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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書的名家(六)

作者:浪子北方來

連闊如,原名畢連壽,号連仲三,又号樂天居士,筆名雲海客。滿族。北京人。1903年閏五月,連闊如出生在北京安定門外一個窮旗人家中,是滿洲鑲黃旗人,祖姓畢魯氏。滿族人指名為姓,故取漢名為畢連壽。父親淩保,是個門甲,在其出生前一個月,即已經故去。連闊如之上了半年私學、兩年國小,十二歲就當學徒,進過北京的首飾樓、照相館;天津的雜貨鋪、中藥店;到煙台、大連做過小買賣;擺過挂攤,飽嘗了人世間的酸甜苦辣,其經曆是民國後旗人亂世飄零的一個濃重縮影。

1927年開始學說評書,先拜李傑恩為師,學說《西漢》和《封神榜》;又向張誠斌學說《東漢》。台風潇灑,神完氣足,語重聲宏,娓娓動聽。書情結構嚴謹,人物性格鮮明。聽者贊譽其評書“見識實在,勝人一籌”。20世紀30年代末,曾在電台連續播講《東漢》,聽衆争相收聽,有“千家萬戶聽評書,淨街淨巷連闊如”之譽。此外,還在電台連播《三國》、《水浒》、《西漢》、《隋唐》、《明英烈》等。尤其是《東漢》的打功、《三國》的評講和《水浒》的民俗,被公認為連派評書的經典标志。

1938年,以雲遊客為筆名撰寫出版的《江湖叢談》一書,至今仍為曲藝研究者珍視。啟功先生曾為以連闊如、連麗如父女為代表的連派評書題詞:“辭氣力與宋元角,史通學補談遷疏。” 新中國成立後,精心研究《三國》、《水浒》,演出獲得成功。另編寫《飛奪滬定橋》等反映紅軍長征題材的作品。1951年3月12日,連闊如組織第一屆赴朝慰問團曲藝服務大隊,,以廖承志為總團長,陳沂、田漢為副總團長,連闊如任大隊長,赴朝慰問。

據其女連麗如回憶:我的父親是慈父也是嚴師,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是受父親的影響,他給我的最大影響就是教會我平易近人、了解對方。記憶中,父親非常勤快,每天早上全家他第一個起床,倒便盆,蹲在地上劈劈柴,生火點爐子。他不抽煙不喝酒。父親生活樸素,一輩子正式的衣服隻有兩身中山裝,他掙的錢除了自己生活,接濟親戚朋友外,全部都買書了,父親喜歡藏書,我們家的一些藏書比圖書館都全,光是《三國演義》就有四十多種版本。

連闊如的口頭禅是:“評書要評”,他認為,評書難在一個“評”字,貴在一個“評”字,書不易說,“評”字是金。連闊如先生還主張“懂多大的人情說多大的書”,先有情意真,後有說書人。父親評得成功是因為他有豐富的知識,有關心社會的心腸。隻有這樣,點評才能到位,才能點到聽衆的心裡。

電視評書是時代的産物,它的出現不可避免。但它缺少與人面對面的交流,失去了和觀衆互動的現場趣味。把評書的語言藝術變成電視信号的同時,評書的藝術元素、美學元素都随着電視信号流失了。我認為,電視台要錄評書,應該去書場茶館,這樣才能儲存原生态的東西,這是藝術的态度,而不是商人的态度。

1957年,連闊如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曾經談到過保護曲藝遺産的看法,他說:近幾年來,在全國各地有不少的文藝工作者,不斷地整理曲藝遺産的東西。這些東西就是我們藝人“口傳心授”記在腦子裡的曲詞和評書。這樣的整理曲藝遺産是好的,可是,這隻能把曲藝藝人的東西變成書面的東西,隻是繼承了曲藝遺産的一部分,或者說三分之一。目前,包括評書在内的曲藝遺産繼承依然存在着這樣的問題。父親那時說的話,到現在都有用。曲藝的音樂不是完全能用譜子記錄的,絕對應該口傳心授,老師帶徒弟很重要。現在搶救那些大師就等于搶救了那門藝術。

《醒木驚天連闊如》的作者蓑笠翁曾評價道:“像連闊如這樣的文化人,我以前很少見過。他從一個貧兒到藝術大師,從一個失學者到一個飽學之士,其間的過程有多難。他自己說書,改編了那麼多評書,還自己寫書,但他隻上過兩三年國小。連闊如每天必說書,每天必寫幾百字、上千字的文章,把每天聽到的新詞、了解的新故事,無論是風俗掌故人情還是故事都整理記錄下來,他的這種學習習慣使他終身受益。”

關于其著作《江湖叢談》有一點疑問,裡面多次提到作者雲遊客與連闊如對話,還有一段專門記錄連闊如的文字,在書中提到“有一次我問說評書的藝人連闊如,玉廣昆是不是他的祖師,據連說他是李傑恩的弟子。”據此可能作者另有其人。但是在2009年2月重印版中,連闊如先生的女兒連麗如先生為此書作序,講述曆史,還有蘇叔陽先生作序,故而此書應為連闊如先生大作。其在書中是這樣記錄連闊如的:

連闊如說的《東漢》,純粹是道活(輩輩相傳的),不是墨刻。閱者若問什麼是道活?什麼叫墨刻?關于這兩個意思我得向閱者述明。說評書的人們所說的書,雖有《施公案》、《濟公傳》、《彭公案》、《精忠傳》、《包公案》、《明英烈》、《隋唐》、《東漢》,可是大有分别。

就以《三國志》說吧,從前,評書界很有幾個人說的,可是所說的書中人物、段子,都與各書局所售的書本中一樣,不過加上身段表情和刀槍架兒,用白話評講而已。評書界的人管他們說的書與書局所售的本兒一樣叫做“使墨刻兒”(書局裡的書,都是筆墨寫出原稿刻版印行的,故叫那些書為墨刻兒),可是評書界的人都不願意使墨刻兒。話又說回來了,他們說的書和本兒上要是一樣,聽書的主兒如若心急,就不用天天到書館去聽,花幾角錢在書局裡買一本書,幾天能夠看完,又解氣又不用着急,誰還去天天聽書,聽兩個月呀?

評書界的演員所說的評書,最貴重的書叫做道活。據我所調查的,評書界純粹道活的書,有《施公案》、《大宋八義》、《濟公傳》、《永慶升平》、《彭公案》、《包公案》。這原是評書界的道活秘本,已在早年有人售與書局,書局得了版權,印行售賣,已非道活,由道活又變為黑刻兒了,故不算道活。《精忠傳》、《隋唐》、《東漢》、《明英烈》、《盜馬金槍傳》、《五代殘唐》、《善惡圖》、《于公案》等等的說部,這些個道活書都是古今名人與評書界老前輩攥弄的(江湖人管編書編戲編曲調[diào]侃兒叫攥弄[zuàn nong]活兒)。

先以《東漢》說吧,各書局售賣的《東漢》,都是東、西漢兩部書合在一處賣,《西漢》如何,不必論它,隻說《東漢》吧。共是兩本,由王莽篡位,立孺子嬰為帝,王莽攝政,至永平皇帝逢雲台止,書中的穿插不嚴,段段的岔頭兒都接不上,也不緊湊,看着當然無味,不能引起興趣,那墨刻的《東漢》是不能看的。道活《東漢》是由王莽篡位,劉秀走國、馬武大鬧武考場說起,直到上天台,馬武打金磚,二十八宿歸位止。其中的節目有劉秀趕考,箭射王莽,窦融救駕,岑彭出世,馬武大鬧武考場,會英樓題反詩,劉秀遁潼關,路遇姚期,凡百餘段。與書鋪的黑刻兒不惟不同,并且穿插緊湊,枝葉搭得最嚴,毫不懈松;使人聽了能夠“入扣兒”(江湖人管好聽書的人聽得上了瘾,非接連不斷往下聽,說行話叫入扣兒)。

江湖藝人常說:“唱戲的要想叫座兒,得有好軸兒;說書的要想叫座兒,得有好扣兒。”什麼叫好軸兒哪?比如某戲園子要唱一台,貼出海報兒,頭出《大賜福》,二出《善寶莊》,三出《四傑村》,四出《朱砂痣》,五出《坐宮盜令》,六出大軸兒是楊小樓、梅蘭芳唱《霸王别姬》,這幾出戲合在一處,能賣一進制多錢一個座兒,能共賣一千多元,上的這些個座兒能賣這些錢,力量都在那出《霸王别姬》哪!

如若将《霸王别姬》去掉,就那幾出戲,賣三毛錢一個座也許沒人聽,那《霸王别姬》就算好軸,能叫座就能掙大錢。說評書的演員要想叫座掙大錢,都得有好扣兒。這書扣兒又與戲的大軸不同,有小扣兒,有碎扣兒,有連環扣兒,有大扣兒,最大的扣兒叫大柁子。他們說評書的,每天到了書場或是書館,等着書座兒來了,到了開書時間張嘴說書,先用小扣兒,次用碎扣兒,再用大扣兒,才能吸得住座兒,掙大錢。

比如說《東漢》吧!開書先說劉秀拜馬援為帥,姚期不服,與馬援賭頭争帥印,如若姚期用三千兵打破潼關,馬援将帥印輸給姚期;如若姚期打不開潼關敗了仗,姚期将人頭輸給馬援。聽書的人最喜愛忠臣,都替姚期擔心,怕他打不破潼關,将人頭輸了,都坐在凳上不動,要聽姚期勝負。這樣便算書座兒入了扣兒,這就是說書的演員使小扣兒。聽書的人不動了,說書的人往下說,姚期還沒到潼關,離城三十裡就被王莽的兵将打敗了,岑彭給姚期打接應,掉到陷馬坑裡,岑彭被王莽兵将生擒活捉入潼關。聽書的座兒聽到這裡,又替姚期駭怕,怕回去腦袋沒了,又怕岑彭死在潼關,這樣就不走了,非聽個水落石出不止,這就叫碎扣兒,将座兒扣住了。

這樣說,就是說書的演員用步步連環緊的法子,将書座兒吸住了,直聽到臨散場的時候,聽出兩個岑彭來,書座兒更納悶了,怎麼會多出一個岑彭呢?真叫人納悶。

離了書館,回到家中,吃飯、睡覺還是納悶,無法解決,隻好明天早早去書場,接着再聽下去。這樣便是評書演員使用大扣兒。使用大扣兒為的是吸住聽書的座兒明天再來聽書。聽到明天散書時,又聽到馬援巧使連環計,書座兒又納悶了,不知馬援使的是什麼計能得潼關,明天再接着去往下聽。即使四五天才說完潼關,那潼關這段書就是四五天的大柁子(最大的扣兒)。說評書的沒有小扣兒,吸不住座兒;沒有碎扣兒,拉不住座兒;沒有大扣兒,不能吸住回頭再聽的座兒;沒有大柁子,就不能吸住聽五六天的座兒。看起來,說書的扣兒、柁子,較比戲場的大軸兒還有吸引力。

這評書的道活兒(輩輩相傳的)是藝人藝術化說,如若藝人學會了就能叫座兒,評書界人常說“書說險地才能掙錢”。我問過他們,什麼叫書說險地?據他們解釋說,不論是袍帶書,公案書,凡是聽書的人,都是一樣的心理喜愛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俠義英雄,都恨奸臣佞黨、貪官污吏、土豪惡霸、綠林的采花淫賊。就以《施公案》說吧,施清官往蘇州上任,就有一枝蘭萬永攔轎行刺、府衙行刺、錯殺舅老爺這三段書,叫聽主兒聽着淨替清官施大人擔驚受怕,坐着不走,要聽到清官沒有危險了才肯走,這樣的事便算書說險地;如果叫聽書的主兒知道施大人沒了危險,那就不聽了。評書裡的情書,段段書都是這樣的。

連闊如在民國十二、三年是個做八岔子的金點(江湖人管算卦的調[diào]侃兒叫八岔子,算卦的總稱曰金點),自從民國十六七年時改入評書界,拜李傑恩為師,講演《西漢》,在各書館也頗有叫座的魔力,但未大轉(zhuàn,發達)。未幾,又學說《東漢》。我老雲問過他,為什麼改說《東漢》呢?據連闊如說:“《西漢》那部書是墨刻的,與各書局所售者相同,聽這部書的座兒很少,不懂曆史的人不能聽,懂得曆史的人花兩角買部《西漢》,幾天就能看完,較比聽書又短少時間,又少花錢。好在他們說書的所說的段子,與買的書内一樣,何必去聽評書?

評書界的藝人說墨刻書的都不能掙大錢,就是那書拉不住座兒。”他有了這種覺悟,便棄了《西漢》不說,改學《東漢》,犧牲了半年的光陰,耗費了許多的金錢,才學會了一部道地的道活(輩輩相傳的)。自從會說《東漢》,北平的大書館兒才紛紛地約請。聽書的座兒都知道評書界有個說《東漢》的連闊如。有年夏天,連闊如因書館都不涼爽,在天橋賃了個場子,高高的天棚,寬寬的闆凳,又涼爽,書又說得好,天天高朋滿座。連闊如叫座兒的力量就仗着那道活的《東漢》。

連闊如不僅是一位說書人,自20世紀20年代末到50年代中後期,聲震九州八方,聽者無不着迷。同時,他是一位著書人,所撰《江湖叢談》洋洋40餘萬字,為民間江湖行當及藝人寫傳寫史,給社會學、民俗學、北京史學增添重要史料,乃一冊奇書。他還是中國曲藝界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廣告人,1938年在琉璃廠開辦“連闊如廣告社”,并在電台承包廣告時段,業務範圍為當時北京城首屈一指,任廣告公會主席。他也曾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占蔔先生,研究《易經》,以“樂天居士”的名号開算命館批八字,排在京城八大同行之列。

他又是一位武林中人,曾拜京城有名的武俠“醉鬼張三”為師,長年聞雞起舞,健體強身。他更是1949年後新中國文藝界的活動家、上司人之一,多次得到周恩來總理的勉勵,曾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兩屆全國文代會代表、全國少數民族委員會委員、全國文聯理事、中華全國曲藝改進會副主任、中國曲藝研究會副主席、北京市文聯常務理事、組織部副部長、北京市(第二屆)人大代表、北京大學名譽教授等等。

著名作家蘇叔陽還記得1956年他第一次見連闊如的場景,那時候他還是一個人民大學曆史系一年級的學生,他代表學校要邀請一位藝術家來講講朗誦。當時國内廣播業内最著名的兩位藝術家一位是孫敬修,一位就是連闊如。同學們表決後一緻同意請連闊如來學校裡做講座,蘇叔陽就去找了連闊如。

那時候連闊如53歲,蘇叔陽18歲,“連闊如先生特别樸實,一個人坐着公共汽車就來了。”連闊如一到先給學生們講了他和孫敬修在技術上的差别,嗓子的立和橫的差別。“我還記得連先生說,大家都講手眼身法步,其實這個順序錯了,應該是眼手身法步。眼到手再到,就對了,要是手到眼後到,那是棒槌。”

人藝老藝術家藍天野也提到,自己小時候很内向,是聽着連闊如的評書學到、了解了社會,知道了帝王将相和平民百姓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也是連闊如的評書帶着他最終走上了舞台。“我一直聽他的評書聽到他不能說了為止。”

不幸的是,連闊如晚景凄涼。自1957年被錯劃成右派直至“文革”後期病逝,他一直被冤屈,被零落,被迫害,被折磨,生前沒受到公正對待,死後亦未有客觀評價,甚至漸漸被人們忘記了。然而,時間是一位秉公無私的評判者,曆史是性能良好的過濾器,不該埋沒的不會埋沒,人民沒有忘記他。他活在人們的記憶中,活在人們的傳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