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企业家阿道夫·罗森伯格（Adolf Rosenberger）曾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为保时捷公司的起步提供了帮助，但随着希特勒的掌权，情况发生了改变。本文是新书《纳粹亿万富豪》（Nazi Billionaires）的独家摘录。
文/David de Jong
掌控
在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夺取德国最高权力的那一天，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阿道夫辞职了。1933年1月30日，32岁的阿道夫·罗森伯格将19名员工召集到位于斯图加特市中心克罗纳大街的保时捷汽车设计公司办公室，并告诉他们自己将辞去商务总监一职。两年前，罗森伯格与两位合伙人共同创立了这家公司：一位是机智且才华横溢的汽车设计师费迪南德 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另一位则是其女婿、好斗的维也纳律师安东·皮耶希（Anton Pi ch）。罗森伯格是该公司的财务资助人和资金筹集人，但他已经厌倦了花自己的钱，也厌倦了从家人和朋友那里为保时捷公司筹集资金——当时该公司不断烧钱，濒临破产。
阿道夫·罗森伯格与当时的德国新任总理截然不同，尽管他们有着相同的名字。这位英俊、精通技术的德国犹太人曾是奔驰的赛车手，而他的一些赛车是由费迪南德·保时捷设计的。1926年，在柏林大奖赛的一次严重事故导致三人死亡后，受了重伤的罗森伯格的赛车生涯戛然而止。之后，他开始在家乡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投资房地产，并通过与费迪南德·保时捷的合作来资助他们的赛车设计工作，以将它们变成可驾驶的原型车。
当费迪南德 保时捷在大萧条最严重期间于斯图加特创办同名公司时，这是这位55岁、留着大胡子、自学成才的人首次独立创业。汽车行业的人认为他是一个“不称职的完美主义者”，因为其缺乏财务纪律，而且有着反复无常的脾气。于是，费迪南德 保时捷自己开了公司，并聘请了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还与能够在他缺乏资金时提供贷款的联合创始人合作。但他无法克服糟糕的冲动，他还是会发脾气。有一次，他抓住一直戴着的宽边帽，把它扔在地上，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跺着它。更重要的问题是，他的设计仍然过于昂贵，这使得它们在萧条时期永远不会被批准生产。渐渐地，费迪南德 保时捷发现自己面临着破产。
费迪南德 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
当希特勒掌权时，费迪南德 保时捷刚刚接到了一份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旗下的苏联政权在莫斯科负责汽车生产的工作，但经过慎重考虑，他拒绝了这一救命稻草。他认为自己太老了，而且他不会说俄语。对他来说，政治并不重要，他只关心汽车设计。当希特勒在德国国内给费迪南德 保时捷提供另一根救生索时，后者紧紧抓住了它。
1934年6月下旬，费迪南德 保时捷与心存怀疑且不情愿的德国汽车工业协会（Reich Association of the German Automotive Industry）签订了一份合同，要在10个月内开发出“大众汽车”（Volkswagen）。这是一款“亲民的车”，售价仅为1,000马克（约合今天的8,200美元）。尽管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可费迪南德 保时捷还是通过花费175万德国马克（约1,400万美元）、两年时间、三个版本的设计，以及大量迎合希特勒的政治手段，最终完成了一款合适的大众原型车。
与此同时，费迪南德 保时捷和他的女婿安东·皮耶希加强了家族对斯图加特汽车设计办公室的控制。1935年9月5日，就在纽伦堡种族法案（Nuremberg Race Laws）颁布的前十天，阿道夫·罗森伯格在斯图加特附近的家乡被盖世太保以“种族污辱”的罪名逮捕，并被关进了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还押监狱，而他的“罪行”是和一个非犹太女孩约会。由于罗森伯格是一名杰出的犹太企业家，因此有人之前警告过他，说他会是盖世太保的目标，可他没有理会这不祥之兆。
而就在被逮捕的五周前，也就是1935年7月30日，罗森伯格将他持有的汽车设计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了费迪南德 保时捷25岁的儿子费里（Ferry）。此前，在父亲和资深工程师的指导下，这位年轻人已经为公司工作了近5年。最终，这家曾苦苦挣扎的公司通过费迪南德 保时捷与大众的合同，以及他和罗森伯格共同开发的赛车设计而盈利，其当年的利润接近17万马克（相当于今天的150万美元）。于是，费迪南德 保时捷和安东·皮耶希开始买通两名非保时捷家族成员的股东：罗森伯格和汉斯·冯·维德-马尔伯格（Hans von Veyder-Malberg）。
决裂
在第三帝国时期，当资产所有权中的犹太“元素”被移除后，其就会被认为已经“雅利安化”，这可能涉及到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购买犹太人拥有的公司、房屋、土地、珠宝、黄金、艺术品或股份，就像罗森伯格的案例一样，而且还可以扩展到彻底的财产盗窃。由于纳粹德国对正式法律程序的偏好，雅利安化常常体现出一种正规经营的假象。
事实上，两人用于收购罗森伯格股份的名义金额与后者在1930年购买保时捷股份时支付的金额完全相同：仅为3,000马克（2.55万美元）。就算罗森伯格为公司做了这么多贡献，但其股份的出售价格还是严重低于价值。“这是对我的排挤。只要我还是股东，就不会获得没有犹太人的公司所能得到的三角旗（认证）之类的东西……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指责保时捷先生和皮耶希先生的个人反犹主义，”罗森伯格后来说道。“但是……他们利用我的犹太人身份，廉价地除掉了我。”对于这一指控，费迪南德 保时捷和安东·皮耶希予以了否认。不过，不管动机如何，两人收购罗森伯格的保时捷股份显然是一种“雅利安化”。
1935年9月23日，在盖世太保监狱呆了近三个星期后，罗森伯格被转移到了乐海德堡以南的基斯劳（Kislau）集中营。在那里被殴打了四天之后，他突然被释放了。罗森伯格在保时捷的继任者冯·维德·马尔伯格男爵（Baron von Veyder-Malberg）曾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与盖世太保交涉，并成功地游说后者释放了罗森伯格。不过，罗森伯格仍然要支付给盖世太保53.40德国马克（455美元），以作为他在“保护性监禁”期间的报酬。相比之下，费迪南德·保时捷和安东·皮耶希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确保这位公司联合创始人的自由，尽管后来有相反的说法。罗森伯格曾通过律师来请求费迪南德·保时捷救他一命，但后者忙着在毕尔巴鄂外的西班牙大奖赛上闲谈。
一个月后，罗森伯格离开了德国，并于1935年11月搬到了巴黎。1933年初，他卸下了保时捷公司的商务总监一职，转而一直以合同工的形式为该设计公司工作。即使被监禁，35岁的罗森伯格也仍然是该公司的外国代表，负责授权保时捷公司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专利。罗森伯格可以保留30%的销售条款，合同有效期到1940年，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1938年6月初，罗森伯格在位于巴黎玛索大道和凯旋门附近的公寓里收到了一封信，而这封来自斯图加特的信里包含着坏消息。汉斯·冯·维德-马尔伯格男爵通知他，“在更高权威的指示下”，保时捷公司不再能够维持与其之间的专利许可合同。这个把罗森伯格从集中营里解救出来的人现在因为“内部情况的某些恶化”而切断了所有的职业和个人联系。这封信的发送日期是6月2日，也就是希特勒为大众汽车工厂奠基的一周后。费迪南德 保时捷和安东 皮耶希断绝了与公司的犹太联合创始人的最后联系。
1938年7月23日，罗森伯格给安东 皮耶希写了封信，后者是保时捷公司强硬的法律顾问。在信中，他提出了两种友好分手的方式：一是支付1.2万美元（约合24万美元），以便让其可以在美国重新开始；二是将保时捷的美国专利授权转让给罗森伯格。1938年8月24日，安东 皮耶希冷冷地拒绝了这些提议，认为这是对雅利安化的侮辱。“我的公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认你们的索赔，并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拒绝接受。”同月，盖世太保开启了撤销罗森伯格德国国籍的程序。他是时候离开欧洲了。
罗森伯格再也没有回到保时捷公司。1940年，他移民到美国，以艾伦·罗伯特（Alan Robert）的名义住在洛杉矶。1948年，这位犹太移民者想要恢复公司股东的身份，并从费迪南德 保时捷和安东 皮耶希处拿回他们在1935年雅利安化时从他那里获得的股份。
1950年9月底，当该案件进入法庭时，费迪南德 保时捷和安东 皮耶希的一名律师向罗森伯格的律师提出了一项和解方案：5万德国马克（约合14.4万美元），外加一辆汽车。而罗森伯格可以在两种汽车中进行选择：一是大众甲壳虫（Volkswagen Beetle）的豪华版，一是保时捷356，后者是保时捷家族的第一款跑车，由费迪南德 保时捷的儿子费里设计。罗森伯格当时仍在洛杉矶照顾生病的妻子，所以他的律师没有征求其意见就接受了和解协议，并在事情结束后写信通知了罗森伯格。最终，罗森伯格选择了一辆大众甲壳虫。
在2017年武侯祠成都大庙会的老爷车展上展示的1957年保时捷356A
歪曲
1967年12月，因心脏病发作，备受迫害的保时捷联合创始人罗森伯格在洛杉矶去世，时年仅67岁。在他与保时捷公司达成和解，以及费迪南德 保时捷和安东 皮耶希于20世纪50年代初去世后，罗森伯格回到过斯图加特，并会见了现任的保时捷公司CEO费里。前者向后者提供了专利，并希望能在加州从事保时捷代理业务。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罗森伯格仍然想成为他帮助建立的公司里的一员。但是，费里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进行了回应，而且没有任何结果。
罗森伯格去世近十年后，费里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自传《在保时捷的我们》（We at Porsche）。在书中，这位跑车设计师不仅扭曲了罗森伯格被雅利安化和逃离纳粹德国的真相，还扭曲了其他德国犹太人被迫出售公司然后逃离希特勒政权的故事。费里甚至还在战后指控罗森伯格敲诈勒索。另外，这位前党卫军军官在他扭曲的叙述中公然使用了反犹太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战争结束后，似乎那些被纳粹迫害的人认为他们有权获得额外的利润，即使他们已经得到了补偿。罗森伯格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
对此，费里提供了另一个案例。在离开纳粹德国并前往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后，一个犹太家庭自愿卖掉了他们的工厂，可他们却在战后回来要求“第二次付款”，至少按照他对事件的解释来说是这样的。费里表示，“我们很难责怪罗森伯格以类似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是犹太人，是被作恶多端的纳粹赶出德国的，所以他有权获得额外的利益。”
费里还谎称是他的家人救了罗森伯格，使其免于纳粹的监禁。然而，将罗森伯格从集中营里解救出来的不是费里，不是他的父亲，也不是他的妹夫安东·皮耶希，而是冯·维德·马尔伯格男爵。除了与盖世太保协商释放罗森伯格，他还在后来帮助罗森伯格的父母逃离了德国。可是，费里却代表保时捷家族，从已故的男爵那里窃取了这些道德合理行为的功劳。“我们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们能够帮助他，然后他就被释放了。不幸的是，当罗森伯格先生看到一个他认为能赚更多钱的机会时，这一切都被遗忘了。其实不仅是犹太人，大多数离开德国的移民也有同样的感觉。”
1998年，88岁的费里在奥地利滨湖采尔（Zell am See）于睡梦中去世。在此之前，这位全球知名的跑车偶像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自传。在这个版本中，费里改变了他的论调。反犹太言论消失了，关于阿道夫·罗森伯格事件的内容也被删减到只有两段，但他继续否认父亲和妹夫将罗森伯格的保时捷股份进行了雅利安化，并打出了同情牌。“尽管这些事件对罗森伯格来说很糟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他的行为一直是公正和正确的。对我们来说，处理当时的情况也绝非易事。”
转调
2019年3月，费里·保时捷基金会（Ferry Porsche Foundation）宣布将在斯图加特大学资助德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企业历史教授职位。该基金会由保时捷公司在前一年，也就是费里设计出第一辆保时捷跑车70年后建立，希望能“加强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承诺”。
该慈善机构当时的主席在一份声明中说：“处理自己的历史是一个全职承诺，而这正是费里·保时捷基金会想要鼓励的批判性反思，因为若想知道你要去哪里，必须知道你从哪里来。”该主席还补充道：“被资助的教授职位……是来自家族企业的邀请，这能够让后者更深入、更坦率地了解自己的历史，以及由此带来的结果和可能的后果。”这是一个特别大胆的声明，因为费里在他的党卫军申请上撒了谎，而且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自传中公然使用了对罗森伯格的反犹太刻板印象和偏见，可保时捷家族在面对这一切时一直保持沉默。
费里 保时捷基金会之所以会资助斯图加特大学的教授职位，是因为该大学历史系的成员在2017年发表了一项由保时捷公司资助的研究，研究内容是该公司在纳粹时代的起源。然而，德国公众很快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项研究真的是基于独立、客观的历史记录分析而得出的吗？
2019年6月，一部关于阿道夫·罗森伯格的纪录片在德国公共电视台播出。该纪录片详细描述了罗森伯格在保时捷公司的创立过程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公司联合创始人费迪南德 保时捷和安东 皮耶希是如何在1935年将其股份进行雅利安化的、罗森伯格是如何争取获得认可的，以及他最终是如何从保时捷的历史中被删除的。
这部纪录片还采访了斯图加特大学的现代史教授沃尔夫拉姆·皮塔（Wolfram Pyta），他是保时捷公司委托进行的研究的主要作者。不知为何，罗森伯格的个人论文都没有被纳入研究。皮塔说，罗森伯格在洛杉矶的一个亲戚拒绝让其接触自己继承下来的文件。但在纪录片中，罗森伯格的亲戚对此提出了质疑。她说皮塔的一名研究人员确实联系了她，但皮塔没有再去查看她所拥有的文件。
同样令人怀疑的是研究中的另一个发现，或者说是缺失。罗森伯格于1935年以与1930年购买保时捷公司10%股份时相同的价格被买断，尽管该公司的利润在此期间大幅增长。简单地说，罗森伯格被骗了，没有得到他所持股份的全部价值。虽然皮塔写道，“罗森伯格因其不稳定的处境而被占了便宜”，而且“人们无法摆脱这样的印象，即罗森伯格被骗了”，但这位教授拒绝称这笔交易属于雅利安化。
皮塔在纪录片中说，费迪南德 保时捷和安东 皮耶希进行这笔交易是为了强化公司的家族形象，而不是因为罗森伯格是犹太人。但是，支付给一个德国公司犹太股东的价格，远低于其在1935年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所持股份的实际市场价值，可能只意味着一件事：这笔交易就是一种雅利安化。
82年后，一位由保时捷公司资助的历史学家在一项学术研究中故意选择不承认这一事实。不过，皮塔后来在Zoom采访中确实向笔者承认，这笔交易带来了“雅利安化的利润”。
在对笔者问题的书面回答中，保时捷公司公关主管、费里·保时捷基金会主席塞巴斯蒂安·鲁道夫（Sebastian Rudolph）描述了费里在1976年出版的自传，《在保时捷的我们》（We at Porsche）里的反犹太和歧视性言论，以证明“费里·保时捷对阿道夫·罗森伯格和其他不得不离开德国的犹太家庭的命运缺乏同情心......“
“费里·保时捷认为，阿道夫·罗森伯格至少得到了公司正确的对待和补偿，这是解释他对二战后重新出现的争端感到恼火的唯一方式。”
本文作者David de Jong是福布斯撰稿人，《纳粹亿万富豪》（Nazi Billionaires）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