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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卢旺达小镇尼亚马塔的大屠杀开始于1994年4 月11日上午11点，一直持续到5月14日下午2点。这期间的每一天，从上午9点30分到下午4点，胡图族民兵和平民在尼亚马塔的山岗上屠杀图西人。当地约六万名图西人，有近五万死于屠刀之下。
在这场屠杀中，杀人者与被杀者彼此并不陌生。他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是邻居、同事、朋友、爱侣甚至家人。有的胡图人前一天还曾和图西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可一夜之间，他们就拿起了屠刀，有组织地对所有图西人展开屠杀。一部分图西人钻进沼泽、树林和山上，每天像猎物躲避猎人似的逃命，白天吃生食、喝露水，晚上睡在泥浆里，好不容易才活到了屠杀结束。然而，当他们回到镇上，却发现刽子手并未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得像从前一样，和这些胡图人继续生活在一起……
大屠杀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胡图人为什么要这样屠杀图西人？屠杀过后，他们该如何继续生活？带着这些问题，哈茨菲尔德来到卢旺达，住在当地人身边，经过长达十四年的走访调查，采访了众多幸存者和屠杀者，力图从多个角度还原大屠杀的真相，理解这场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浩劫。
下文为屠杀者自述：
文 ／ 让·哈茨菲尔德
菲尔让斯:
“我们没有忘记屠杀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当我们想回忆的时候，细节都还在。不过有的人试图记住的是不幸和严峻的时刻，有的人则相反，他们记住的是美好的时光，比如生活的充实和舒适。我并不想摆脱对那些沉重时刻的记忆，我后悔曾错误地评判那些事情和那些被杀掉的人。我的想法是错的，我的选择是错的，我的行为也是错的。邪恶破坏了我的生活，并让它陷入痛苦之中。
“但是，这些死者和这些杀戮并没有进入我的梦中，反正我醒来的时候并不记得这些可怕的画面。夜晚从没有显得怨气森森，除非是我在黑暗中惊醒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瑟瑟发抖。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许是因为睡得不好，或许是因为我将要坐牢。”
伊尼亚斯:
“我想，当我离开监狱的时候，时间能让我把那些痛苦的记忆都留在这里。我会把糟糕的想法都叠在囚服里。我觉得我会带着美好的记忆回家，重新开始生机勃勃的生活。
“然而，把矿道里的图西人活活熏死的那段记忆从来没有放过我。我感觉它就藏在记忆深处。我回到山上之后，它也会继续折磨我。这很严重。我就住在矿山附近，它会突然来袭击我的。
“我没有预想到这个记忆如此凶残地缠着我。我想，这是因为焚烧的气味吧。而且，一些人用火杀死另一些人，这种事情太超自然了。”
阿方斯:
“在梦中，我会再次看到血腥的追捕和抢掠的场景。有时反而梦到我自己被砍刀打了，然后就会颤抖着惊醒。那个人想打我、想杀我。我努力去看是谁打我，但恐惧遮挡了那个想对我作恶的面孔。我不知道他是胡图人还是图西人，是邻居还是爱国阵线的人。我想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受害者，我想求得他家人的宽恕，希望获得安宁。但这个熟睡的人拒绝了。
“我的妻子说，我的悔恨是酒鬼的悔恨，因为我杀了那么多人、喝了那么多酒，都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人、杀的是谁。而我呢，我首先想知道梦里要杀我的那个人是谁，我必须要向他提出一份和解协议。
“这个梦很折磨我，但并不常出现。反而主要是悲惨的监狱生活常来扰乱我的睡眠。
“我相信，所有人的情况都是一样的。我们自己的不幸比别人的不幸更容易出现在我们的噩梦中。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们在狱中的痛苦让我们看不见他人的痛苦，我觉得这没什么神秘的。我想，等我重获自由并继续从前的生活时，我的睡眠就会恢复正常。”
让—巴蒂斯特:
“我常常梦到自己在恩塔拉马的路上自由地行走。我在熟悉的树丛间穿行。我感觉神清气爽，心情舒畅。在监狱的床铺上醒来时，我满怀思乡念旧之情。
“还有一些夜里，我会梦到那些不幸。我在梦里又看到了被我亲手杀死的人。每当这时，所有血腥和恐惧的可怕细节就都呈现出来，泥泞、炎热、同事们......只有哭喊声消失了。于是那成了无声的杀戮，看起来像慢动作一样，但一切都和从前一样恐怖。我在监狱里做的梦各种各样，有时沉郁，有时平静，可能来源于我在这里生活的境况吧，看我是生病难受还是身体健康。谁能告诉我，当我出狱之后，他们会不会有所改变?我希望他们能忘记我。
“所有的囚犯自大屠杀以来都过着悲惨的生活。很多人抱怨自己的命运，但还没有到需要自绝的程度。我没听说过有因为内疚或噩梦折磨而走向极端的案例。我在这里七年了，从没听说狱中发生自杀事件。只是有十来个人，他们捡垃圾吃，撕扯自己的衣服，在地上蠕动，喊叫呓语，但都没有疯狂到结束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
皮奥:
“夜晚有时会将我的思绪带回到无比怀念的足球场。在梦中，我与队伍中已经死去或散落各处的球员重逢。我踢的是9号位，进攻迅猛。当我醒来之后，有那么一小会儿我觉得比赛还在继续。等出狱之后，我希望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能再在一起踢球，以彼此亲近。至于做的其他梦，很容易就遗忘了，它也不会再困扰我。
“记忆比梦更折磨人。在里利马监狱中，有的人装作什么都不记得，因为他们害怕在这里或在山上受到惩罚。他们讲述屠杀之后的生活细节，甚至是屠杀之前的，但从不讲述屠杀期间的事情，或者只是堆砌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
“他们欺骗，欺骗自己以赢得这个比赛。他们用疯狂上演一出滑稽剧。他们忘记自己的不幸，这让他们满意于用这种方式自我欺骗。但我不相信有谁是真心发疯以至于真的忘记自己曾杀过人。
“对图西人来说，情况应该大不相同。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境况如何，但我想，这种疯狂一定存在于那些逃过一劫的人中。对于和很多死者共享生命的人来说——我的意思是，那些曾目睹过很多次致命袭击并等待袭击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人，那些预想自己会满身鲜血落入死前最后黑暗的人——他们的理智可能会崩溃。忍受不幸和随之而来的痛苦，比制造不幸更容易让人发狂。
“我没有忘记自己做过的可怕的事情。我确实忘记了一些名字、一些日子、一些情形，我努力忘记痛苦的时刻，而回想平静的时刻。但是对于沼泽地中的狩猎，是不可能忘记的。我感觉，是内疚让我的记忆无法消散。”
约瑟夫—德西雷:
“我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梦，既没有关于大屠杀的，也没有关于刚果营地的。我的意思是，我做的梦从来都不重复。睡梦中完全没有过去生活的影子。
“至于我的死刑，我当然每天都会想这件事。而且所有死刑犯都关在同一个监区，所以我们每天都会谈论。无论如何，这个刑罚从未进入我的梦中，恐惧也是如此。只有醒来后，我才会感到恐惧。
“在狱中，我的睡眠和梦中出现的人一点都没有变。我还是会跟从前一样梦到一些陌生的事情，一些我只能想但无法靠近的事情，一些梦寐以求的事情。比如说，在认识您之后，我可能就会梦到我在从未去过的法国巴黎游玩。”
潘克拉斯:
“在狱中，很多杀人犯死于疟疾和霍乱，有的死于对遭到报复的恐惧，还有的死于悲惨的生活和争斗，但从没有人死于悔恨。面对悔恨这类事情，生命显示出了无比顽强的力量。
“有些人在沼泽地中杀了太多人，他们会试图忘掉对那些尸体的血淋淋的记忆。他们只愿意回想起自己在沼泽地中做过的被所有人都看到的事情，和那些他无法否认否则就会被视为骗子的事情。其余的都被他们藏了起来。他们丢掉了特别折磨人的悔恨。他们的记忆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记忆弯弯绕绕，让利益避开惩罚的危险。”
克莱芒蒂娜:
“我认为，幸存者和杀手们的记忆完全是不同的方式。
“只要杀手们愿意，他们可以讲出自己所作所为所有细节的实情。他们对于山上发生的事情保有比较自然的记忆。他们的记忆与他们的经历没有任何冲突，也不会感觉被可怕的事情所控制。他们的记忆也从不会陷入混乱和困惑，如清水般透彻。但是这些记忆，他们只能在杀手之间分享，因为它们太危险了。
“而幸存者呢，他们就无法和自己的记忆如此融洽相处了。由于恐惧或者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感到屈辱，他们的记忆不断地绕开事实。他们感觉自己应当受到另一种指责。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感觉应当为一个始终超越他们的错误而受到指责。对于他们来说，那些死者近在咫尺，甚至触手可及。幸存者们必须要组建小集体，在一起小心翼翼地增补和比较他们的记忆，生怕弄错。但之后，他们就可以回想一些恐怖的事情而不用害怕掉入记忆的陷阱。
“幸存者在一部分记忆中寻求宁静，杀手们则在另一部分记忆中寻求宁静。他们无法互通悲伤和恐惧，他们向谎言寻求不同的帮助。我想，他们将永远无法分享真相中的重要部分。”
埃利:
“当我梦到那段时光，我的妻子会出现在我的梦中，还有土地和房子，但我几乎从没梦到过被杀死的人。当然除了那个社会工作者，毕竟她是我杀的第一个人。基本上，我做的梦都尽量避开那些屠杀的时刻。
“但记忆恰恰相反，这些时刻变得很重要，它们如影随形，还常常抓住我。
“我知道有一些同事希望通过遗忘自己的罪过而逃过制裁。狱中也有人声称，只要努力不去回想，就可以忘记。我不相信，反正我自己不是如此。关于屠杀的记忆，它可能会适应情况，可能会随着谎言而改变，可能远去又回来，但它不会被抹去。
“没有任何一个囚犯因悔恨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没有人试图获得同情和怜悯，连做做样子都没有。在狱中，死亡大多数是疾病导致的，或是由于地狱般的悲惨生活，但从没有人死于羞耻感或类似的情绪。”
伊尼亚斯:
“将事实讲给法庭、民众和自己，都是一样有害的。
“即使是在内心深处，铭记也比遗忘更冒险。因此，我试着对自己也保持沉默。迟早会有听到这些超越普通罪行的事实的一天。
“在狱中，很多人等待情况发生变化以重新开始。他们现在觉得自己无可救药了，无法表示悔恨。他们说，失去一切之后，就不值得这么做了，他们已经手握砍刀在一个方向上走了太久，无法回头了，而且回头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他们说回忆只会带来麻烦。他们只想着下一次一定要获胜。”
阿达尔贝尔:
“我知道，从刚果回来，我的恶行就会被发现。但我宁愿将自己的错误带回到故乡的监狱，而不是让它消散在刚果的树林中，无人分享。我不知道我的忏悔是否会被接受，不知道我是否会被宽恕。但忏悔和死亡一样，我们得把它带回自家山上来。”
加斯帕尔，一位幸存者:
“如果杀手们来到教堂跪下向上帝祈祷，以向我们表示忏悔，我既无法和他们一起祈祷，也无法反对他们。真正的忏悔是四目相对时通过目光表达的，而不是对着神像。他们是否适应不是我关心的事情。”
埃利:
“显然，监狱里和山上的所有人都很后悔。但大多数杀手后悔的是没有把工作好好完成。他们承认的是自己的疏忽而不是恶毒。有些人一直说，那些杀人的时刻自己并不在场，自己什么都不记得，自己已经丢掉砍刀，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他们卑躬屈膝，希望逃过惩罚。他们期待重新开始。忏悔的形式可能有很多种，但如果不是对的那种，它就毫无意义。”
利奥波尔:
“有的人试图表现出忏悔，但他们在真相面前瑟瑟发抖。由于利益冲突太多，他们选择绕过真相，然后发现自己远远落在后面。
“我在刚果营地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心里备受折磨。于是我开始祈祷，希望能得到缓解，然而没有成功。在祈祷或圣歌结束的地方，耻辱就在那里等我。于是我又开始大声忏悔，不去理睬来自同伴口中的嘲笑。在狱中，我讲述了所有我知道的实情。真相毫无障碍地涌了出来。此后，每当有人向我问起，它都是这样流淌出来的。
“自从开始讲述，除了监狱中的糟糕生活让人闹心之外，我感觉到宁静。我平静地等待着回到自家的土地上的一刻。只要能回到山上和邻居们一起生活、种地，我就不惧怕任何困难。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新的生活。”
玛丽—尚塔尔:
“犯罪者和受害者都想借助遗忘来获得一点保护，但二者的原因并不相同，他们也不会一起遗忘。但他们所需要的遗忘却是一样的。”
（本文节选自让·哈茨菲尔德 著《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一书，由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授权发布。）
非虚构 | 翻译好书 | 历史
《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
【法】让·哈茨菲尔德 著
龙云 、孙旋 译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年3月
让·哈茨菲尔德（Jean Hatzfeld）法国作家。曾作为《解放报》战地记者广泛活动于德国、波兰、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后前往黎巴嫩、以色列和伊拉克等国家报道当地战乱；1994年，他前往卢旺达，开始调查和报道大屠杀及其后果，经过十四年的时间完成了“卢旺达大屠杀三部曲”，陆续获得2001年法国文化奖、2003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以及2007年法国美第奇奖和国际记者联合奖。
值班编辑 |小仙女
值班主编 |海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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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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