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匠心、历史领域、活力)历史专栏创作者发了一篇文章，为了吸引读者的关注，制造出了耸人听闻的消息，说：“1959年，罗瑞卿出任总参谋长，副总长张爱萍为何当即交了辞职信？”文中说：“后来又收回了辞职信”，等等。
张爱萍将军生前没有留下回忆录，介绍张爱萍将军经历的主要有两本书，一本是张爱萍将军儿子张胜出的书“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另一本书是“张爱萍传”。如果是建国以后的1959年新军委组成之际，张爱萍将军有写过辞职信，提出辞去副总长的职务，张胜书中和张爱萍传中一定是会写到的。但是以上两本书中都没有写到张爱萍将军曾写过辞职信，因此，所谓张爱萍将军写“辞职信”的说法，完全是这位创作者编造的谎言。
以下从几个方面来看看张爱萍将军，在刚刚经历过庐山历史风云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写这个所谓的“辞职信”。
一、张爱萍与罗瑞卿大将在战争年代的关系
张爱萍与罗瑞卿同为四川人，是乡音难改的老乡。红军时期两人分属不同的单位和系统，应该是没有什么交集。长征结束以后在红大、抗大，罗是教育长副校长，张是学员后是教员，交集也很有限。改编为八路军后，张离开陕北到上海、后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军事组任参谋。罗带抗大总校一部分到八路军前总，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两人唯一有所接触的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在武汉参加军委会召开的师以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会议。八路军方面派了8位同志参加会议；其中彭雪枫、边章武、周昆、张经武参加参谋长会议；罗瑞卿以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上校部长的名义，张爱萍和欧阳毅、谭政分别以115师、120师、129师政治部上校副主任的名义参加政治部主任会议。
战争年代两人接触有限，说两人“关系非常不错”恐怕也未必。
二、张爱萍与罗瑞卿两人真正接触多，还是罗到军委和总参工作以后。庐山会议后回京开军委扩大会，两个小组一组讨论彭；一组讨论黄，张为讨论黄小组的组长。谁安排的？应该是罗的安排，因此时已确定罗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是这次会议的领导者之一和具体组织者。军委扩大会议后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是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组成人员有罗瑞卿(总参谋长)、谭政(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副总参谋长)、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邱会作(总后勤部长)、萧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爱萍是彭黄问题处理结束后，1960年5月被增补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原来老的几个副总长张宗逊、李克农和陈赓都没有进入军委办公会议。六十年代中期，张爱萍任总参副书记之一。以上工作上几方面的安排，可以说明罗和张在总参工作期间合作还是融洽的，也说明罗对同乡还是关照的。
罗和张十年期间都经历了腿伤的病痛，张曾介绍罗找福建中医名家治疗。1977年7月以后，罗重新出任军委秘书长。
三、罗瑞卿担任总参谋长以后，张爱萍有没有可能写这封“辞职信”？
罗瑞卿任总参谋长时，正是在新的军委初步组建完成，一场风波还没有完全结束时，张爱萍如果此时写辞职信，提出辞任副总参谋长，明显就是不合作的态度。回京以后开军委扩大会议，安排张爱萍负责主持小组会议，这明显就是工作安排上的重用，而不是排斥呀？这一点张会看不出来吗？此时说张爱萍写“辞职信”给罗，明显就是编造的谎言。而且，编造“辞职信”这个谎言的人，没有一点政治常识和政治头脑。其他不细说了，读者自己去理解吧！
综上所述，所谓的“辞职信”，只是编造的谎言。张爱萍将军退休以后，对自己的革命经历有过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对于一些重大和有影响的历史事件也基本有所介绍，希望有兴趣的读者看一看相关的书籍。
1953年，毛主席视察华东地区，曹荻秋、陈丕显、潘汉年、陈毅、毛主席、张爱萍、罗瑞卿、杨尚昆、宋时轮、陈伯钧、曾山等同志陪同视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周恩来与贺龙、聂荣臻听取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和中央专门委员会汇报的张爱萍介绍隋况。
1964年全军大比武检阅现场会上，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向朱德、董必武介绍我军使用的机枪。
邓小平同志和张爱萍同志交谈。
1980年6月4日，叶剑英（右二）和张爱萍（右一）、钱学森(左一)、李耀文(左二)合影。
1964年全军大比武检阅现场会上，罗瑞卿大将向周恩来、邓小平介绍我军使用的机枪。
前排左二为周总理，前排左三为陈赓。
1955年11月，张爱萍上将与萧华上将等观看旅大辽东半岛集团军反登陆作战演习。
1945年,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与第一副司令员参加国共军事调处的王震少将在一起。
抗战时期，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与副师长张爱萍合影。
1949年5月在上海锦江川菜馆与新四军老朋友们聚会：左一是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曹荻秋（右一）、章蕴（右二）、陈同生（右四）郑少梅（右五）张爱萍（右六）。
1962年10月，张爱萍上将、李达上将、王尚荣中将合影。
张爱萍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