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农业补贴、资源禀赋与农户收入差距
作者：高强 曹翔
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刊期：《财政科学》2021年第12期
内容提要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调查数据，运用CLAD模型、分位数回归以及调节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农业补贴对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及农户资源禀赋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农业补贴存在收入再分配效应，对农户的增收效应存在个体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对从低到高收入农户增收效应先递增再递减，对中低收入农户增收效应最大；农业补贴对中部地区农户增收效应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异质性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农户经营规模对农业补贴与农户增收的关系不具备调节效应，农户兼业化程度对二者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农户兼业化程度越高，农业补贴促进农户增收的激励效应越强。
关键词：农业补贴 农户增收 资源禀赋 农户收入差距
文章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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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摘编
引言与文献回顾
农业补贴是推动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农户增收的外因，同时也在国际贸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Swain Satya Ranjan，2009）。自2006年大陆全面取消农业税以来，农业补贴政策逐渐成为大陆财政支农政策的核心部分，对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稳定农民收入具有积极作用（Yu and Jensen，2010；胡冰川，2019）。农业补贴政策关系到当前与未来的农业发展，因此，大陆政府高度重视各级各类农业补贴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据农业农村部与财政部统计，2015年大陆拨付农业三项补贴①共计1434亿元，助力农业生产。截至2020年底，中央财政落实的关于农机购置补贴的专项资金累计达到2392亿元，扶持3800多万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各类农机具4800多万台（套）。自2007年中央财政启动农业保险补贴以来，大陆农业保险市场规模迅速壮大，保障作用发挥显著，截止到2020年已累计支付赔款2400多亿元。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稳定粮食生产，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稳定种粮农民补贴，让种粮有合理收益”和“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开展农机作业补贴”。大陆农业农村发展已经取得历史性的成就，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实现农业政策体系的转型与完善是推动“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的关键所在。因此，在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乡村振兴平稳过渡的背景之下，从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角度评估农业补贴政策对于政策转型与完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农业补贴已演变成为农户的一项收入补贴，对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吴海涛、霍增辉、臧凯波，2015）。自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以来，关于农业补贴的政策效应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农业补贴的政策效应，主要包括农业补贴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与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两个方面。关于农业补贴对农户生产经营的作用机制，已有研究认为，一方面，农业补贴促进了农户对良种、化肥、农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Stein，2015），使得农户规避生产风险，增加农业生产投资（Antón and Mou?觕l，2004；Vercammen，2007）；另一方面，农业补贴减少了粮食生产效率的损失（高鸣、宋洪远、Carter，2017），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粮食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刘克春，2010），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朱满德、李辛一、程国强，2015），进而提高粮食产量（王欧、杨进，2014；陈飞、范庆泉、高铁梅，2010）。关于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大部分学者认为农业补贴对农户增收具有积极影响（杨丹、王晓丽、唐羽，2020；Hennessy，1998；黄季焜等，2011）。但也有部分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农业补贴政策存在替代政策工具（Dewbre and Short，2002），土地与农资用品的价格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比直接支付效应更具有弹性（Serra et al.，2005），农业补贴政策对刺激农户增加种植面积进而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逐渐递减甚至消失，外加农业补贴资金少，因此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作用较小（黄少安、郭冬梅、吴江，2019；李鹏、谭向勇，2006）。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学术界关于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没有考虑到农户个体的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既有文献中多数关注于农业补贴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粮食直补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农业补贴效率问题以及农业补贴原理问题，忽视了农户资源禀赋对农业补贴与农户增收关系的调节效应验证。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从异质性农户视角下研究农业补贴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农户资源禀赋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通过梳理文献，总结分析农业补贴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影响农户增收的理论逻辑框架；二是在考虑农户个体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的基础之上，实证研究农业补贴对农户增收的影响，以期弥补既有研究仅关注农业补贴的增收绩效而忽视政策收入分配效应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三是试图探究不同资源禀赋是否对农业补贴与农户增收关系存在调节效应，进一步考究农业补贴政策是否对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家庭有更大的赋能增收作用。
政策背景与理论逻辑框架
（一）政策背景
农业补贴作为稳定粮食生产与增加农户收入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大陆财政支农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上，农业补贴能够避免因自然灾害或农产品价格波动对于农户造成的损失。事实上，由于政策机制原因，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效能逐渐降低。对于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取决于非农就业与农业生产经营的预期收益比较，农户出于风险规避会选择从事预期收益较高的就业方式（缪书超、钱龙、宋亮，2021）。
从补贴方式与实际效果来看，农业“三项补贴”发放对象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发放依据依然是计税面积内的农作物种植面积，这使得补贴资金大量流入土地非承包户中，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却难以获得相应补贴，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递减。现实中，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其他农户仍可获得粮食直补，这种“谁的土地谁受益”的现实与“谁种粮谁受益”的补贴政策初衷相悖。因此，为提高补贴政策的精确性与实效性，2016年大陆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主要内容是将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根据《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导意见》（财农〔2015〕31号），改革内容是将80%的农资综合补贴存量资金，加上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为所有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将20%的农资综合补贴存量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理论上，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前后农业补贴转移性收入的属性依旧保持不变，农业补贴会转化为地租，激活土地的财产性功能，以脱钩支付的方式发放给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
（二）理论逻辑框架
由于农户的收入来源与分配的异质性，农业补贴政策对不同农户的收入分配效应会存在差异。从微观层面来看，农户个体之间要素资源配置存在差异，受主观风险偏好、家庭结构特征等因素影响，农业补贴对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行为存在差异。一方面，农户固有财富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作为一项转移性收入直接影响农户收入分配与决策；另一方面，农业补贴存在激励效应，通过影响土地流转、劳动力、资金要素资源配置进而影响农户生产经营产出。从宏观层面来看，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对农户可获得农业补贴类型、比例存在区域性差异，导致不同区域农户的耕作方式与产出作物存在差别。除此之外，区域之间农业生产结构的差异、非农产业分布不均匀也会对农户收入分配产生影响（薛宇峰，2005）。农户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因此大陆农业补贴的发放在不同农户之间存在差异。大陆的农业补贴资金发放以农户是否从事农业生产为依据，因此主要的农业补贴资金流向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基于以上农业补贴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
H1：农业补贴存在收入再分配效应。具体地，相对于高收入农户，农业补贴对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激励效果更强。
相比较而言，从事非农就业且相对收入较高的家庭获得的农业补贴比例较少，较富裕的家庭更多地享受非农就业福利，从而缓解农户间的收入不平等（Heerink and Kuiper，2006）。理论上，农业补贴发放给较为贫困的农户家庭的挤出效应要低得多。脱钩支付的农业补贴可以直接筹集财富和提高土地价值，进而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提高农户收入（Gould and Saupe，1990）。农业补贴缓解了低收入农户的流动性约束，高收入农户的约束相对较低甚至不存在约束，因此，农业补贴有利于农户财富的合理分配，从而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
H2：农业补贴可以缩小农户收入差距，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即农业补贴通过对农户增收效应的异质性来缩小农户收入差距。
梳理现有农业补贴政策效应相关文献发现，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农业补贴对农户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其中包括农业补贴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吕新业、胡向东，2017）、农业补贴对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吴连翠、柳同音，2012；刘颖、董春玉，2014）、农业补贴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刘进、陆钰凤、许庆，2020；吕悦风、陈会广，2015）。在研究农业补贴对农户增收的相关文献中，并未考虑到不同资源禀赋对农业补贴影响农户增收的调节效应。当农户收到农业补贴时，会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与外部政策环境进行生产投资或者消费，不同资源禀赋对受补贴农户收入的调节效应也存在异质性。进一步地，将农户资源禀赋分为农业要素禀赋与非农要素禀赋，考察不同资源禀赋对受补贴农户收入的调节效应。结合数据可得性与农户生产经营实际，分别选取农户经营规模与农户兼业化程度来衡量农业要素禀赋与非农要素禀赋。理论上，规模经营可以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获取规模效益。规模经营农户可以借助自身要素禀赋、信息和社会资源优势，通过市场化行为从不同类型的农业补贴政策中获益，因此农户经营规模对农业补贴与农户增收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至于农户是否产生兼业行为以及兼业化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农户对于农业生产与非农就业的预期收益比较，当农户对于农业生产预期收益高于非农就业时，会在收到农业补贴之后调整要素资源配置，加大农业生产投入，通过农业生产来增加产出；当农户对于农业生产预期收益低于非农就业时，则会调整家庭劳动时间与人力资本供给，主要通过非农就业来提高收入。此时，农业补贴会直接转化为农户收入。因此农户兼业化程度对农业补贴与农户增收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由于外部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难以测算其调节效应，因此本文着重探究农户资源禀赋对农业补贴与农户增收关系的调节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
H3：农户经营规模、农户兼业化程度对农业补贴与农户增收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综上所述，一方面，农业补贴会通过转移支付直接影响农户收入，另一方面，资源禀赋和外部环境对农业补贴与农户增收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受补贴农户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农户收入，从而对农户产生异质性的增收效应，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具体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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