的一片浑天暗地。此时，糟糕透顶的情绪随着这一路的颠簸心里比外面的灰尘还要黯然。眼前的树木、建筑物、广告牌一排排迅速地倒出眼帘，路旁的庄稼地已变成了石材市场，小饭店、小加工厂等齐刷刷的站在路旁。
透过灰蒙蒙的漫天灰土，公交车跟在前面那辆货车的后面，时而停下时而蠕动地前行。突然我的心一下收紧了，赶紧摇下车窗，不顾其他乘客的不解，不再理会扑面而来的暴土扬尘，紧盯着车子行进方向的左边，怔怔地目光不再游离。当年所熟悉的一切还在吗？
那座地下室还在。据说这里是当年日本人侵占东北时修建的防御工事，是一座地下指挥所。远观可见一个凸起大土包，占地约4000多平方米，二十几根细烟囱状带帽的铁柱立在上，地下室东西两门贯通，扒开一人多高的蒿草可见遮掩的大门。因这里已废弃多年，无人看管，胆敢进入里边探险的大多是男孩子们，他们成群结伙地摸进阴深深的地下室，听探秘回来的小伙伴讲地下室像一个地下水牢，齐腰深的水，阴凉刺骨。室内建筑结构复杂，有多个大小不等的房间，棚顶布满电线、墙上的画已模糊的看不清楚。蜘蛛网星罗棋布，蛇、老鼠到处乱窜，猫头鹰、蝙蝠凄惨惨叫声让人毛骨悚然，突然的一个声响，就会在地下室里面有很大的回声循环不断，非常阴森恐怖。不知这里为什么一直没人考证，倘若真是日本人修建的指挥所或防御工事，那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又一罪恶见证。
公交车慢慢前行，我紧张地向地下室的南侧望去，那里应该有一座红砖砌筑的小水泵房，怎么不见了？那个地方我怎么会忘记呢？那是我当年藏身的地方，是我的避难所，是我心里承载多年的地标式的建筑物。再四下仔细观望，连旁边那几颗柳树也不知了去向。假如今天它还在，我一定下车去看一看，会去用手抚摸那间小水泵房的一砖一瓦，重新体会当年一个女孩子躲藏在这里的苦难心境。
文革伊始，-打砸抢，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掀起了高潮。我的家庭成分排列在地富反坏右的首位，又因家中收藏书籍、古董字画，首当其冲就被抄了家。
追溯祖上，八国联军进北京那会儿，相传有些皇宫中的瓷器珠宝、古董字画流落到民间，祖父就在那时收藏了一些字画和文物。我家东墙的挂钟，被视为“传家之宝”。那年，我在北京故宫游览，看见在故宫博物院里展出有各种各样的钟表，忽而感到这些钟是曾相识，仔仔细细看来，果然有一座和我家的那座完全一样。这座挂钟在今天看来也许什么稀奇，但是当你注意到它那镀金的外框，彩绘的画面，以及钟框外那两条长长悬垂的金链，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都把它视若拱璧。我不知道这钟的真实价值，但它的确是那个年代的稀罕之物。这座挂钟指针上面是一只扑卧在山野间的猛虎，张着大口，虎眼怒睁，向要随时准备冲下山去。随着钟摆动的频率虎眼来回转动，整个画面栩栩如生。钟的上端中央部位有一个小门内设机关，钟的两边分别悬挂着一米长的挂链，挂链下垂着两只镀金的玉米状钟陀。当时钟走在正点位置时，钟上方的小门趴地打开，门内便飞出一只小鸟，黄色的羽毛，红色的眼睛，酷似真的一样，那活灵活现叫起来报时的样子，煞是好看。同时钟的两侧玉米状的金色钟陀随着两条挂链的滑动哗哗地垂落，垂挂在钟下方一米处。每当要为钟上弦时，只要一手托着金玉米钟陀，一手拽着挂链还原至原来的位置，便是给钟上弦。
那时总有父亲的学生下了课就跑家里等着看时钟打点的情景。这座挂钟其工艺考究、奇特，堪称皇上家当。只可惜在那个非常时期，我亲眼见到有人一锤子将这挂钟砸个稀巴烂。家里摆放的大小梅瓶，胆瓶等尚好瓷器，因为那时我还小，虽说不清楚出自那个官窑，但总能让我在方文山那首《青花瓷》的歌词里找到“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妆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收藏”的感觉。那些古董也自然随着那时钟一并被砸烂。家里的字画有《洛神赋图》丁观鹏绘坊本，《清明上河图》赵孟頫临摹本，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还有一幅不知画家名字的水墨画八仙《张果老倒骑驴》，连同几千册线装书籍全被付之一炬。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文革这一场闹剧，或许这些宝贵的文物、典籍，一定会永远传承下去。
一次次抄家，炕被刨了，地被挖了，纸糊的棚被撕下，晚上房顶也趴着人把守，大字报贴的看不清哪里是窗户，哪里是门，金银首饰、缎子被面、枕头均被视为四旧。解放军攻打锦州时，家里的车马被解放军征用支援前线，首长以一件军呢大衣作为补偿，也统统被没收。祖父受赠的“德高望重”、“乐善好施”、“急公好义”、“见义勇为”四块铜质匾额被当做假善人炫耀资产阶级个人功德的罪证而没收（听说被人改制了铜水壶、铜火锅之类）。三个教室挂满了这些所谓罪恶的东西，展览了整整两个月。那天又一次抄家过后，母亲收拾房间时发现墙角有一枚金戒指，那是抄家人收走金银细软不慎掉下的。当天夜里母亲趁我们都睡下，便将这枚唯一能显示家族昌盛的金戒指缝在我的裤脚里。第二天早上，母亲重重地看着我，拿起我的裤子，捏一捏裤脚没有吱声，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穿裤子时也捏一捏裤脚，明白了一切。当白天抄家的锣鼓声再次响起，我便拼命的向那小水泵房跑去。因为我知道，我别无选择，那间小小的水泵房就是我的要去的地方。年仅十岁的我孤独、恐惧，躲在那里整天都不敢出来，偶尔想听听外面的动静，就找几块砖头摞起来，站在上面扒着小小的窗户向家的方向张望，喝了饿了无人知晓，墙角的蜘蛛、窗外的麻雀成了我的陪伴。看着慢慢爬行织网的蜘蛛，心里想着它们一定是吃饱了才出来织网吧，不然哪来的力气？或许因为寂寞无聊才来打发时间……
这个水泵房，是我作为一个女孩子少年时期独自在野外度过的白天黑夜的见证，也成了我心里深深的疮疤。这些年来有几次外出，车行路过那一带，每次我都会伸长脖子隔着或远或近的距离向那里张望。那里啊有我不堪回首的少年岁月。
村东“东大坑”，村西“西大坑”，就像村子两只明亮的眼睛，恩泽着故乡得土地。我至今不知道它的水源来自何处，也不知道它流向哪里，但我知道水源充沛的地方，必会是地杰人灵。东大坑、西大坑的名字太过俗气，没有湖、泊、河、塘那么富有诗意，但它却也是我们儿时的天堂。夏天荷花铺满河面，河水清盈盈的，艾蒿、菖蒲、芦苇长满坑岸，黄的蒲公英，紫的马莲、猫耳朵，粉的红的不知名的野花时时飘来花香。青蛙在河堤边的野草深处产卵，没几天的功夫，小蝌蚪就托着长尾巴，快乐地游来游去。有时也能见到癞蛤蟆慢悠悠地爬行在河边。淘气的孩子会拿着小树棍儿，敲着癞蛤蟆的脑袋，嚷着叫着，说是这样就能气死它，可谁也看不见过癞蛤蟆是怎么被气死的。狗尾巴花大咧咧地招摇着，蝴蝶亲吻着花香，大眼睛蜻蜓相互追逐着，光腚野浴的孩子们采莲藕，捉泥鳅，乐此不彼，到了傍晚就会传来一声声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叫声。夜晚小小的村庄就在一片蛙鸣的声浪中进入梦乡。秋天一堆一堆芦苇，没规则地漫天撒着芦花，洋洋洒洒，田野成熟的稻子黄澄澄的一片，瓦蓝的天空偶尔飞过一群大雁。飞扬的芦花引来了雪花降临，冬天孩子们一定会是拎着自己做的冰车早早地画线为界，清晰地分出各自滑冰的界河，年龄稍小的，会坐在双条滑带的冰车上面滑行，年龄大点的则在仅能够容纳两只脚的小冰车上面蹲着滑行，那滑行技术靠的不仅是臂力还要掌握好平衡力才行。而女孩子们则没那么大的本事，只能在冰上打出溜滑的份了。
我儿时的闺蜜四人，几家相邻很近，几乎都算是临河而居。东大坑的岸边是我们几个常常在此说笑的地方，唱歌跳舞，绘声绘色地演绎着电影里的精彩桥段，还曾幻想跟着串联的红卫兵去北京见毛主席，终因年龄小开不出介绍信没能成行。月亮之下，我们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畅想未来我们各自期许的生活。现在，几个闺蜜还经常聚会，回忆小的时候的假正经、到处演节目不知羞的糗事、扮演“舌头丁”从炕沿上掉下来摔伤的乐事……东大坑更是我们共同回忆的地方。
村东头两栋四层小楼的原址，是清朝时我的家庙。解放前，我家在当地算是响当当的大户人家。鼎盛时期祖父在上海、北京、天津做买卖，开有金银铺、典当行、油坊等铺面，盘锦、辽中、新民等地都有土地。因祖父膝下无子，便将父亲过继过来。大伯与父亲实际的一奶同袍在父亲三岁那年变成了名义上的堂哥俩。
解放战争初期，父亲在家庙开办村子里第一所小学校，父亲便成了那所小学校里唯一的先生。学校开办时学生少，年龄参差不齐，大的十几岁，小的才几岁，一个班上四个年级同时授课，教过的学生今天算来最大年龄的也有80多岁，一代代学生从这里走向祖国各地，成为国家栋梁，作为教师的父亲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抗美援朝时期，父亲自己画布景，自编自导独幕话剧，带领学生和当地青年慰问入朝参战的飞行员和将士们，深得部队好评和嘉奖，也成就了军队地方的几对好姻缘。
父亲一介书生，一生酷爱藏书，家中文革被焚的线装书都是父亲买回来收藏的。即便是家道中落时期，他宁肯不吃饭也要买书。他一生除读书就是教书，未做过其他工作。文革期间，父亲病重，无人敢靠前。父亲有一学生那时还担任某医院副院长，几次深夜赶到我家，偷偷为父亲诊病，还带来那时已脱销的青链霉素针剂。做为学生能在非常时期敢于冒着受牵连的风险为老师治病，我的家人至今身怀感念。我上中学时的数学老师曾是父亲的学生，在她的口中还念念不忘当年她和另外一名同学为了考重点中学，吃住在我家里父亲为他们补课的情景。
1970年春节刚过，父亲因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以出身不好不能在教育战线工作为名，被清理出教师队伍，剥夺教师身份而含冤去世。父亲的学养内敛自修，品德温文尔雅，在当地有口皆碑，被人称道。
故乡，这里的一草一木我是那么熟悉。原来村东的一条黄泥土路，那是通往外界唯一的通道。我小时候这里出门靠的是自行车代步或步行。十年前公路刚刚修好那会儿，城郊交通连接靠的是小公交，车型小，车内条件不好，乘车时间也无法保证。现在已修成四车道柏油公路，崭新的公交车每十五分钟一趟，车站与地铁无缝对接，每村都有站点，乘车可刷公交卡，来往乘客大都是相邻各村的人，或去购物，或者走亲访友，来去交通十分方便。
村口车站下了车，在车站等着接我的亲戚带着我向村中走去。这里俨然已经没有了村庄的感觉，以前的村落房舍庭院不见了，房前屋后的树木菜田没有了，就连那个小时候常玩耍的东大坑也被垃圾填满了，满视野瓦砾土堆彩色围挡，一阵风刮来，尘土飞扬。沿着依稀记得村里的小路跟着来人向前走，耳边听他介绍着，我四处地张望着，思索着……是想尽快地唤回我儿时的记忆吗？可是眼前哪里还有原来的影像。
老宅，我在那里生活了十六年，我原以为还能走到它的门口，我真想看看老宅现在的样子，窗户的样式变没变，大门的门栓好不好使，可那个地方还在，老宅却不见了。那最让我怀念的小院，门前的桑树，胖呼呼的蚕宝宝，青砖花墙，春天的丁香花开时满院芳香，墙上种植的花草修剪整齐，一簇簇芍药、刺梅、大丽花火红火红，一株株夜兰香夜晚吐着迷人的香气。一团团开不败的牵牛花，一茬茬爬山虎纠缠着藤蔓爬满花墙，夏天的小院被五彩缤纷的花草渲染的热热闹闹。还记得我和东院的小萍常在一起听评书《平原枪声》，我常在她家翻看那本没有书皮的小说《红岩》。我还和她一 在芨芨草开花时，把采集来的花加明矾捣碎，然后将花泥糊在指甲上，揪几片苍耳叶子包在每个手指上用线缠好，一觉醒来指甲就被染得红红的，那纯天然染料比起现在的指甲油既环保又节约。樱桃树、枣树总是按照季节将果实挂满枝头。
因我家紧邻飞机场，站在小院就可以清晰地看见跑道上飞机起落，听见飞机起落的轰鸣声，瓦蓝的天上飞机拉起一股白烟，我们会兴奋地喊“飞机拉线啦”!飞机降落时尾巴上托着一个大大的降落伞，远看就像飞机拉着一个彩色的大球。我有很多小小的思绪也会随着飞机的远去飞走。
每年春节，父亲的几个堂兄姊妹都会来家里相聚，那便是我最高兴的时候。这不单单可以吃到平日里吃不到的饭菜，更主要的还可以听到好多没听过的故事。长辈们都嗜书如命，姑姑八十九岁时还能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他们聚在一起个个都是说书人。掌灯时辰，茶点摆上桌，说书讲古就开始了。你一段“七侠五义之五鼠闹东京”，她一段“唐太宗大战高句丽之薛礼征东”，我们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他们讲历史，道古今，那时我家就成了一个小小说书馆。有一次听书入了迷，口渴难耐摸黑去了厨房喝水，竟把泔水喝进肚子里。
如今老宅，已在城乡一体化的改造中，随着动迁的一声令下化作一堆瓦砾灰土。裸露的地面还没有开工的动静。老宅，我再也看不见的老宅，像一座雕塑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里，那里有我的快乐，也留下了我的悲伤。
堂哥的丧事在侄子家里安排。侄子家的房子盖在自家地里。那是从北李官上道口通往红旗台中段的三环路的路旁，简易房紧邻三环路二十多米，相距村子有二里多路。漫天的尘埃随着车辆急速地从三环路上通过的巨大的轰鸣声卷起，像是要把人拖进去。寒冬腊月孤舍单房孤零零地站在这空旷的大地上，四下无靠，给人一种孤单萧肃的感觉。堂哥的灵堂设在大门边，凄凌的哀乐低回的响着，跪拜过堂哥进屋，热炕上坐着及早赶来的亲属，我顿时被让上热炕头，被动地接受着大家热情招待。一声声问候温暖着我一路奔波而寒冷的身躯。此时，一切寒暄都围绕在老一辈人曾经的过往。
堂哥是大伯唯一的儿子，大我十二岁，生性木讷，不善交谈，老了就更是没什么话儿，就连堂嫂几天都听不见他说一句话，可大伯的性格却和堂哥天壤之别。大伯因解放前做过伪保长，给日本人的工厂当过工头，1950年镇压反革命时被遣送北大荒密山监狱服刑18年。走的时候丢下一儿两女，小女儿还不满周岁，直至1970年春节前回到家乡，回来时已儿孙满堂。
常听老一辈人讲起大伯年轻时的豪迈气概，常常惊得我瞠目结舌。尽管如此，大伯在我心里就是一代枭雄。大伯十三岁结婚，就能挑起家庭的担子，时年便可以帮着祖父跑生意上的事儿，因这个村以本家姓氏而得名，他又是族长，所以一呼百应。谁家有事儿都请示他专等他到场处理。大伯胆大，有担当，甚至到了生命的尽头仍然不失风骨。听老人讲，他曾一个人赶着马车拉上包袱里的钱去赌博，回来时连马带车全部输的光光，他也不在乎。他也曾冒着被抓的危险，以和平旅社经理的身份，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秘密接头传送情报，也救助过路边负伤的八路军伤员。人生起起浮浮，损誉掺半。也许十八年的监狱生活磨损了大伯的太多的英气、爽气、胆气与豪迈气，但他骨子里不屈的个性和父亲文弱的书生气比起来，大伯显然要强悍，霸气得多。那种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所谓气概还真是让人侧目。
还记得1970年春节前夕，大伯带着大狗皮帽子从黑龙江监狱农场回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只是听说过的大伯，他很是威武地样子走了进来，我们都怯怯地躲在一边，父亲和大伯相拥大哭，二十年没见，亲人间的想念如滔滔的江水，深邃而遥远，亲哥俩年三十晚上一夜没睡，泪水伴着泪水，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磕。在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大伯先后送走了父亲、奶奶、大娘、大堂姐、小堂姐五位至亲，直至七十六岁那年去世。
晚上，村里的乡邻们相继赶来，屋里屋外帮着忙活着，在满是旱烟味道的屋子里缠绕着，弥漫着仅有的乡情。
那晚，我留在家乡，还原了年少的我。那夜没有月光，偶尔有细碎的雪花飘下来，踏着这夜的黑，循着记忆中的痕迹，向村中走去，原来的村子那里一片漆黑。被动迁的村民散落在自家的地里盖的简易房子里生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再没有了夏日坐在自家院子里吃饭，可以听到邻家孩子的笑声的情景，再没有了秋日傍晚，夕阳西下老榆树下乡邻们坐在一起唠嗑的温馨，也再没了红白喜事全村老幼出动帮衬的那浓郁乡情。我的记忆中东院的邻居施家大婶，刚强果断的性格让我佩服。西院的傻正武二叔，整天乐呵呵的没有愁事。前街的何大娘温暖又可亲，总能在我给她拜年的时候悄悄塞进兜里几颗糖果给我，顺便还不忘夸奖我几句，让我心里好长时间都是美美地。后街的水井边总会聚集一些闲着没事唠嗑的人。还有在文革时期趁着夜黑来为父亲诊病的顾宝山、姚德义，每年都要还给恩师拜年的杜永江，不知他们现在可好。还有那些曾经诋毁过、轻蔑过、看不起、至今让我想起来就犯怵的人……总之，无论好的或坏的记忆，都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这里我的至亲大都已作古，我还孤零零地活在人世间，独自面对繁杂的现实和未知的后来，顿时心中无以言说的悲凉，一股清泪溢出眼眶，怅然，孤单、失落和迷茫，心里总感觉像是缺少了些什么。故里，亲何在？这难道就是根植于我内心的质朴的情感，是扯不断的乡情，忘不了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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