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三星堆遗址，究竟源自何方？证据指向有点出乎意料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1929年四川广汉一户农家淘沟的偶然发现，迄今为止已逾90年，中间经过了多次的发掘，出土了诸如青铜神树、玉牙壁、金面罩铜人头像、青铜鸟身人首像、纵目人等一大批绝世精品。

根据历次的现场考古以及碳14检测报告，三星堆遗址显示出，四期不同的文明情况：

一期相当于距今4740~4070年的新石器时代；二期则是距今4070~3600年，横跨夏代以及商代前期；三期距今3600~3200年，相当于是商代中晚期；四期距今3100~2875年，出于商末周初。其中，一、二期的文化非常原始落后，不具备生产青铜器的条件，而三期的文化则非常繁荣，有生产出青铜器的能力，加之同时代中原也曾经出土过，相似大小、技术、部分形制和图纹的青铜器，从而专家将三期出土青铜器的制造时间，定在了商代中期。

事实上，三星堆博物馆对外宣传的青铜器图片上，也赫然标注着“商代中期”、“商代”等字样。当然，这不是没有问题的。

在考古学上使用的碳14检测手段，不能作为青铜器断代的直接证据，只能作为间接的参考。为何这么说呢？当生物体死亡时，会将活着时吸收的碳元素向外释放，即“衰变”。以碳14为例，其半衰期约为5730年，就是说每过5730年，生物体体内的碳14元素将会减少一半。

碳14检测手段就是，根据测算碳14元素的含量，来确定生物体所处的时代。可见，碳14检测的不是青铜器本身，检测的是，与青铜器相近地层的可测物，作为确定青铜器的参考依据。

历史上，一座墓葬就曾出土了一件没有铭文的青铜器，根据碳14的检测结果，确定了这座墓葬属于清代，这件青铜器自然而然也被认定是清代。实则呢，青铜器属于西周，或许是主人出于喜爱，将其视为祖传之物，代代相传；传至清代，被主人的后世子孙当作陪葬品，放置于墓中。

三星堆三期文化距今3600~3200年，基本涵盖了商代（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整个时期。此前的三星堆一、二期文化非常原始落后，至今没有发现哪怕是一小块金属片或者过渡性青铜制品，也没有发现加工冶炼的遗迹。

而此后呢，按照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绍和介绍，除了三星堆，在对四川上万座墓葬以及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并未发现春秋战国以前的任何金属制品，这不能不令人有所怀疑学者的推论。

为此，学者给予了300年的“发育时间”，将三期出土青铜器定在了商代中期，弥补二期与三期之间的文化“缺失”，这意味着古蜀国先民从接触铜矿，到掌握添加其他金属，冶炼出青铜，进而再制造出精美绝伦的青铜器，花费的时间是300年。对比一下当时文明程度远超四川的中原，这一进程至少花费了2500年，多少有点匪夷所思。可见三星堆四期文化之间不仅没有相似之处，也看不出继承关系，甚至出现了断裂。

目前出土青铜器的总量看，估计在8~10吨，需要约为100吨铜矿提炼，但三星堆遗址所在的广汉，地处成都平原，掘地一米便可见水，根本无矿可言。

此外，制作青铜器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当时的生产力并不匹配，同时制作青铜器的工艺，需要制模成型，以出土青铜器数量推算，需要大约2000余套模具，但历次考古中，迄今未发现模具的踪影。

否定了蜀先民“本土制造说”，制造时间也存疑。那么，三期出土的青铜器，会不会由当时商部族的一支直接运输入川呢？

华夏先民都始于共同的先祖族群，只是随着后来迁徙路线的不同，定居于各地。其中的夏部族建立了夏王朝，成为了其他部族的“带头大哥”，但实行的是“部落联盟制”，各个部族实则是相对独立的方国，各自有着各自的图腾以及习俗。

一般认为，商部族是神鸟崇拜，《诗经》中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实际上，神鸟是夏部族的图腾之一。商部族此举不过是为了降低阻力，争取其他部族的支持，取代夏王朝而打出的幌子，渲染自己的正当性，师出有名。神龟才是位列商部族首位的图腾。

大约距今8000年前，商部族中的一支来到了河南舞阳一带，而后辗转到达了商丘，将河流贯通的河南作为居身之所，原因是远古生产力落后，而人类的生存又离不开水，所以选择了近水而居。但水在《易经》中指代“坎”，意思是陷阱、危险，说的是古人难以掌握河水的涨落情况，经常遭受洪水的侵害。

古人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乌龟有种本领，其每年都能恰到好处地将窝，提前构筑在当年最高洪水线之上，从而免受洪水之患。据此，商部族认为乌龟非常有灵性，具有上天赐予了神奇能力，此后加以延伸，认为乌龟能够预知未来，吉凶祸福，因此将乌龟作为了本部族的首选图腾。

当商部族建立商王朝之后，乌龟也由本部族的图腾变成了国家的图腾，而出现在商代的青铜器上，但却未在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上，找到有“乌龟”图腾的痕迹。

根据考古结果，在山东境内发现了夏部族、商部族的活动遗迹，这个是气候变迁导致南迁的结果。在此之前，商部族起源于大陆的东北，具有面宽的特点；而夏部族则是生活在昆仑山一带。

随着气候变化，生存环境日趋恶劣，夏部族逐渐南迁，一路上留下了众多的“痕迹”：兰州现在还有一条河叫做“夏河”；而当年建立在兰州附近的夏邑，被称为“大夏”；毗邻兰州的省份叫做“宁夏”。宋初，党项人建立了西夏政权，这是宋人修史时，以自己方位作为参照命名的；党项人自己称“大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夏部族的后裔。

久居此地的夏部族，留下了众多传说和历史记载，也被认为是夏部族的文化。首当其冲是昆仑神话，诸如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盘古开天等；其次是夏部族崇拜太阳神、神鸟、神龙等图腾。

烛龙：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最有特点要数“纵目人”了，其应该指的是，《山海经》中的天神“烛龙”，属于昆仑神话之一。

《山海经》记载烛龙：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是谓烛龙。

“直目”意思说眼睛竖生；晋代郭璞将 “直目”注解为“纵目”，或许也就是命名“纵目人”的源头。

后羿射日：通天神树出土时有9只青铜鸟，现场勘查，顶端应该还有1只，共计10只，而青铜鸟可变身为太阳。反映的正是，后羿射日故事的前奏。

更为有力的一点，三星堆出土的全套青铜器，正好与夏王朝祭祀之时所使用的礼器吻合。

综上所述，夏王朝时期，青铜器的发展已经到了很高的高度；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可能有夏部族中的一支携带进川，后出于紧急事态撤离；撤离之前，将这批珍贵的祭祀礼器，就地掩埋，这也可以解释三星堆四期文明，为何出现断裂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