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6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介绍,关于「Omicron 毒株流行造成死亡人数高于同期 Delta 毒株流行导致的死亡人数」这个结论,是对外国公开数据再分析得出的。
例如,英国在 2021 年 8~10 月以 Delta 毒株流行为主,死亡率为每 10 万人口 16 人死于新冠;而在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 月,即 Omicron 毒株流行为主,死亡率为每 10 万人口 22 人死于新冠。
美国在 2021 年 8~10 月的死亡率是每 10 万人口 40 人死于新冠;在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 月死亡率是每 10 万人口 42 人死于新冠。
而与国外相比,大陆新冠肺炎病死率低。今年 1 至 3 月,大陆累计报告病例十余万人,其中重症和危重症 197 例。病死率低的原因,是大陆一直在采取多项措施预防或减少死亡。
如何看待吴尊友说的这段话?北海道大学神经科学硕士、盛诺一家高级医学顾问、微博科普大 V 庄时利和作出解读。
庄时利和:先说一下流行病学的一些名词解释——死亡率和病死率。
很多媒体报道当中常常会把这两个术语混用,包括一些科普文章中为了方便理解也会混用,但实际上这两者有着巨大差别。
死亡率(mortality rate)表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以年为单位),人群中因某种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在人群中的占比,是测量人群死亡危险最常用的指标。
病死率(case fatality rate, CFR)表示一定时期内,因某种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在该病患者中的占比,是测量患者因该疾病死亡的风险。
简单来说,死亡率的分母是人群,而病死率的分母是患者;死亡率通常用来衡量特定时期内一个疾病对于全人群的影响力,而病死率通常用来衡量一个疾病对于患者个人的风险高低。
关于后面这点,我们展开说明一下。一个病的病死率高,不代表它的死亡率也高。
比如狂犬病,大家都知道它的病死率极高,但由于狂犬病发病率低,其死亡率并不如艾滋病。
2020 年,中国狂犬病死亡人数 188 人,而艾滋病的死亡人数是 18819 人,前者的死亡率只有后者的百分之一。也就是说,狂犬病对中国普通人群的影响小于艾滋病。
但是,狂犬病仍然是一种致死性极高的疾病。另外,艾滋病的病程远远长于狂犬病,HIV 感染者只要及时、规范接受抗逆转录治疗,预期寿命可以接近正常人;而狂犬病的病程通常只有 1~3 个月,极少超过 1 年。
所以大家现在应该知道两者的区别了。
当我们要看一个病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全人群的影响、或者防疫工作的整体效果,我们通常会选择死亡率作为参考指标;
当我们要看一个病的凶险程度、或者我们的药物干预措施是否起效时,病死率的参考价值会更大一些。
那么回到 Delta 和 Omicron 的话题上。
比较详细的数据,吴尊友在发布会上已经提到过了,我们就取其中一个例子说明。
美国每日新增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曲线
我们先说一下病死率。
新冠病毒的病死率,主要取决于几个因素:年龄、疫苗和药物、变异体。
年龄:是影响病死率的最重要因素,随着年龄增长,病死率呈指数增加。
疫苗:完全接种疫苗(及加强针),可以大幅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
以上两点,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真实世界数据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比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数据。
药物:受制于产能瓶颈,药物的作用目前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但是一些口服抗病毒药物在 III 期临床试验中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保护力,大幅降低高风险门诊患者的住院或死亡风险。
变异体:从新冠原始毒株、Alpha 到 Delta,病毒的传染性在不断增高,但毒性却没有显著减弱,显著减弱主要出现在 Omicron上,Omicron 与一些肺上皮细胞的融合能力减弱,这是它致病力下降的重要因素。
但是 Omicron 致病力减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大量的人已经被之前的变异体感染过或者接种过疫苗,体内已经有了保护力,可以降低感染后重症的风险。
所以即便毒株完全不变,随着时间推移,人群中由于感染带来的整体免疫力提高,病毒的致病力也会逐渐下降(当然这是理想情况下,病毒不可能不进化)。
所以以今年年初康奈尔大学发表的研究为例,相比于 Delta 疫情期间,Omicron 疫情期间病死率从 5.3% 下降至 0.9%(这个是初步研究,死亡病例存在滞后性)。
而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 2 月底发布的研究,Omicron 的死亡风险下降了 67%。
目前各国绝大多数研究都表明,受内在和外在因素影响,Omicron 的病死率都显著低于 Delta。
上面是病死率的差异。但是,当我们关注死亡率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上面提到过,死亡率的对象是一个地区的全人群,当这个地区出现大流行,有很多人感染时,死亡人数可能就上去了。
相比于之前任何一波疫情,Omicron 在大多数国家引起了新冠大流行以来最大的一波疫情巨浪,我们从美国的那个图中就能发现。
同样情况还出现在一些以前控制的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在过去两年,中国香港的疫情控制是非常不错的,但是面对传染性极强的 Omicron BA.2,香港的防线被很快击穿。香港三月份一天的死亡人数直接超过了过去两年的总和。
而 Omicron 除了传染性强以外,它的另外一个特性是免疫逃逸能力很强,这在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上体现为,对同样是已经接种过两针疫苗的人群来说,可能可以扛得住 Delta,但很可能扛不住 Omicron。
以美国佛罗里达州为例,在 Delta 疫情期间老年人约占死亡人数的 60%,而 Omicron 这个比例上升至大约 80%。
年轻人只打两针和老年人只打两针,意义是不同的,香港上个月公布的真实世界研究结果也体现出了这一点,三针疫苗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预防死亡的保护力。
但是当香港民众明白这个道理时为时已晚,香港成了全球每百万人每日新增死亡最高的地区。香港在这波疫情中死亡的老年人,为全世界带来了最惨烈的教训。
这就是致病力低的病毒大爆发时的情形。即使每个病例重症和死亡的风险都更低,但当你将这个风险乘以一个非常大的感染数字时,你会得到一个相当大的死亡数字。
所以传染病和流行病学原理、疫情期间各国的疫情数字和各种真实世界研究都告诉我们,Omicron 并不是大号流感,它对这个世界的破坏力远远强于季节性流感——虽然对于一个打过加强针的人而言,它的症状可能轻于流感。
理清病死率和死亡率的概念,是我们正视 Omicron 的第一步。每当疫情爆发时,人群中最脆弱的那些群体总会成为风险最高的,比如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
因此尽管这句话我已经写过无数次了,但是在这里还是要再重复一遍——没打疫苗的尽快去疫苗,能打加强针的也尽快去打。
比如我经常收到的一些咨询是关于肿瘤患者、应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可否接种疫苗,实际上风险并非安全性。
已经有不少研究表明这些人群接种疫苗的安全性与普通人没有显著区别,风险主要来自于保护力,因为有一些药物会抑制疫苗带来的保护力,但有一点保护力也比没有任何保护力强得多。
另外,面对传染性极强的 Omicron,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对医疗系统的冲击。全社会中医护人员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并且整个医疗系统并非专门为应对某一种特定的传染病而设计,平时需要接诊各种各样的急重症、慢性病和孕产妇等。
而在 Omicron 爆发之下,如何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就成为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将大部分医护人员都拉去支援抗疫,那么必然导致大量其他疾病的患者得不到有效救治,而其中一些疾病的病死率是远高于 Omicron 的。
所以医疗系统的挤兑,最终导致的不只是新冠死亡的增高,而可能是超额死亡的升高——也就是所有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常年相比的升高。
到了这个层面,就不单单是对比 Omicron 和 Delta 病死率的问题了,而是更复杂的一个问题。如何合理分诊新冠不同症状的感染者、如何分配医疗资源以尽力维持其他患者的需求,这对许多国家来说都是难题。
最后,对于你自己而言,做好个人防护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勤洗手戴口罩,如果你已经接种过加强针,Omicron 对你健康的威胁其实是很小的。是无数普通民众组成的免疫屏障,阻挡了疾病的蔓延,这才是真正的群体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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