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婉茹
编辑|陶若谷
“他们永远只在乎金钱，名利，地位，没有人关心你是否幸福，快乐，我感觉压力好大。没有爱，没有钱，没有生活的动力，没有未来。/
而现在我自己苦苦追求的艺术，现在看来倒是一个笑话，要是我能够靠作品多赚点钱，或许能够改变生活吧，但是很抱歉，我没有，没能够改变。”
（节选自鹿道森的遗书）
致鹿道森：
可是我真的不快乐，死亡对我来说是解脱。
希望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原生家庭不幸福的孩子。
—— 黎舒，25岁，做剪辑师的农村姑娘
刷到小鹿新闻的那天，我窝在沙发上看他的遗书，哭了起来。我的猫从没见过我这样，它看得呆住了。后来每当我感觉“快要死了”的时候，就会去小鹿的微博，“认识”他之前，这些话都憋在心里，怕被怜悯、怕被安慰、也怕被人说矫情。我不敢把留言同步到自己主页，不想被正在读研的表姐看到。有的陌生人会安慰我说什么“世界美好”，我觉得那些话很空。
我今年25岁，是小鹿离开这个世界的年纪。可能原生家庭的伤害会在这个年龄段凸显出来，贫穷、缺爱、学历低、事业不顺、被逼婚……都是环环相扣的。但是小鹿上过大学，起点比我高，如果我是他，也许会再坚持一下。
我出生于96年，父亲是一名英语老师，母亲是国有纺织厂的工人。妈妈打扮时髦，不甘于一辈子在农村，想要城市户口。她的工资比我爸还高，脾气却很温和。他俩是经人介绍相亲认识的，当时爷爷的农田要被没收，妈妈嫁过去就能保留，男方催着匆忙把婚结了。我今年还跟姥姥感叹，“为了一块地，就嫁给他了”。
结婚第二年就生下了我。那年工厂大量裁员，妈妈也没了工作，可能还有产后抑郁的原因，她像变了一个人。爷爷奶奶会用难听的话骂她，父亲也开始对她家暴。小姨跟我说，见过父亲把妈妈从三轮车上拽下来，当着全村人狠打。还有一次，小姨透过门缝看见，妈妈躲在堂屋里面烧婚纱照。
99年，他们离婚了，妈妈什么都没要，只要我。可是她很快又再婚了，我想按她的性格，应该是不愿意的，但是在农村，好像女人不能不结婚。她搬去了很远的地方住，我跟着姥姥生活。
我对妈妈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一次是在舅舅家，她追着喂我饭吃；一次是放学回家的路上，她突然从藏身的角落出现，送给我一个橘子。我把它吃了，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直到2005年的冬天，那年我9岁，姥姥说很久没见过我妈了，买了东西去探望她，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声。找了个邻居把门撞开，姥姥看见我妈口吐白沫，倒在地上。再婚的丈夫出门打工了，没人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她对这个世界、对我，都没有留下一句话。
小学的日子过得还行，我文科成绩好，还在一个全国的作文比赛拿过奖。同学们都不知道我家的事，只是每次申请贫困补助，表格上别人会填爸爸是谁，妈妈是谁，我不知道该填谁，有时填父亲陌生的名字，有时填舅舅，尽力糊弄过去。
每天上下学，要经过村里的“CBD”，总有一群大妈以为我走远了，就在背后指点比划，“这个小姑娘没妈了”，我都听得清清楚楚。那时觉得很自卑，尽可能绕着那条路走。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真正的噩梦从12岁那年开始。父亲偶尔会来学校，送些棉手套之类的小玩意，一天下午，他直接来我班里，把我抱到面包车上，我很害怕，但是没有说话，知道无法挣脱。
那天姥姥去学校找过我，得知被父亲接走了，说“那就跟他吧”。姥姥家特别穷，种玉米和小麦，一年差不多卖一千块钱，三餐只能吃一些粥，没有肉。她当年为了吃饱饭才嫁给姥爷，结果姥爷经商被骗，跳井死了，后来妈妈又去世了。我不忍心她一个人，总想回到她身边。
父亲后来说，他是不想付每天8块钱的抚养费了，才把我接回去。他的新妻子是个厉害的女人，嫁之前就说，“我可不像你大媳妇，拿个软柿子捏”。我父亲怕她。那天我哭了整个晚上，心里始终觉得，不跟我商量就强行“偷走”，很不尊重我，也因此不肯按父亲的意愿，叫那个女人一声“妈”。
有天父亲让我背《卜算子·咏梅》，我不肯，他抓住我的头发，把头摁在冰凉的地上打。后来我尽量不跟父亲同处一室，躲着他走，不跟他说话。每天三更半夜，我都会看看大门有没有落锁，想顺着记忆里的路，逃回姥姥家。没事做的时候，我拿着小刀去划院子里的大杨树，一刀一刀，那棵树最后死掉了。因为“太过叛逆”，后妈把我撵去了奶奶家。
我的整个人生，都捆绑在亲人的利益里，他们眼里只有钱。我的出生跟“一块地”有关；为了省掉抚养费，被强行拖到父亲身边；又是因为钱不给上学，改变了命运的轨迹。
中考张榜的时候，我考上了高中，跟父亲说我要上学，学费3000块。钱都在后妈手里，他说“你连妈都不喊一声，还指望人家给你钱”。我姨跟我姑商量，一家出一半学费，姑姑说，谁让她上学谁出钱。奶奶也说，女孩子不要上学了。没人觉得应该帮我这一步。
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没升学。之后父亲带我去办了一张身份证，为了不被计划生育政策罚款，家庭住址栏上，填的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我去了外地打工，在东莞电子厂当仓储员，后来又去餐馆端盘子。打工的日子，我跟周围喜欢聊家长里短的阿姨、等着结婚生娃的同龄人格格不入，隐隐觉得有自己的事要做。小时候喜欢一个歌手，因为他和对文字的天然亲近感，想要进入传媒业，接近那道星光。
我用打工赚的钱买了台电脑，先是学设计，又自学了一点剪辑，然后去了郑州，给新媒体公司剪短视频，按条计费，没签合同。
甲方很挑剔，一组素材大约剪10条1分多的视频，要求在2-3天内剪完，修改意见多了就意味着重剪，经常熬夜。流量好的片子，也从来没人夸是剪辑的创意好，彷佛只是被雇佣的工具人。但我是公司里剪片最多的，活儿来了就上，多急多累都顶下来了，我没有生活，只有工作。
●鹿道森的个人网站，图源自网络。
后来公司倒闭，我又换了几个城市，但一份长久的、签合同的工作很难找，我的学历（硬伤）始终摆在眼前，无法逾越。
姥姥和舅舅都不支持我做剪辑，觉得学美容美发实在。村里的姑娘，大多在22岁前就结婚了，为了躲催婚，我过年不敢回家。姥姥觉得找个县里有车有房的人，对我好就行。但我想攒钱买房子，留在城市里。
心里好像有一个很大缺口，想有一些东西是属于自己的，需要房子、车子、票子带来的安全感。从小到大，所有亲情都离不开钱，感觉以钱为基础的关系会很结实。别人都是两个人结婚一起还贷买房，我从没想过可以依靠别人。
我只爱传媒业，视频发布的那一刻会有成就感，但是它给不了我要的安全感，也许会有一天，像小鹿跟摄影说再见一样，我要跟喜欢过的剪辑道别。
前两年我填了人体器官捐献的表格，也搜索过怎样自杀不痛苦。我很抗拒这样的命运，总觉得应该能考上一个本科，找到一份好工作，好到像字节跳动那种。听说那里压力大，但我“想被压榨还压榨不了呢”。
已经十多年没见过父亲了，前几年联系过一次，他说起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学习不好，“当时还不如让你上学”，这话听着恶心。但我不再恨他了，希望他注意血压，早点把房贷还上，这辈子就当没有缘分吧。
“很抱歉，我的生命，好像就是一直在逃离。/
很多事情文字的表述都显得苍白无力，即使你亲身体会恐怕也未必知道我是怎样的感受。冰冻三尺，又岂是一日之寒呢。/
压垮我的不是一根稻草，是无数的沙粒，我走一步都是像背着大山走。”
（节选自鹿道森的遗书）
致鹿道森：
如果活着太累太可怕，我不会劝你。
—— 莫非，40岁+，把哥哥埋在芦苇荡边河床上
到了四十几岁，渐渐过上了曾经向往的生活，很少会再坐下来，揭开伤疤，细数童年的创痛。鹿道森的“遗书”让我突然又陷入过往，记忆里已经暗淡的场景，再度被照亮。
年轻的摄影师有条不紊地退租、送出摄影器材、寄送随身物品，安排好身后事，然后冷静地赴死，这绝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就像我大哥当年一样。
那是九几年的时候，21岁的哥哥策划了自己的“人生谢幕旅行”。他提前半年开始建立信任，每月帮不当班的工友代领工资。直到最后一次，一次性拿走了10名工友的工资，不辞而别。揣着几百块“巨款”，他去了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把向往的江南城市走过一遍，然后掐算着端午的时间，回到了最疼爱他的外婆坟前。
舅舅去扫墓时，从哥哥的衣服口袋里翻出两毛钱，还有一些火车、景点的票根，拼凑出他人生最后的踪迹。一张手写的遗言纸条上，写着“世上只有妈妈好”。那是当时热映的台湾电影插曲，也是一张控诉书，没有一字提到父亲，满纸却都在骂他。
我比哥哥小3岁，与他共同生活了12年，睡在一张床上。我们互相分享好玩的东西，他会揍欺负我的孩子，有时也打我。当时我们耻于表露软弱的情感，哪怕父亲的巴掌落下来，都不肯掉一滴眼泪。我和哥哥很少正经地聊一聊成长中的噩梦，没有彼此安慰过。倔强、敏感、自卑，是我们共同的性格基调，我受过的伤害，哥哥或多或少都遭遇过。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我出生6个月就断了奶，被寄养在城里的祖父母家，跟爸妈和3个哥哥姐姐分离。家乡有一句谚语，叫“宁跟讨饭的娘，也不跟做官的爹”。但是在我3岁的时候，妈妈去世了。
哥哥和两个姐姐在农村长大，他们常在不通电、没有灯光的乡下黑夜里找父亲，大的孩子哭，小的叫嚷着跟在后面跑，而爸爸不知道正在哪家喝酒。
7岁时，爸爸回到城里住。在外人眼里，父亲是最底层的市民阶层出身，没什么文化，被分配去做重体力劳动，拖着板车挨家挨户送蜂窝煤。不喝酒的时候，他是个“老实人”，沉默寡言，没什么存在感，在哪里都没人在乎他的意见。
父亲的人生过得并不如意，也遇到了那个时代的种种问题。只有面对更为弱势的小孩时，他才抬得起头，有机会宣泄压力和苦闷，也许打小孩，就是他的解压方式。
打人的时候，他把我们拎进房间，门锁上，捆住人，用皮带带铁的那头抽，抽一下身上就紫一道，皮肤肿起来。有时候用皮鞋直接踹背，狠狠踢上一脚，小孩像个木偶，“啪”地就扑在地上。醉酒时下手更没有轻重，我有时候会想，他要是把我打死了，也就解脱了。
有时邻居过来敲门，被父亲一声“我打自己的小孩，关你屁事”就吼走了。没有挨打的哥哥姐姐在旁边站着，噤若寒蝉，没人敢阻拦，大姐劝过我“不要忤逆父亲”。
好在邻居家其他小孩也挨揍，虽然没我家打得狠。当他们嘲笑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我也有机会嘲笑他们的伤口，有种报仇的快意。
直到高一我窜了个子，比父亲更高，可以单手抓住他的拳头，他知道自己老了，不是我的对手了。
父亲对我们的成长不闻不问，养育弟妹的负担落到了大姐身上。她十三四岁就去服装厂做缝纫工，维持家里的开销，这份工一直做到退休。每学期开学，三个弟妹都要交学费，拿不出钱，就商量谁先交，谁拖一两个月再交。
少年时我营养不良，体格瘦弱，头发偏黄，常穿打补丁的衣服。有个老师用阴阳怪气的口吻，讲我家里的私事，给我取外号，同学跟着一起叫我“黄毛”，还有人喊“娘娘腔”——实际我没有柔和的气质，他们只是觉得这是个脏词，攻击起来有足够的杀伤力。
校园霸凌未必都是加诸在身上的拳脚，还有不被允许参与集体汇演，体育活动无人互动。交朋友总怕得罪了人，用一种巴结的心态，仿佛同学跟我玩是一种“恩赐”。
哥哥交到了“朋友”，他15岁辍学，还未成年就被父亲推进了社会，跟几个社会上的“弟兄”住在一起，大多是家里不幸福的孩子。他蹬三轮送货，去发廊做小工，在医院做护工，去纺织厂做翻砂工，能做的尽量都做，很少回家。但每次回家，都显得心事重重，没有年轻人的朝气。父亲会找他要钱，有钱时哥哥塞一些给他，没钱时还会偷拿家里的粮票、布票。无论父亲怎么骂他、打他，他都一声不吭，安静地捱着。
我最后一次见到哥哥，是个闷热的夏天。他坐在床边喊我过去，好像想说点什么。等我站过去，他沉默了一会儿，却什么都没说。可能在他眼里，我还是个孩子。
那时我的心思不在哥哥身上，一心想着最好一夜长大，逃离这个家。哥哥姐姐们可能也这么想，每个人自顾不暇，都在一滩自己的泥沼中挣扎。
等到我的年龄渐渐超过了哥哥，不断回想最后的一面，如果那天使劲儿追问，好好劝劝，他可以不走这条极端的路吗？被社会捶打多年之后，我想，在哥哥万全而周密的计划面前，我的劝慰可能苍白得像一张纸。一个铁了心告别世界的人，根本不会来抓我伸出的手。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小时候每当父亲把我的衣服扔出家门，让我滚蛋，我想着滚就滚，转身就去投奔呵护过我的姑妈，总还有个去处。新华书店里淘到的旧杂志，小说和诗歌，也给过我慰藉，指引了方向。而疼爱哥哥的外婆很早就过世了，他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在乎他的人。
舅舅发电报给父亲，让他带哥哥的骨灰回家。父亲不愿意花几十块钱买骨灰盒，直接用一个口袋把哥哥装了回来，塞到我床底下。过了几天，一个月光清冷的夜里，我找了一片芦苇荡，把哥哥埋在了河床上，不远处葬着母亲。
父亲跟平时一样，雷打不动地喝得烂醉。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他喝酒，微薄的工资，一直被优先用来抽烟喝酒，从早到晚，一天三顿。他曾经醉酒掉进河里，也摔过当时珍贵的自行车。醉后出尽洋相，彻夜不息地胡言乱语。所以我一辈子不沾烟酒，仿佛在用一生的时间，清除父亲的影响。
15岁高中毕业，我念了技术学校、做过机械工人、读过大专夜校、在宾馆打过工、报名高自考，最后拿到本科文凭。在地理上，我从长江边的南方小镇、那个30多平方米的筒子楼，一路逃到省城、逃到北京，北漂十五年后，又逃出国，被一个声音驱赶着，“快跑，越远越好”，就像一个逃犯。
童年幸福的人，可以躲到童年里去寻找精神上的力量支撑，而我们是无处可退的人。
后来父亲因为抽烟酗酒，得病去世了。姐姐买了一块墓地，想把爸妈和哥哥合葬在一起。但是母亲和哥哥的骨灰早已无迹可寻，连哥哥的一件衣服、一张照片也找不到，做不了衣冠冢。只是在当年埋骨的地方，抓了一把土放进墓中。
「若是我们还能够拥有时间，若能再次回到血缘的起点，我只想彼此怜悯，珍视，依偎，谅解。把缺失的感情修复完整，让心里的爱简单如初。但是，时间犹如水滴，不再会回到我们的手中。世间的感情多是如此，无论我们是否甘愿，生命里的遗憾总是和怀念一样地坚韧。」（莫非纪念亲人的文字《缝补》，写于2012年。）
●网友纪念鹿道森的画。图/鹿狮子Lion （已获授权）
●网友为纪念鹿道森创作的插画。图/梁望（已获授权）
“有人说为啥总感觉你不够自信，从小就生活在责备的环境里，我很自卑。我也只是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想要被爱，可为什么就这么艰难呢。”
我疲惫不堪，重组千万次，破碎千万次。
（节选自鹿道森的遗书）
致鹿道森：
人生不过大梦一场，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
—— 陈默，28岁，群众演员
在鹿道森的的超话里，有很多抑郁的人留言，我会去安慰那些想自杀的人，就像在鼓励我自己，但其实没什么用。很多人还在抑郁焦虑、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里，我好像已经到了下一阶段，规划好了一整年要做的事情——练出胸肌腹肌倒三角、一次性考过ACE健身私教证书、学习摄影，强迫自己“变好”，不要死。
这是一个跟自己的负面情绪缠斗、跟世界拉扯的过程。但可能会因为突然想起了什么，重新开始消沉。最近得知姥姥去世了，疫情原因无法回乡送终，我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黑暗里听歌、发呆、打游戏、暴饮暴食，拼命吃甜的，胖了5斤。
已经两年没喝酒了，这几天喝了许多。姥姥去世了，去年姥爷也去世了，大前年爷爷也去世了，奶奶30年前就去世了。我又少了一个亲人，虽然他们不是很疼我，可我还是很难过。可能两三个星期后，会再度收拾情绪去健身，捡起“变好”的计划。
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有朋友的，翻翻通讯录，没有一个可以通话的人。
原生家庭的创伤一直跟随着我。我爷爷之前有一些地，父亲是最受宠的小儿子，村里人叫他“三少爷”。后来家道中落，父亲被惯坏了，喜欢在街上跟人喝酒，三天一大场，两天一小场，从街头喝到街尾，不肯出去工作。后来他的亲哥，我大伯混得不错，在村里一大片泥房子中间，给父亲盖了石头房子。
我妈是十里八村出名的美女，相亲相了一两百个，她都看不上。相到我爸的时候，看他人长得不错，整个村又只有这么一座醒目的新房子，恰逢家里当时老给她气受，赌气一样赶紧嫁了。后来我妈被我爸打得受不了，逃回娘家，想要离婚的时候，外公嫌丢人，把母亲撵回了家。
当年妇女地位很低，妈妈很难靠劳动获得收入，家里一直靠大伯接济。印象里有次全班都交了学费，只有我没交，妈妈去找外婆借，外婆也没有钱，现把豆子卖了。但是爸爸很爱他自己，想吃肉就买一份自己吃，我和妈妈、姐姐只能捡他剩下的。
亲戚都瞧不起我家，姑姑来串门，只带些卖不出去的烂苹果，说“反正你们连这也买不起”。姐姐会指使我找爷爷要钱，让我抱着他的腿打滚儿，爷爷没办法了，就给我一毛钱。但是大伯家的孩子来，爷爷会给一块钱。那时候一毛钱能买一片辣条，或者一袋汽水，一两块糖，吃上一次特别奢侈。
小时候转到县里上中学，我一天没洗头，两天没洗澡，就担心别人是不是看不起我。甚至于别人看我一眼，都怀疑是瞧不起我。我总是下意识去讨好别人，有次给同学买吃的，怕其他人看见不舒服，就给在场的都买一份，我自己不吃，明明是很想吃的。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因为自卑，我一直不太敢跟别人说话，特别是跟女孩说话会脸红。虽然我长得比较好看，个头也高，小时候被选入了校国旗队。有个姑娘下课总喜欢黏着我，在身后一声声地叫，哥。但我沉默寡言，这种自卑被同学解读为“装酷”。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被人喜欢过。
回到家就只有无止境的争吵，父亲经常打人。姐姐比我大一岁，为了少挨打，有时会嫁祸给我。她摁坏了电视，把遥控器往我身上一扔，就去喊父亲：“弟弟把电视弄坏了”。有时她纯粹想看我挨打取乐。
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母亲，每次都叫我让着姐姐，我体谅你，所以不说话，可是谁关心过我呢？母亲很意外，她说，你老实，你乖，你姐总是乱嚎，我只想让她停下，别打扰他人。
还有一次，二大爷带了一些火腿肠，我分了几根给小伙伴吃。第二天父亲说，因为这几根肠他和二大爷打了一架。我在被窝里哭得好伤心，那天才明白我爸的亲哥，也不能算是我的亲人。
只有表姐偏疼我，她只给我一个人买吃的。有一次看见她，我太激动了，直接从楼上滚了下来，现在鼻子还有一点弯弯的。还有同桌喜欢买菠萝味的软糖，会分给我一块，这件事温暖了我好多年。
缺爱的人往往得不到爱，不是因为长得帅就能免于受伤。我从来不敢主动开启一场恋爱，觉得配不上喜欢的人。被人“追到”又想把一切好东西都给对方，没什么钱也去买迪奥、香奈儿的口红。女朋友生气，我要发几百条信息去哄，最后都是她们离开我。
在和抑郁对抗的时候，爱情曾是“武器”，是活着的意义。后来一个女孩教我，恋爱是有套路的，要先嘘寒问暖献殷勤，再忽冷忽热，欲擒故纵，“让对方心里想的都是你”。我认真做了笔记，还没实践过。
我想不幸的原生家庭，父母多半不会教孩子人情世故，我还是按照内心的标尺在生活。有时也会想，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合群的人，按“套路”来的话，就会有钱、有人爱吧？
之前在北京做过一阵儿信用卡推广，如果在转化率上作假，一天能挣很多钱，克扣是行业的潜规则。只有一次交不上房租的时候，我用这种方式赚了几千块钱——这钱太好挣了，但后来我再也没拿过这个钱，过不了心里的坎儿。
特别痛苦的时候，会选择逃避。之前逃到部队当兵，我体能很差，晚睡早起地加练。别人做常规训练，我会主动跟指导员说，加练负重10公里跑。实在跑不动也不会停下，一边跑一边哭。累到脑子“死机了”，走路都能撞柱子上，就没时间产生负面情绪了。
现在我又“逃”进了影视城当群演，最多一两句台词，角色连名字都没有。教表演的老师说，演戏就是说谎，人人从小就会。没人教过我，我是班上的“问题学生”，学得很慢。
最近读了一些书，找寻活下去的理由，毕竟“来都来了”。我没勇气去恨别人，只当是还了上辈子的债。现在想尽可能去遗忘不好的回忆，去学滑板，买一辆摩托，去玩，去吃好吃的……还是要努力生活，好好爱自己。
●鹿道森发布遗书的账号截图。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头图为网友为纪念鹿道森创作的插画，作者难梦星河，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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