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匠心、曆史領域、活力)曆史專欄創作者發了一篇文章，為了吸引讀者的關注，制造出了聳人聽聞的消息，說：“1959年，羅瑞卿出任總參謀長，副總長張愛萍為何當即交了辭職信？”文中說：“後來又收回了辭職信”，等等。
張愛萍将軍生前沒有留下回憶錄，介紹張愛萍将軍經曆的主要有兩本書，一本是張愛萍将軍兒子張勝出的書“從戰争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另一本書是“張愛萍傳”。如果是建國以後的1959年新軍委組成之際，張愛萍将軍有寫過辭職信，提出辭去副總長的職務，張勝書中和張愛萍傳中一定是會寫到的。但是以上兩本書中都沒有寫到張愛萍将軍曾寫過辭職信，是以，所謂張愛萍将軍寫“辭職信”的說法，完全是這位創作者編造的謊言。
以下從幾個方面來看看張愛萍将軍，在剛剛經曆過廬山曆史風雲的情況下，有沒有可能寫這個所謂的“辭職信”。
一、張愛萍與羅瑞卿大将在戰争年代的關系
張愛萍與羅瑞卿同為四川人，是鄉音難改的老鄉。紅軍時期兩人分屬不同的機關和系統，應該是沒有什麼交集。長征結束以後在紅大、抗大，羅是教育長副校長，張是學員後是教員，交集也很有限。改編為八路軍後，張離開陝北到上海、後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軍事組任參謀。羅帶抗大總校一部分到八路軍前總，擔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抗戰時期，兩人唯一有所接觸的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在武漢參加軍委會召開的師以上參謀長、政治部主任會議。八路軍方面派了8位同志參加會議；其中彭雪楓、邊章武、周昆、張經武參加參謀長會議；羅瑞卿以八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上校部長的名義，張愛萍和歐陽毅、譚政分别以115師、120師、129師政治部上校副主任的名義參加政治部主任會議。
戰争年代兩人接觸有限，說兩人“關系非常不錯”恐怕也未必。
二、張愛萍與羅瑞卿兩人真正接觸多，還是羅到軍委和總參工作以後。廬山會議後回京開軍委擴大會，兩個小組一組讨論彭；一組讨論黃，張為讨論黃小組的組長。誰安排的？應該是羅的安排，是以時已确定羅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是這次會議的上司者之一和具體組織者。軍委擴大會議後成立了軍委辦公會議，是負責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構，組成人員有羅瑞卿(總參謀長)、譚政(總政治部主任)、楊成武(副總參謀長)、肖華(總政治部副主任)、邱會作(總後勤部長)、蕭向榮(軍委辦公廳主任)。張愛萍是彭黃問題處理結束後，1960年5月被增補為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原來老的幾個副總長張宗遜、李克農和陳赓都沒有進入軍委辦公會議。六十年代中期，張愛萍任總參副書記之一。以上工作上幾方面的安排，可以說明羅和張在總參工作期間合作還是融洽的，也說明羅對同鄉還是關照的。
羅和張十年期間都經曆了腿傷的病痛，張曾介紹羅找福建中醫名家治療。1977年7月以後，羅重新出任軍委秘書長。
三、羅瑞卿擔任總參謀長以後，張愛萍有沒有可能寫這封“辭職信”？
羅瑞卿任總參謀長時，正是在新的軍委初步組建完成，一場風波還沒有完全結束時，張愛萍如果此時寫辭職信，提出辭任副總參謀長，明顯就是不合作的态度。回京以後開軍委擴大會議，安排張愛萍負責主持小組會議，這明顯就是工作安排上的重用，而不是排斥呀？這一點張會看不出來嗎？此時說張愛萍寫“辭職信”給羅，明顯就是編造的謊言。而且，編造“辭職信”這個謊言的人，沒有一點政治常識和政治頭腦。其他不細說了，讀者自己去了解吧！
綜上所述，所謂的“辭職信”，隻是編造的謊言。張愛萍将軍退休以後，對自己的革命經曆有過比較全面的回顧和總結，對于一些重大和有影響的曆史事件也基本有所介紹，希望有興趣的讀者看一看相關的書籍。
1953年，毛主席視察華東地區，曹荻秋、陳丕顯、潘漢年、陳毅、毛主席、張愛萍、羅瑞卿、楊尚昆、宋時輪、陳伯鈞、曾山等同志陪同視察。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後，周恩來與賀龍、聶榮臻聽取回到北京向周恩來和中央專門委員會彙報的張愛萍介紹隋況。
1964年全軍大比武檢閱現場會上，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将向朱德、董必武介紹我軍使用的機槍。
鄧小平同志和張愛萍同志交談。
1980年6月4日，葉劍英（右二）和張愛萍（右一）、錢學森(左一)、李耀文(左二)合影。
1964年全軍大比武檢閱現場會上，羅瑞卿大将向周恩來、鄧小平介紹我軍使用的機槍。
前排左二為周總理，前排左三為陳赓。
1955年11月，張愛萍上将與蕭華上将等觀看旅大遼東半島集團軍反登陸作戰演習。
1945年,中原軍區司令員李先念與第一副司令員參加國共軍事調處的王震少将在一起。
抗戰時期，新四軍三師師長黃克誠與副師長張愛萍合影。
1949年5月在上海錦江川菜館與新四軍老朋友們聚會：左一是上海錦江飯店的創始人董竹君，曹荻秋（右一）、章蘊（右二）、陳同生（右四）鄭少梅（右五）張愛萍（右六）。
1962年10月，張愛萍上将、李達上将、王尚榮中将合影。
張愛萍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