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国防部多次披露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生物实验室的资料，指出美国在乌克兰从事“研发生物武器部件”的工作，提醒世界警惕。对此，美国多位官员承认美乌有合作，却始终未对披露资料予以明确解释。
卫星揭秘美在乌生物实验室。视频来源：海客新闻
数据还显示，美国国防部在全球30个国家资助和控制着336个生物实验室，数量之多、动机不明确、存在高危病原体泄漏等相关风险，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讨论。
本文作者 | 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谷晓阳 本报驻俄罗斯、美国特约记者 柳玉鹏、张东秀
本文编辑 | 任琳贤
俄美相互指责，
生物实验室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自3月6日以来，俄罗斯国防部多次公布美国在乌克兰开设30多个生物实验室的资料。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方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人员那里获取的资料显示，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乌克兰实施生物武器研究，其中的UP-4项目的目的是研究通过候鸟迁徙来传播特别危险的传染病的可能性，包括高致死率的H5N1禽流感病毒；P-781项目是考虑将蝙蝠作为生物武器载体，研究能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病原体，包括鼠疫、冠状病毒等；UP-2、UP-9和UP-10项目的研究涉及炭疽病和非洲猪瘟。
此外，自俄乌冲突以来，有140多个装有蝙蝠体外寄生虫的容器，以及大量来自乌克兰、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由乌克兰转移到国外。
俄披露美在乌开展生物武器研究文件。视频来源：央视新闻
此后，俄罗斯国防部又公布了新一批资料分析结果，称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资助方有美国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领导的“罗斯蒙特·塞内卡”投资基金，该基金与美国军方承包商有关。美国国际开发署、乔治索罗斯基金会和美国疾控中心都直接参与了项目的实施。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也参与了项目技术支持，该实验室曾参与过核武器研究。
另外，乌克兰专家还在美国科学家指导下对乌克兰一些大的河流进行了水采样，来确定包括霍乱、伤寒、甲肝和戊肝在内的危险病原体是否可能通过水途径传播。从2019年到2021年，美国科学家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市某医院的精神障碍患者身上测试了有潜在危险的生物样本。
乌克兰前安全官员瓦西里·普罗佐罗夫表示，乌克兰境内这些实验室活动对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人民都构成潜在威胁。
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传染病暴发数量激增，比如像麻疹这种早就没有了的疾病，在2018~2019年间却有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发病。巧合的是，美国主导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所在的地区染病人数最多。
俄方也多次指控，美国的此类活动威胁全球，生物武器可以自我复制，比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还要危险，一旦被应用，后果难以预计。美国在乌克兰进行的许多生物军事活动均违背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面对俄方控诉，美国作出了回应：
在3月10日前后，白宫发布声明称“美在乌运营着十余家生物实验室”；
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表示“美国在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
国务院表示美方“完全遵守《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没有在任何地方开发或拥有此类武器”；
五角大楼发言人则直言俄罗斯的指控“荒谬”“可笑”。
但是，截至目前，美方只承认在乌克兰有其合作的生物实验室存在，目的为加强公共卫生措施，且声称美乌签署了一项“永远不生产或使用生物武器”的协议，对于俄方公布的具体资料则从未进行具体解释。
同时，美方指责俄罗斯是散播不实信息，“发动信息战，为攻击乌克兰找理由”。
多国对美生物实验室
表示质疑或抗议
美国在乌克兰的数十个生物实验室只是冰山一角。根据美国的公开信息，美国国防部以“合作减少生物安全风险、加强全球公共卫生”的名义，在全球30个国家共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遍布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乃至中东地区、非洲及前苏联国家。但是，其不透明的实验内容、涉及高危病原体，引发了广泛质疑。
日前，韩国多个民间团体举行抗议活动，要求驻韩美军全面关闭和撤走在韩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团体负责人之一李长熙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美军在韩国进行过多达16次生物实验，包括将炭疽杆菌等样本运送到韩国境内，公然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4月5日，韩国民间团体在韩国釜山的美军基地附近示威抗议，要求关闭釜山港美军基地内的生物实验设施
近期，在美国驻亚美尼亚大使馆门前，亚美尼亚民众佩戴防毒面罩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打出“反对生物武器”“亚美尼亚不是实验场所”等标语，反对美国在亚美尼亚资助开展生物实验活动，要求允许国际观察员进入相关实验室核查。
4月9日，亚美尼亚民众在美国驻亚美尼亚使馆门前进行抗议，反对五角大楼资助生物实验活动
在哈萨克斯坦，近年来一些未知疾病或被认为已根除的古老疾病定期暴发，造成大量牲畜死亡。舆论认为，这与美国在当地的生物实验室有关。根据今年1月乌克兰“政治导航器”网站的报道，哈萨克斯坦流行病学专家阿诺辛曾对美国在欧亚大陆建立生物实验室表示担忧。
阿诺辛说，美国境外生物实验室进行着大量不负责任的实验，甚至发生病毒泄漏。此前，哈萨克斯坦两个州有大量牲畜死于一种“黑腿病”，似乎与“中央参考实验室”有关。
美在哈萨克斯坦的中央参考实验室
多国专业人士也不断发声。塞尔维亚临床中心教授拉多米尔·科瓦切维奇说， 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存在风险，每个实验室都可能生产用于战争的危险品，外界对此一无所知。
土耳其安全专家、退役海军将军蒂尔凯尔·埃蒂尔克表示，这些生物实验设施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格鲁吉亚“爱国者联盟”党主席大卫·塔尔汉—穆拉维表示，美国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具有军事目的，为了解情况并消除所有安全隐患，最好由联合国机构介入。
大陆外交部也敦促美方对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具体澄清。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国迄今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通过磋商合作解决关切，本就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要求，美国回避，进一步加大了国际社会的疑虑。
国际社会的质疑一浪高过一浪，路透社报道称，世界卫生组织已建议乌克兰销毁其生物实验室中的“高威胁病原体”以防泄漏。
路透社消息截图
联合国安理会两次召开会议解决关切，但都无果而终，4月6日举行的生物安全会议，美英两国直接缺席。目前，美方对其境外建设数百个生物实验室的信息没有详细解释，并坚定表示没有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不接受国际核查。
美国20年间
曾进行过239次生物露天实验
有学者认为，早在中世纪，人类就在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而生物武器真正“有姓名”是从19世纪现代微生物学诞生后。新技术让人类拥有了更强大的识别和操控病原体的能力，但其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率先使用了生物武器，试图使用炭疽杆菌和鼻疽伯氏菌感染动物，引发多国警惕。
受到毒气攻击的士兵
因毒气而失明的伤员
1925年6月，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管制武器、军火和战争工具国际贸易”会议。美、英、法、德、日等37个国家签署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不过，协议书中没有明确限制生物武器的研究和生产，于是，许多签署国依然在继续推进生物武器研究。
短短二十余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生物武器带着它不祥的阴影，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纳粹德国在囚犯身上开展实验，研究立克次氏体、甲型肝炎病毒和疟原虫等病原体的影响。
纳粹党卫军在做人体实验
英国、法国和美国声称为应对德国，也在本国开展生物武器研究。1942年，美国战争研究服务机构成立，就可批量生产的致命细菌开展研究。后来，军方还建立了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成为了如今美国重要的生化武器研究基地。
1950年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最为臭名昭著的是，日本731部队在中国、苏联、朝鲜等国的平民和战俘身上进行人体实验。战后，日本参与生物武器研究的人员本应以战争罪受到审判，但美国政府为换取所谓的“人体实验信息和实验知识”，给许多人赋予了战争罪的起诉豁免权。这些战犯不仅逃脱了惩罚，一些人还在日本成为医疗专家、卫生部门领导和大型制药公司主管。
日本731部队
联合国在二战后也呼吁，消除一切“具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但生物武器研发并没有结束，在一些国家反而有升级态势，尤其是美国。
1979年《华盛顿邮报》披露的文件显示：1950年，美国海军在旧金山附近释放了含有沙雷氏菌的雾气。军方称这种细菌无害，但实际上它可能致病，甚至在某些人身上引发致命的感染。
培养皿中的粘质沙雷氏菌
1966年6月，美国陆军研究人员在正常运行的纽约地铁上释放枯草芽孢杆菌样本，观察“它们如何在地铁隧道和车厢内传播”。后来披露的报告记载，在当年6月6日至10日期间，超过100万人曾暴露其中，而这些美国平民对实验一无所知。
1949~1969年间，美国陆军开展了持续20年的 “细菌战测试计划”，曾进行过239次生物露天实验。
1970 年，世界卫生组织称，生物武器对各国人民造成特殊威胁，使用这类武器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
1972年，美国、英国和苏联等100多个国家终于签署《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也就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公约规定，禁止除“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目的”外，拥有生物制剂；禁止开发为达成进攻性军事目的的散布生物制剂的技术。
后来，各国意识到，须完善对缔约国的监督、核查和惩罚等措施，经多年谈判形成议定书草案后，美国却在2001年开始拒绝批准草案，并在随后的多次审议会上反对，美国是唯一一个退出该谈判的缔约国。
早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就曾一度卷入国际舆论声讨之中。据统计，世界上建成及在建的P4实验室有50多个，其中美国最多，其境内至少有15个。
如今看来，美国建立众多生物实验室的合理性并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一方面，美国在生物武器问题上的诸多可疑行为令人疑虑；另一方面，美国的研究确实存在斑斑劣迹，给当地居民和国际社会都带来严重威胁。
在生物研究领域，如何界定“进攻性目的”和“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目的”，存在着很大的模糊地带，要在研究和开发之间划出一条界限也非常困难。
我们不得不警惕，随着生物技术进步，开发针对病原体的药物和疫苗所需的知识有可能被滥用于生物武器开发。生物武器这种伴随着科学进步产生的产物，会持续威胁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必须全力遏制。▲
本期编辑：王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