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阔如，原名毕连寿，号连仲三，又号乐天居士，笔名云海客。满族。北京人。1903年闰五月，连阔如出生在北京安定门外一个穷旗人家中，是满洲镶黄旗人，祖姓毕鲁氏。满族人指名为姓，故取汉名为毕连寿。父亲凌保，是个门甲，在其出生前一个月，即已经故去。连阔如之上了半年私学、两年小学，十二岁就当学徒，进过北京的首饰楼、照相馆；天津的杂货铺、中药店；到烟台、大连做过小买卖；摆过挂摊，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其经历是民国后旗人乱世飘零的一个浓重缩影。
1927年开始学说评书，先拜李傑恩为师，学说《西汉》和《封神榜》；又向张诚斌学说《东汉》。台风潇洒，神完气足，语重声宏，娓娓动听。书情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听者赞誉其评书“见识实在，胜人一筹”。20世纪30年代末，曾在电台连续播讲《东汉》，听众争相收听，有“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之誉。此外，还在电台连播《三国》、《水浒》、《西汉》、《隋唐》、《明英烈》等。尤其是《东汉》的打功、《三国》的评讲和《水浒》的民俗，被公认为连派评书的经典标志。
1938年，以云游客为笔名撰写出版的《江湖丛谈》一书，至今仍为曲艺研究者珍视。启功先生曾为以连阔如、连丽如父女为代表的连派评书题词：“辞气力与宋元角，史通学补谈迁疏。” 新中国成立后，精心研究《三国》、《水浒》，演出获得成功。另编写《飞夺沪定桥》等反映红军长征题材的作品。1951年3月12日，连阔如组织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以廖承志为总团长，陈沂、田汉为副总团长，连阔如任大队长，赴朝慰问。
据其女连丽如回忆：我的父亲是慈父也是严师，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受父亲的影响，他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教会我平易近人、理解对方。记忆中，父亲非常勤快，每天早上全家他第一个起床，倒便盆，蹲在地上劈劈柴，生火点炉子。他不抽烟不喝酒。父亲生活朴素，一辈子正式的衣服只有两身中山装，他挣的钱除了自己生活，接济亲戚朋友外，全部都买书了，父亲喜欢藏书，我们家的一些藏书比图书馆都全，光是《三国演义》就有四十多种版本。
连阔如的口头禅是：“评书要评”，他认为，评书难在一个“评”字，贵在一个“评”字，书不易说，“评”字是金。连阔如先生还主张“懂多大的人情说多大的书”，先有情意真，后有说书人。父亲评得成功是因为他有丰富的知识，有关心社会的心肠。只有这样，点评才能到位，才能点到听众的心里。
电视评书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出现不可避免。但它缺少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失去了和观众互动的现场趣味。把评书的语言艺术变成电视信号的同时，评书的艺术元素、美学元素都随着电视信号流失了。我认为，电视台要录评书，应该去书场茶馆，这样才能保存原生态的东西，这是艺术的态度，而不是商人的态度。
1957年，连阔如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曾经谈到过保护曲艺遗产的看法，他说：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有不少的文艺工作者，不断地整理曲艺遗产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艺人“口传心授”记在脑子里的曲词和评书。这样的整理曲艺遗产是好的，可是，这只能把曲艺艺人的东西变成书面的东西，只是继承了曲艺遗产的一部分，或者说三分之一。目前，包括评书在内的曲艺遗产继承依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父亲那时说的话，到现在都有用。曲艺的音乐不是完全能用谱子记录的，绝对应该口传心授，老师带徒弟很重要。现在抢救那些大师就等于抢救了那门艺术。
《醒木惊天连阔如》的作者蓑笠翁曾评价道：“像连阔如这样的文化人，我以前很少见过。他从一个贫儿到艺术大师，从一个失学者到一个饱学之士，其间的过程有多难。他自己说书，改编了那么多评书，还自己写书，但他只上过两三年小学。连阔如每天必说书，每天必写几百字、上千字的文章，把每天听到的新词、了解的新故事，无论是风俗掌故人情还是故事都整理记录下来，他的这种学习习惯使他终身受益。”
关于其著作《江湖丛谈》有一点疑问，里面多次提到作者云游客与连阔如对话，还有一段专门记录连阔如的文字，在书中提到“有一次我问说评书的艺人连阔如，玉广昆是不是他的祖师，据连说他是李傑恩的弟子。”据此可能作者另有其人。但是在2009年2月重印版中，连阔如先生的女儿连丽如先生为此书作序，讲述历史，还有苏叔阳先生作序，故而此书应为连阔如先生大作。其在书中是这样记录连阔如的：
连阔如说的《东汉》，纯粹是道活(辈辈相传的)，不是墨刻。阅者若问什么是道活？什么叫墨刻？关于这两个意思我得向阅者述明。说评书的人们所说的书，虽有《施公案》、《济公传》、《彭公案》、《精忠传》、《包公案》、《明英烈》、《隋唐》、《东汉》，可是大有分别。
就以《三国志》说吧，从前，评书界很有几个人说的，可是所说的书中人物、段子，都与各书局所售的书本中一样，不过加上身段表情和刀枪架儿，用白话评讲而已。评书界的人管他们说的书与书局所售的本儿一样叫做“使墨刻儿”(书局里的书，都是笔墨写出原稿刻版印行的，故叫那些书为墨刻儿)，可是评书界的人都不愿意使墨刻儿。话又说回来了，他们说的书和本儿上要是一样，听书的主儿如若心急，就不用天天到书馆去听，花几角钱在书局里买一本书，几天能够看完，又解气又不用着急，谁还去天天听书，听两个月呀？
评书界的演员所说的评书，最贵重的书叫做道活。据我所调查的，评书界纯粹道活的书，有《施公案》、《大宋八义》、《济公传》、《永庆升平》、《彭公案》、《包公案》。这原是评书界的道活秘本，已在早年有人售与书局，书局得了版权，印行售卖，已非道活，由道活又变为黑刻儿了，故不算道活。《精忠传》、《隋唐》、《东汉》、《明英烈》、《盗马金枪传》、《五代残唐》、《善恶图》、《于公案》等等的说部，这些个道活书都是古今名人与评书界老前辈攥弄的(江湖人管编书编戏编曲调[diào]侃儿叫攥弄[zuàn nong]活儿)。
先以《东汉》说吧，各书局售卖的《东汉》，都是东、西汉两部书合在一处卖，《西汉》如何，不必论它，只说《东汉》吧。共是两本，由王莽篡位，立孺子婴为帝，王莽摄政，至永平皇帝逢云台止，书中的穿插不严，段段的岔头儿都接不上，也不紧凑，看着当然无味，不能引起兴趣，那墨刻的《东汉》是不能看的。道活《东汉》是由王莽篡位，刘秀走国、马武大闹武考场说起，直到上天台，马武打金砖，二十八宿归位止。其中的节目有刘秀赶考，箭射王莽，窦融救驾，岑彭出世，马武大闹武考场，会英楼题反诗，刘秀遁潼关，路遇姚期，凡百余段。与书铺的黑刻儿不惟不同，并且穿插紧凑，枝叶搭得最严，毫不懈松；使人听了能够“入扣儿”(江湖人管好听书的人听得上了瘾，非接连不断往下听，说行话叫入扣儿)。
江湖艺人常说：“唱戏的要想叫座儿，得有好轴儿；说书的要想叫座儿，得有好扣儿。”什么叫好轴儿哪？比如某戏园子要唱一台，贴出海报儿，头出《大赐福》，二出《善宝庄》，三出《四杰村》，四出《朱砂痣》，五出《坐宫盗令》，六出大轴儿是杨小楼、梅兰芳唱《霸王别姬》，这几出戏合在一处，能卖一元多钱一个座儿，能共卖一千多元，上的这些个座儿能卖这些钱，力量都在那出《霸王别姬》哪!
如若将《霸王别姬》去掉，就那几出戏，卖三毛钱一个座也许没人听，那《霸王别姬》就算好轴，能叫座就能挣大钱。说评书的演员要想叫座挣大钱，都得有好扣儿。这书扣儿又与戏的大轴不同，有小扣儿，有碎扣儿，有连环扣儿，有大扣儿，最大的扣儿叫大柁子。他们说评书的，每天到了书场或是书馆，等着书座儿来了，到了开书时间张嘴说书，先用小扣儿，次用碎扣儿，再用大扣儿，才能吸得住座儿，挣大钱。
比如说《东汉》吧!开书先说刘秀拜马援为帅，姚期不服，与马援赌头争帅印，如若姚期用三千兵打破潼关，马援将帅印输给姚期；如若姚期打不开潼关败了仗，姚期将人头输给马援。听书的人最喜爱忠臣，都替姚期担心，怕他打不破潼关，将人头输了，都坐在凳上不动，要听姚期胜负。这样便算书座儿入了扣儿，这就是说书的演员使小扣儿。听书的人不动了，说书的人往下说，姚期还没到潼关，离城三十里就被王莽的兵将打败了，岑彭给姚期打接应，掉到陷马坑里，岑彭被王莽兵将生擒活捉入潼关。听书的座儿听到这里，又替姚期骇怕，怕回去脑袋没了，又怕岑彭死在潼关，这样就不走了，非听个水落石出不止，这就叫碎扣儿，将座儿扣住了。
这样说，就是说书的演员用步步连环紧的法子，将书座儿吸住了，直听到临散场的时候，听出两个岑彭来，书座儿更纳闷了，怎么会多出一个岑彭呢?真叫人纳闷。
离了书馆，回到家中，吃饭、睡觉还是纳闷，无法解决，只好明天早早去书场，接着再听下去。这样便是评书演员使用大扣儿。使用大扣儿为的是吸住听书的座儿明天再来听书。听到明天散书时，又听到马援巧使连环计，书座儿又纳闷了，不知马援使的是什么计能得潼关，明天再接着去往下听。即使四五天才说完潼关，那潼关这段书就是四五天的大柁子(最大的扣儿)。说评书的没有小扣儿，吸不住座儿；没有碎扣儿，拉不住座儿；没有大扣儿，不能吸住回头再听的座儿；没有大柁子，就不能吸住听五六天的座儿。看起来，说书的扣儿、柁子，较比戏场的大轴儿还有吸引力。
这评书的道活儿(辈辈相传的)是艺人艺术化说，如若艺人学会了就能叫座儿，评书界人常说“书说险地才能挣钱”。我问过他们，什么叫书说险地？据他们解释说，不论是袍带书，公案书，凡是听书的人，都是一样的心理喜爱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侠义英雄，都恨奸臣佞党、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绿林的采花淫贼。就以《施公案》说吧，施清官往苏州上任，就有一枝兰万永拦轿行刺、府衙行刺、错杀舅老爷这三段书，叫听主儿听着净替清官施大人担惊受怕，坐着不走，要听到清官没有危险了才肯走，这样的事便算书说险地；如果叫听书的主儿知道施大人没了危险，那就不听了。评书里的情书，段段书都是这样的。
连阔如在民国十二、三年是个做八岔子的金点(江湖人管算卦的调[diào]侃儿叫八岔子，算卦的总称曰金点)，自从民国十六七年时改入评书界，拜李傑恩为师，讲演《西汉》，在各书馆也颇有叫座的魔力，但未大转(zhuàn，发达)。未几，又学说《东汉》。我老云问过他，为什么改说《东汉》呢？据连阔如说：“《西汉》那部书是墨刻的，与各书局所售者相同，听这部书的座儿很少，不懂历史的人不能听，懂得历史的人花两角买部《西汉》，几天就能看完，较比听书又短少时间，又少花钱。好在他们说书的所说的段子，与买的书内一样，何必去听评书？
评书界的艺人说墨刻书的都不能挣大钱，就是那书拉不住座儿。”他有了这种觉悟，便弃了《西汉》不说，改学《东汉》，牺牲了半年的光阴，耗费了许多的金钱，才学会了一部地道的道活(辈辈相传的)。自从会说《东汉》，北平的大书馆儿才纷纷地约请。听书的座儿都知道评书界有个说《东汉》的连阔如。有年夏天，连阔如因书馆都不凉爽，在天桥赁了个场子，高高的天棚，宽宽的板凳，又凉爽，书又说得好，天天高朋满座。连阔如叫座儿的力量就仗着那道活的《东汉》。
连阔如不仅是一位说书人，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中后期，声震九州八方，听者无不着迷。同时，他是一位著书人，所撰《江湖丛谈》洋洋40余万字，为民间江湖行当及艺人写传写史，给社会学、民俗学、北京史学增添重要史料，乃一册奇书。他还是中国曲艺界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广告人，1938年在琉璃厂开办“连阔如广告社”，并在电台承包广告时段，业务范围为当时北京城首屈一指，任广告公会主席。他也曾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占卜先生，研究《易经》，以“乐天居士”的名号开算命馆批八字，排在京城八大同行之列。
他又是一位武林中人，曾拜京城有名的武侠“醉鬼张三”为师，长年闻鸡起舞，健体强身。他更是1949年后新中国文艺界的活动家、领导人之一，多次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勉励，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两届全国文代会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理事、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副主任、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组织部副部长、北京市（第二届）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等等。
著名作家苏叔阳还记得1956年他第一次见连阔如的场景，那时候他还是一个人民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的学生，他代表学校要邀请一位艺术家来讲讲朗诵。当时国内广播业内最著名的两位艺术家一位是孙敬修，一位就是连阔如。同学们表决后一致同意请连阔如来学校里做讲座，苏叔阳就去找了连阔如。
那时候连阔如53岁，苏叔阳18岁，“连阔如先生特别朴实，一个人坐着公共汽车就来了。”连阔如一到先给学生们讲了他和孙敬修在技术上的差别，嗓子的立和横的区别。“我还记得连先生说，大家都讲手眼身法步，其实这个顺序错了，应该是眼手身法步。眼到手再到，就对了，要是手到眼后到，那是棒槌。”
人艺老艺术家蓝天野也提到，自己小时候很内向，是听着连阔如的评书学到、了解了社会，知道了帝王将相和平民百姓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也是连阔如的评书带着他最终走上了舞台。“我一直听他的评书听到他不能说了为止。”
不幸的是，连阔如晚景凄凉。自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直至“文革”后期病逝，他一直被冤屈，被零落，被迫害，被折磨，生前没受到公正对待，死后亦未有客观评价，甚至渐渐被人们忘记了。然而，时间是一位秉公无私的评判者，历史是性能良好的过滤器，不该埋没的不会埋没，人民没有忘记他。他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活在人们的传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