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敬伯与杨秀峰
——跨越世纪的同庚絮语
王 华
国家首任税务总局副局长崔敬伯，毕业于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这所学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政法通才的学校。该校曾五易其名：北洋法政学堂（1906—1914年）、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14—1928年）、河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28—1929年）、北平大学区河北省立法商学院（1929年1月易名，简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1929年7月—1936年），统称天津法商。
这是一座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学校。1911年白毓昆（白雅雨）老师在学校组成共和会，本校师生以白为会长，开展革命活动。李大钊为该校第一期学生，1907年，李大钊入学，受到白毓昆老师的感召，倾心革命，并在后来对母校辛亥革命前后政治活动予以很高评价：“那时中国北方政治运动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为中心”。
1919年5月，北京学界爆发伟大的五四运动，离校生杨秀林（杨秀峰）等在北京被捕，正值毕业期的崔敬伯积极参与营救，在津学生易守康更是于天津召开的大会上发表讲演，断指血书，激励民气。1919年7月，崔敬伯以该校第一名的成绩留校，22岁起开始了近70年的从教生涯。
1927年，崔敬伯留学日本东京大学，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内兵卫教授，专修财政学。留日期间，研究各国新思想、新思潮，尤其原版《资本论》《社会主义通史》，在国内《国闻周报》上发表系列杂文《东游漫录》，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时声名鹊起。1928年应新中学会领导人马洗繁之邀，提前回国加入北伐革命成功后的第一届河北省政府，担任河北省政府秘书，杨秀峰为教育厅第二科科长，卢郁文为教育厅第一科科长，开始清除帝制建立共和的省政改造工作，崔敬伯曾代表商震主席做全省施政报告。1929年世界大萧条爆发，次年，崔敬伯公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拉斯基教授。一同留学的还有马洗繁、卢郁文、高文伯，杨秀峰留学法国并在法国加入共产党。
1931年9月的某天，崔敬伯正在伦敦博物院书室读报，从报纸惊悉九一八事变，当即打定主意提前回国，共赴国难，并写下了《水调歌头·咏履》：“夙夜凌多露，尘垢积肤颜。忆从沪滨邂逅，提絜已经年。踏破欧尘千里，赢得皱纹如许，眦裂与谁看？抚摩知创痛，相顾且欣然。蚕丛路，愁予渡，断雁关。相从筚路蓝缕，一往总无前。瞩目苍茫旅路，同志首推足下，交谊属艰难。裹创且再战，风雪万重山。”崔敬伯在原诗注释中写道：“此词特点，主要在命意，深感日本帝国主义对祖国的武力侵略，必须起而抵抗，正义所在，一往无前，虽裹创再战，在所不计，盖已意识到：持久战之必要也。”
自伦敦返国，途径比利时，挚友杨秀峰自法国赶来，俩人曾在布鲁塞尔小住数日，同过鲁文车站，始行分手。崔敬伯赋诗一首《鲁文车站与秀峰兄晤别》：“笼月挂天西，征人驻马蹄。与君分手去，何日复闻鸡？壮别情犹惜，倾谈影数移。鲁文一珍重，回首已凄迷！”1941年，又在杂文《长亭更短亭》一文中写道：“别时适当子夜，笼月西垂，知己天涯，倍增感念。我和这位朋友，作法稍有不同而道义相取。其艰苦卓绝的精神与锲而不舍的耐力，久为朋辈所推重。彼在物资缺乏的环境中能吃苦，我在物资较丰富的环境中，亦能吃苦。我之所以能吃苦的习惯甘之如饴者得力于这位朋友的感召居多”，感念惜别之情，溢于笔下。
1932年崔敬伯回到国内，此时的崔敬伯既有理论又有政府实践，集东西方名师真传，成为三十年代最炙手可热的教授之一，被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朝阳学院、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以及母校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多所院校争相聘请。
1934年，崔敬伯加入国立北平研究院，担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经济研究会财政组主任，参与国立北平研究院的创建与该院财政学科的创建工作。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财政学各论》讲义里，崔敬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一定要保留一部分私有与私营的思想（在1950年1月15日发表在《税务研究》杂志上的《新民主主义财政政策及税收政策纲要》一文中提出了具体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发展纲要）。
同年，杨秀峰从法国学成归来，执教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这一时期，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教授有白鹏飞，李达、陈豹隐、许德珩、沈志远等，崔敬伯与诸位颇得切磋之益。同时任教而志趣相投的还有杨秀峰、张友渔、范文澜、齐燕铭、黄松岭、侯外庐、王慎明、千家驹诸位。
《资本论》第一卷的最早译本即由该校陈豹隐教授于1930年所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较早的译本还有该校1932年候外庐和王思华版本，在1932年该《资本论》译本中，侯外庐和王思华请教了研究财政史的崔敬伯，崔敬伯同候外庐和王思华一同查阅清史稿，考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并作了一系列重要研究。可惜的是，这所院校由于马列思想浓厚，师生思想激进，于1937年2月被强行武力解散。1947年艰难复校，1949年商科并入南开大学，法科并入北京政法学院（即后来的中国政法大学）。
1935年12月27日，由文教、新闻、出版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北平文化界救亡协会，马叙伦为主席，崔敬伯、白鹏飞、张申府、陈豹隐等31人被推举为干事。1936年初，扩大改组为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后又发起成立了华北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了《华北文化界救国会宣言》，杨秀峰是华北文化界救国会的主要发起和领导成员之一。之后不久，杨秀峰再次被捕，崔敬伯立即组织二次营救。1936年10月，以燕京大学教职工为主体，由清华大学张荫麟起草，崔敬伯与顾颉刚、徐炳昶、冯友兰、钱穆等人三次修改并发表了《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5日起，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三期庐山谈话会，邀请了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的333位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崔敬伯于第一期座谈会上，代表中国财经界发表主题演讲《坚持全民抗战，建立非常时期财政》，同时发言的还有胡适、梁士纯、江一平、方东美、林志钧、马君武、张君劢、刘建群。
战争年代，两军对垒，首拼财力。没有钱，没有装备，如同无米之炊，几无还手之力。经济的第二战场对战局的最终成败同样重要。作为救国会的领导成员，加之发表过抗日救国演说，1937年，日方下达了对崔敬伯的通缉令。庐山谈话会后，崔敬伯秘密赶到天津略做安排，嘱托北京家里销毁救国会相关宣传资料及领导成员名单，后沿水路南下。之后不久，北京家里遭日伪抄家。
随着战争的进展，日本很快控制了海岸线和关键城市，切断了国民政府原有的税政来源。要施行持久战的战术战略，所得税的建立势在必行。崔敬伯因发表《所得税实施问题》，被国民政府所得税筹备委员会主任高炳坊力邀加入国民政府，成为国民政府所得税筹备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在此期间，崔敬伯参与草拟了中国第一部所得税法，此后，历任国民政府川康直接税局局长，国民政府直接税署副署长，立法委员。创办了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过分利得税。1948年应李达之邀，赴湖南大学执教。
新中国成立后，崔敬伯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唯一副局长，参与治理恶性通胀、开国财政的创建工作。杨秀峰担任河北省主席，1952年后任高等教育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崔敬伯1955年起兼任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中央财经大学前身）副校长，参与创建了中央财经大学。杨秀峰为北方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
1983年春节，杨秀峰偕夫人孙文淑一同到医院看望崔敬伯，聊起同庚（同岁）的典故，不想杨秀峰却因病同年11月10日先行去世。崔敬伯赋诗一首纪念这位生死与共跨世纪的挚友杨秀峰《秀峰老学长永生》：
八十六絮语同庚，惊闻骑鲸跨鹤；
八十载肝胆相照，永忆亮节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