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阳堂出版的《本草纲目》复刻版
卜弥格《中国植物志》中文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文树德的《本草纲目》英文全译本，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如果说中医药学是保存较为完整的中华知识体系，那么《本草纲目》就是理解中华文化与知识体系的一本精彩教科书。它将自然界的草木鱼虫与人的生命运行结合起来，用万物精华护佑生命平安，在数百年前就展现了独特的中华文化魅力。
《本草纲目》是集中国16世纪前中药学之大成的医学典籍。明代李时珍先后参考了历代诸家本草41种、古今医家著作270余种、经史百家440种等近800部典籍，整理、总结、订正、增补，历时27年，三易其稿，形成这部52卷的鸿篇巨制。
1596年，金陵本《本草纲目》问世。它记载各类药物1892种，附药方11096则，附图1109幅，扩大了本草学内容，纠正了历代本草著作中的偏误，规范了体例结构，将药物合理分类，还在矿物、化学、天文气象、地学及物候学方面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是中国古代著作中论述中药最全面、最丰富、最系统的典籍。其中文版本大致可分为“一祖三系”，即祖本(金陵本、摄元堂本)及江西本、钱本、张本三个系统。
《本草纲目》问世至今426年间，平均每2.2年就有一次翻刻印刷，是目前所知中国科学著作在国内外翻刻最多的著作。2021年11月，笔者依据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检索，以“本草纲目”为图书名，限定语种非中文，检索出3691条信息，其中外文书籍文献为701条，图书资料2958条，在线出版物667条，影像资料44条。
《本草纲目》在亚洲
《本草纲目》在亚洲的传播，一是由周边国家来华的官员、使者和医学专业人士、留学生作为传播主体，并对相关国家、地区的医药炮制等医事产生重大影响；另一个是中国大陆的移民群体，将《本草纲目》作为生活常备书带到相关国家和地区，可谓民间渠道，影响更为广泛。
1607年，曾大量出版汉籍的日本京都人林罗山在长崎获得《本草纲目》金陵本后，献给了江户时期第一个幕府德川家康。德川家康非常珍视，将其置于幕府座右备查，被奉为“神君御前本”。
此后，日本出版了多个《本草纲目》的注解与研究专著，如1608年，日本名医曲直濑玄朔撰写的《药性能毒》，1612年林罗山撰写的《多识篇》。第一部翻刻版本是1637年野田弥次右卫门刊本，在中文旁加注日文假名与标点。据统计，19世纪70年代前，日本研究《本草纲目》的专著达30多种，甚至还形成了两个专门研究本草的学派——京都学派与江户学派。
1929至1934年，日本东京春阳堂陆续出版了15册《头注国译本草纲目》精装铅字本，被称为“春阳堂本”。它将原书全文译为现代日语，并附校注及索引，是第一部完善的《本草纲目》日文译本。据笔者检索，日本有关《本草纲目》的图书超过210种，影响较大的分别是《本草纲目启蒙》《普救类方》《广益本草大成》《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国译本草纲目：52卷，拾遗10卷》等。
据记载，1712年，朝鲜使者将《本草纲目》带回到朝鲜，由于篇幅过大，因而没出刻本，只以抄本形式流传。朝鲜学者、医者纷纷对《本草纲目》进行注解与研究，撰述了许多新的医药图书，如1799年康命吉撰写的《济众新编》，它与《乡药集成方》《东医宝鉴》并称朝鲜三大医书，大量征引了《本草纲目》的内容；洪得周根据《本草纲目》附方编汇成《一贯纲目》。进入20世纪后，韩国出现了多个《本草纲目》的韩语译本。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草药，就有《本草纲目》，遍布全世界的唐人街中的中医药店可以证明这一点。今天，在泰国曼谷、菲律宾马尼拉、新加坡的大型购物中心、超市里，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中草药。中医药在数千年的潜移默化中，被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其他民族所认知、接受和使用，成为护佑人类生命健康的必需品。
《本草纲目》在欧美
不同于在亚洲的传播，《本草纲目》在欧美世界的传播主体是来华传教士。1650年，波兰天主教来华传教士卜弥格以图文形式，用拉丁文撰写了一本《中国植物志》，其中相当部分内容依据《本草纲目》。该书于1656年在维也纳印行，开创了欧洲人研究、翻译《本草纲目》的先河。2013年，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张振辉研究员将其译为中文。
1735年，法国巴黎耶稣会教士、汉学家杜赫德编辑整理27位在华传教士的通信、著作及研究报告，撰写了《中华帝国全志》，其中第三卷摘译了《本草纲目》部分内容，介绍了60类本草以及数十种药品，这是第一个《本草纲目》法文节译本，出版后轰动欧洲。《中华帝国全志》多次再版，后被译为德文和俄文。
根据李约瑟考证，此前，法国医生范德蒙德1732年在澳门行医时获得《本草纲目》，对照书中的药物记载采集80种矿物标本，编为《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但直到1896年才通过德梅里的著作《中华金石》得以全部发表。
20世纪后，《本草纲目》陆续出现多个德语、英语节译本。1920年，美国学者米尔斯在朝鲜教学期间，将《本草纲目》译成稿本40余册。
在此基础上，在中国从事临床研究的英国学者伊博恩，与中国学者刘汝强、李玉田及朝鲜学者朴柱秉合作，1941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的草部、谷部、果部、木部、兽部、人部、禽部、鳞部、介部、虫部、金石部内容的英译，虽不是全译本，但较忠实地反映了原书精髓和特点，为西方读者阅读《本草纲目》提供了更多的便利，1977年由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Inc.出版社出版，此后不断再版。
目前在英语世界影响较大的是德国医史研究专家、汉学家文树德历时多年翻译的《本草纲目》英文版九卷本，该书附有大量注释，考证严谨，是《本草纲目》第一个英文全译本，2020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本草纲目》改进了传统的分类方式，格式统一，叙述也较为科学和严密，不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还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在科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时至今日，它依旧提醒着21世纪的人类社会，要从自然界寻找强身健体、抵御疾病的方法与途径。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的发明，就是中华文化与知识体系在今天依旧发挥巨大作用的典型例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连花清瘟胶囊(颗粒)被中国药监局批准用于轻型、普通型新冠肺炎的治疗，让全世界民众进一步了解到了中草药的价值。
《本草纲目》及其中医药学，作为独特的中华文化知识体系，不仅护佑国人对抗疾病、瘟疫的侵袭，还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思想与精神。
(何明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主任，赵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