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清风
和那些把工作关系调到大三线或者是全家搬迁到大三线的人不一样，我们参加大三线建设，是一年一换班的。头一年，也就是76年，给我打下手的是一个叫刘新林的老装卸工。76年底，老刘回家了，从我的老单位抚顺市运输公司的汽车五队来了个叫徐善文的人，给我打下手。
从家里临来的时候，很多人听说我要和徐善文搭伙干活，都忧心忡忡地提醒我，那个老白毛子才他妈的不是人呢，满肚子坏水，你要小心点。我倒没觉得那么严重。我想，他跟我的父亲一般大，不至于对我下狠手吧。再说，干活的时候，我在前边，重活累活危险活由我来，他只给我打个下手，他还能找出我什么毛病吗？
徐善文是山东人，一米七左右的个头，五十多岁，长方脸，须发斑白，面色红润，一根旱烟袋，几乎不离嘴。一身劳动布工作服洗的干干净净，上衣兜里揣着一块怀表。在徐州搬家之前，我抽空请他喝了一顿酒，一口一个“徐师傅”，一口一个“爷们儿” ，频频给他斟酒，极其热情地给他夹菜，认真地听着他的嘱咐，教导。老头挺高兴，挺兴奋，笑呵呵地给我讲了很多，嚯，绝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什么听毛主席的话，听组织的话，走起来红一线，住下来红一片，建设好大三线，好好工作，争取进步，等等等等。我只是连连点头，不断称是。心里想，嘿嘿，这个老头子不错啊。也不像他们嘱咐我的那样啊。暗自庆幸，今年的活能好干一些了。
在运输单位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车队的工作规律是，白天，司机们像野驴般在外边跑，修理工在家里无所事事，优哉游哉，睡觉，喝酒，捅猫，逗狗；晚上，司机们把车一交，喝酒，划拳，说下流话，扯蛋撩骚，床上一躺，胡思乱想；可是车间里则灯火通明，马达轰鸣。修理工们撅着屁股，围着车转，哪怕是一宿不睡觉，也要把车修好，保证司机们第二天出车。各司其职，互不干扰。
可是，这个徐善文却不这样。大清早，司机们给水箱加水，发动机器，用喷灯烘车。他也拎把斧子来到车场，漫无目的地胡乱转一圈。谁也不知道去干什么。
还有个事，也让我感觉到，这个老头子的为人十分操蛋，阴损，装逼，不近人情。在前边的文章里我说过，那时候的辽宁太穷了。所以，大家都抢着去大三线，不但生活条件好，工资高，而且还能给家里买一些米面油肉，五谷杂粮，接济一下家里的生活。买了这些东西，就要弄个箱子袋子装好，送回去。
有一天，司机老袁大哥扛来一块一米多长的圆木，让我用电锯给破成板材，准备做个箱子。我二话没说，拿起来就上了电锯台。
正忙活着，老白毛子一脸严肃阴沉相，走过来声音低沉地说：“小张，这是谁的？”
“这是老袁大哥的，想做个箱子。”在抚顺，老袁大哥和徐文善是一个车队的。老袁在旁边也对徐善文陪着笑脸。
老头子根本没看一眼站在旁边的老袁，冷冷地说：“小张，俺们从东北来的时候，可是光背个行李卷啊。这两天，车队丢了不少木头，你知道吗？”
这他妈哪跟哪啊！人家老袁大哥拿来的是一米多长的圆木，车队的是五米长、现成的板材。这老白毛子的言下之意，明摆着是说，老袁的圆木不是好来的。当时气得老袁大哥脸煞白：“老弟，我不做了！”抱起那些半拉茬子就走了。
过了几天，担任车队党支部委员的刘玉振老大哥（前边介绍过）悄悄地问我：“你得罪老白毛子了吗？”
我说：“没有啊。我们俩配合的不错啊。”
“那车队怎么要把你遣送回东北呢？”
啊？当时我的脑袋就大了！遣送回东北？那得犯多大的罪啊！我也没做错啥呀。
刘玉振大哥安慰我说：“别着急。我再打听打听。”
第二天，刘玉振大哥告诉我，打听明白了。原来是，徐善文这个老东西到车场转完之后，就去找车队书记和队长汇报，说什么，这个小张太懒了，早晨起来司机那么忙，他也不去帮忙，光睡懒觉，这样的年轻人不行。车队领导禁不住他天天这样磨磨叽叽，就商量了一下，真地想让我回东北。
刘玉振就问我，这个老白毛子最不是东西，咱们抚顺市运输公司都出了名了。这样吧，你别跟他干了，跟我修水箱吧，行不？我一听，好啊。刘玉振和我是同一个厂子出来的，了解我，而且，他为人正直，是文大前的红专学校毕业的，有知识，我巴不得和他在一起呢。立刻爽快地答应下来了。
刘玉振与车队领导进行了沟通，我很快地去跟老刘大哥修水箱了。这老白毛子暗中使坏，妄图把我撵回东北，结果反倒成全了我，又学了一门手艺。而且，修水箱远比木匠活轻松、安全、舒适多了。
不过，和老白毛子的梁子也结下了。最后，这个老东西终于被我狠狠地收拾了，报了一箭之仇。这是以后的事，我会在下一篇里告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