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青铜器被人卖到海外，拍出900万美元的天价，后来怎么样了？

2001年，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迎来了重磅文物：一件本该属于大陆的商代青铜器最终落入法国人的手上，而成交价格则是惊人的924.6万美元。而13年后，又是一帮“天降猛男”将估价已经达到5000万美金的这件青铜器带回国内。

到底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这背后其实是一批湖南人对国家、对历史的热爱，而他们付出的代价之大实在是让人感叹。

1919年，整个中国处在新旧社会交替的动荡时代，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五四运动更是直接向旧社会宣告新力量的到来。而在湖南省桃源县，这个在乱世中偏安一隅的地方却出土了迄今出土最大最精美的青铜方罍[léi]（是古代酒器的一种）。

据当地县志记载，那时候才只有十几岁的农民艾清宴正在茅山峪耕田。恰巧，他在扛着粪耙去外婆家的途中摔了一跤，踩踏了一堆土，却发现了里面有一个黑乎乎的物件。

他看这个物件似乎颇沉，急忙喊来了家里人一起挖出来，从此这个村子里就多了个看似古鼎的古怪物件。5年以后，古董商人石瑜璋听到了村子里有古代物件的消息慕名而来。

他仔细端详此物，想来应该是察觉到确系文物，就主动出价了400大洋。这时候，艾清宴的大哥刚好多留个心眼，就拿着这个物件的盖子去附近的学校，请校长钟逢雨“掌眼”。这位校长看到盖子上的蝌蚪文，认识到绝对是古物，要求留下盖子，并声称愿意出价800大洋购买。

那时候的农民哪里见过那么多钱。艾清宴的大哥听到这个消息急忙风风火火往村子里跑，还大喊“发财了”。古董商人石瑜璋感觉到可能交易可能横生波折，居然直接动了偷窃的念头，抱起将近百斤的青铜器就往村子外跑，消失得无影无踪。

钟逢雨一怒之下，在1925年6月11日的《大公报》上发表文章，痛斥石瑜璋的行为，声称可能是会导致文物流失。如此事件，引起了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注意，要求湖南省追查。然而，那个时候的民国政府哪有真正保护文物的决心？

明明已经查到了这件青铜器就在长沙的杨克昌古玩店，负责缉拿的官员却视而不见，只是要求石瑜璋5日内归案。1926年，随着段祺瑞的倒台，寻回皿方罍的政令旋即成空，最终流失海外。

更讽刺的是，这个皿方罍的下落还是外国人在1928年《中国艺术史》一书中披露的。根据记载，这个皿方罍居然在短短几年辗转流传于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古董商之间，最终在卢芹斋的“操刀”下被卖给了外国人。

随后的十几年里，皿方罍的器身在国内文保力量不足的情况下逐渐渺无音讯。时间这一晃荡，就来到了1992年。

这一年，曾经主持过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熊传薪接到了上海博物馆马承源的电话，对方声称已经找到了皿方罍的器身下落，就在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手里。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新田其实是个华人，出生在当时还被日本占领的台湾，随后去往日本发展，会说闽南语和普通话。）

然而，问题来了。国内想找回皿方罍的器身，而新田则想买回皿方罍的器盖。双方虽对这件文物有着同样的热爱，但却怎么也无法谈到一块去。为此，新田甚至在1993年专门给湖南省博物馆写了封信，表示自己愿意捐赠20万美金，请求能够将器盖送给自己，自己还将用其他文物交换。

但国宝流失已是惨痛，又怎么能够再这样交换呢？就这样，双方始终无法让皿方罍合二为一。虽然如此，但双方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看到这，想必有人会问为何大陆不出价将皿方罍买回呢？

其实，困难有二：一是新田对此文物相当执着，不肯转卖；二是我们国家当时也不大可能为了一个文物而掏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天价去购买，经费实在太紧张了。正如熊传薪所说，“那时候还是1993年，对那么大一笔钱没有概念，那个价格根本没办法向对方开口，想都不敢想。

然而，2001年3月，一件让整个中国文博界震惊无比的消息传来了。原来，皿方罍的器身居然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出现了。那时候，新田年事已高，家庭和事业却遭到了双重打击，他只能卖掉自己收藏的宝物。

而得到消息的中国竞拍者奔走呼告，在短时间内筹集了300万美金（已经是当时外汇管制下的极限金额）。拍卖会现场，价格水涨船高，中国竞拍者本以为自己的300万美金能够买回这件国宝。却不料一位神秘法国买家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这位法国买家直接出价了924.6万美元拿下了这件国宝（以当时的汇率计算，含手续费约折合人民币9000万元），堪称是天价中的天价，是当时亚洲艺术品在全世界的最高拍卖纪录。

此后，青铜器的价格堪比火箭蹿升，几乎知名的藏品都被拍卖到了百万美元以上，这也让不少国内考古专家对皿方罍的回归悲观不已。然而，湖南省博物馆美元放弃，一直在千方百计打探文物的下落，并通过各种途径打听有无再上拍卖会的可能。

2014年3月，湖南省博物馆收到消息，皿方罍将会在3月20日出现在佳士得拍卖会上。一时间，国家不少有志之士纷纷赶赴纽约，而那位收藏家也在私底下向大陆透露了他的价格：7亿元人民币，而且国际市场上的估价也已经达到了5000万美元。

而3月15日，一封湖南省博物馆写给佳士得的密信却被挂在了网上，显然有人故意要扰乱我们买回文物。据信中所言，湖南省博物馆已经四处求助，筹措了大概2000万美元，希望能够直接购买，避免拍卖。

然而，这封信却让我们陷入了被动，国外买家肯定会故意往高价抬，就算他们买不到也不会让我们轻易买到。

此时，国际上的顶级藏家，比如艾斯肯纳胥、安思远、吉赛尔、曹兴诚等人纷纷出现在拍卖场。这里面，台湾收藏家曹兴诚以拳拳爱国之心发起了倡议，希望华人收藏家一律不出手，让湖南方面能够以预估底价2000万美元拍得国宝。

很快，一批国内及华人收藏家纷纷响应，联名发布公开信，恳请以大局为重。只不过，从3月18日苏富比拍卖会的青铜重器“鸮首提梁壶”居然只拍卖了370万美元来看，显然国际买家准备让我们难堪。

只不过，一批湖南人的出现让国际买家的愿望落了空，而这其中首推湖南湖南收藏家——谭国斌。在拍卖会之前，他为了尽可能洽购，先是四方奔走，联络了一批愿意为国家慷慨解囊的湖南企业家，动员了湖南广电、湖南出版等6家企业。

紧接着，他以自己的VIP藏家身份找到了佳士得亚洲区执行董事魏蔚，提出洽购的请求，但未能成功。不过谭国斌没有放弃，在他一番努力之下，总算让国宝回归有了几分眉目，甚至还和当时的相关部门一起商量出了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谭国斌继续和佳士得沟通，并动员企业一起慈善出资，尽量在2000万美元的价格拿下；

第二种方案是在拍卖现场竞拍，价格预计会举牌到3500万美元；

第三种方案是若湖南方面举牌举不动了，收藏家刘益谦在谭国斌的动员下表态愿意鼎力相助，授权举牌到6000万美元。

谭国斌还怕不保险，请人复刻了皿方罍的器盖的模型，一起带往了拍卖会，并尽可能私底下磋商。到了谈判现场，谭国斌等人据理力争、又以模型与皿方罍的器身吻合畅谈文物分离之遗憾，希望能打动隐于幕后的卖家。

谭国斌等人一连谈了三天三夜，几乎谈到脸上满是血丝，总算在3月19日下午达成协议，虽然比2000万美元高了一些，但却只有预估成交价约一半的价格购得。（因保密协议及卖家要求，具体价格一直秘而不宣）

是谭国斌等人的努力，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搞笑的是，在3月20日拍卖会宣布皿方罍洽购成功、不再拍卖的消息时，谭国斌却不在现场。原来，他正在场外支付着300万美元的定金，而由于刷卡限制，居然刷了1200多次。

但无论如何，皿方罍总算在2014年6月回到了湖南。

那么，这个让国内有志之士努力多年带回国的皿方罍究竟是何物呢？

其实，皿方罍是一件大型的盛酒器皿，同时也发挥着礼器的作用。据记载，青铜罍最早诞生于商代晚期，在西周至春秋鼎盛，并于战国绝迹。截止到目前，留下来的青铜罍仅有数十件，这其中又以皿方罍最为珍贵。

这件青铜器的器身高约62厘米，器盖2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一件青铜方罍。整体造型雄浑而庄重，运用了立雕、浮雕、线雕等手法，让人宛如置身于青铜时代。更难得的是，在其器盖上刻有铭文，为“皿天全作父已尊彝”（大意为皿氏家族受命铸造礼器）。

然而，专家们想不明白的有两点疑问：

一是据鉴定，这个皿方罍是商代晚期的礼器，本该出现在中原附近，为何会出现在湖南呢？要知道，皿氏家族可是一直活动于中原地区；

二是以前一直认为商代晚期的长江以南是蛮荒之地，以至于有“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说法。但从皿方罍来看，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那时候长江以南早已经和中原有了相对密切的联系。只不过，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交往的呢？

当然了，无论最终这些答案是什么，我们都该为谭国斌等人的爱国之心而喝彩。说起来，突然觉得古龙在小说里的一句话其实很适合这帮有志之士，在这里引用聊表敬意：

盛极一时之珠光宝气，已成昨日之黄花，是以照耀千古者，唯有仁义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