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敬伯與楊秀峰
——跨越世紀的同庚絮語
王 華
國家首任稅務總局副局長崔敬伯，畢業于直隸公立法政專門學校，這所學校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所培養政法通才的學校。該校曾五易其名：北洋法政學堂（1906—1914年）、直隸公立法政專門學校（1914—1928年）、河北省立法政專門學校（1928—1929年）、北平大學區河北省立法商學院（1929年1月易名，簡稱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河北省立法商學院（1929年7月—1936年），統稱天津法商。
這是一座有着悠久革命傳統的學校。1911年白毓昆（白雅雨）老師在學校組成共和會，本校師生以白為會長，開展革命活動。李大钊為該校第一期學生，1907年，李大钊入學，受到白毓昆老師的感召，傾心革命，并在後來對母校辛亥革命前後政治活動予以很高評價：“那時中國北方政治運動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為中心”。
1919年5月，北京學界爆發偉大的五四運動，離校生楊秀林（楊秀峰）等在北京被捕，正值畢業期的崔敬伯積極參與營救，在津學生易守康更是于天津召開的大會上發表講演，斷指血書，激勵民氣。1919年7月，崔敬伯以該校第一名的成績留校，22歲起開始了近70年的從教生涯。
1927年，崔敬伯留學日本東京大學，師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内兵衛教授，專修财政學。留日期間，研究各國新思想、新思潮，尤其原版《資本論》《社會主義通史》，在國内《國聞周報》上發表系列雜文《東遊漫錄》，緻力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時聲名鵲起。1928年應新中學會上司人馬洗繁之邀，提前回國加入北伐革命成功後的第一屆河北省政府，擔任河北省政府秘書，楊秀峰為教育廳第二科科長，盧郁文為教育廳第一科科長，開始清除帝制建立共和的省政改造工作，崔敬伯曾代表商震主席做全省施政報告。1929年世界大蕭條爆發，次年，崔敬伯公派留學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師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拉斯基教授。一同留學的還有馬洗繁、盧郁文、高文伯，楊秀峰留學法國并在法國加入共産黨。
1931年9月的某天，崔敬伯正在倫敦博物院書室讀報，從報紙驚悉九一八事變，當即打定主意提前回國，共赴國難，并寫下了《水調歌頭·詠履》：“夙夜淩多露，塵垢積膚顔。憶從滬濱邂逅，提絜已經年。踏破歐塵千裡，赢得皺紋如許，眦裂與誰看？撫摩知創痛，相顧且欣然。蠶叢路，愁予渡，斷雁關。相從筚路藍縷，一往總無前。矚目蒼茫旅路，同志首推足下，交誼屬艱難。裹創且再戰，風雪萬重山。”崔敬伯在原詩注釋中寫道：“此詞特點，主要在命意，深感日本帝國主義對祖國的武力侵略，必須起而抵抗，正義所在，一往無前，雖裹創再戰，在所不計，蓋已意識到：持久戰之必要也。”
自倫敦返國，途徑比利時，摯友楊秀峰自法國趕來，倆人曾在布魯塞爾小住數日，同過魯文車站，始行分手。崔敬伯賦詩一首《魯文車站與秀峰兄晤别》：“籠月挂天西，征人駐馬蹄。與君分手去，何日複聞雞？壯别情猶惜，傾談影數移。魯文一珍重，回首已凄迷！”1941年，又在雜文《長亭更短亭》一文中寫道：“别時适當子夜，籠月西垂，知己天涯，倍增感念。我和這位朋友，作法稍有不同而道義相取。其艱苦卓絕的精神與锲而不舍的耐力，久為朋輩所推重。彼在物資缺乏的環境中能吃苦，我在物資較豐富的環境中，亦能吃苦。我之是以能吃苦的習慣甘之如饴者得力于這位朋友的感召居多”，感念惜别之情，溢于筆下。
1932年崔敬伯回到國内，此時的崔敬伯既有理論又有政府實踐，集東西方名師真傳，成為三十年代最炙手可熱的教授之一，被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朝陽學院、中國大學、中法大學，以及母校北平大學法商學院等多所院校争相聘請。
1934年，崔敬伯加入國立北平研究院，擔任國立北平研究院秘書、總幹事、經濟研究會财政組主任，參與國立北平研究院的建立與該院财政學科的建立工作。在北平大學法商學院《财政學各論》講義裡，崔敬伯提出了社會主義初期階段一定要保留一部分私有與私營的思想（在1950年1月15日發表在《稅務研究》雜志上的《新民主主義财政政策及稅收政策綱要》一文中提出了具體的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發展綱要）。
同年，楊秀峰從法國學成歸來，執教北平大學法商學院。這一時期，在北平大學法商學院的教授有白鵬飛，李達、陳豹隐、許德珩、沈志遠等，崔敬伯與諸位頗得切磋之益。同時任教而志趣相投的還有楊秀峰、張友漁、範文瀾、齊燕銘、黃松嶺、侯外廬、王慎明、千家駒諸位。
《資本論》第一卷的最早譯本即由該校陳豹隐教授于1930年所翻譯出版，《資本論》第一卷較早的譯本還有該校1932年候外廬和王思華版本，在1932年該《資本論》譯本中，侯外廬和王思華請教了研究财政史的崔敬伯，崔敬伯同候外廬和王思華一同查閱清史稿，考證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中國人王茂蔭，并作了一系列重要研究。可惜的是，這所院校由于馬列思想濃厚，師生思想激進，于1937年2月被強行武力解散。1947年艱難複校，1949年商科并入南開大學，法科并入北京政法學院（即後來的中國政法大學）。
1935年12月27日，由文教、新聞、出版界知名人士發起成立北平文化界救亡協會，馬叙倫為主席，崔敬伯、白鵬飛、張申府、陳豹隐等31人被推舉為幹事。1936年初，擴大改組為北平文化界救國會，發表了《北平文化界救國會第一次宣言》，後又發起成立了華北文化界救國會，發表了《華北文化界救國會宣言》，楊秀峰是華北文化界救國會的主要發起和上司成員之一。之後不久，楊秀峰再次被捕，崔敬伯立即組織二次營救。1936年10月，以燕京大學教職工為主體，由清華大學張蔭麟起草，崔敬伯與顧颉剛、徐炳昶、馮友蘭、錢穆等人三次修改并發表了《教授界對時局意見書》。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7月15日起，蔣介石在廬山召開了三期廬山談話會，邀請了當時國内最有影響力的333位專家學者和社會名流。崔敬伯于第一期座談會上，代表中國财經界發表主題演講《堅持全民抗戰，建立非常時期财政》，同時發言的還有胡适、梁士純、江一平、方東美、林志鈞、馬君武、張君劢、劉建群。
戰争年代，兩軍對壘，首拼财力。沒有錢，沒有裝備，如同無米之炊，幾無還手之力。經濟的第二戰場對戰局的最終成敗同樣重要。作為救國會的上司成員，加之發表過抗日救國演說，1937年，日方下達了對崔敬伯的通緝令。廬山談話會後，崔敬伯秘密趕到天津略做安排，囑托北京家裡銷毀救國會相關宣傳資料及上司成員名單，後沿水路南下。之後不久，北京家裡遭日僞抄家。
随着戰争的進展，日本很快控制了海岸線和關鍵城市，切斷了國民政府原有的稅政來源。要施行持久戰的戰術戰略，所得稅的建立勢在必行。崔敬伯因發表《所得稅實施問題》，被國民政府所得稅籌備委員會主任高炳坊力邀加入國民政府，成為國民政府所得稅籌備委員會特邀研究員。在此期間，崔敬伯參與草拟了中國第一部所得稅法，此後，曆任國民政府川康直接稅局局長，國民政府直接稅署副署長，立法委員。創辦了所得稅、遺産稅、财産稅、過分利得稅。1948年應李達之邀，赴湖南大學執教。
新中國成立後，崔敬伯擔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稅務總局唯一副局長，參與治理惡性通脹、開國财政的建立工作。楊秀峰擔任河北省主席，1952年後任高等教育部部長、教育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崔敬伯1955年起兼任中央财政幹部學校（中央财經大學前身）副校長，參與建立了中央财經大學。楊秀峰為北方大學籌備委員會主任。
1983年春節，楊秀峰偕夫人孫文淑一同到醫院看望崔敬伯，聊起同庚（同歲）的典故，不想楊秀峰卻因病同年11月10日先行去世。崔敬伯賦詩一首紀念這位生死與共跨世紀的摯友楊秀峰《秀峰老學長永生》：
八十六絮語同庚，驚聞騎鲸跨鶴；
八十載肝膽相照，永憶亮節清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