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疫情的一个高发时期，见载于文献的疫情就有十几次。一场又一场流行很广的疫情，就像连年的战争与动乱一样，使人们从心灵深处感到无奈、怅惘和悲哀，也迫使文人去思考生命的永恒与短暂，强化了文人的生命意识。
重大的疫情给人们造成的灾害，不仅把死亡的阴影投在每个人心上，也自然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哀伤的印痕。因此我们看到，在诉诸于笔端的诗文里，关于自然与人类、幸福与苦难等重大问题，都浓墨重彩地展现出来，以寄寓汉末三国士人们的悲凉心境。这时出现了专门以“疫”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其中以曹丕的《与吴质书》为代表。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词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而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东望於邑，裁书叙心。丕白。
曹丕给朋友吴质有三封书信，《三国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称：“建安二十三年，太子又与吴质书”，知道这份书信是曹丕在建安二十三年给吴质的信。从史书中知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全国疫情流行，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都在这场浩劫中丧生。加上早先孔融、阮瑀以及去世，一个时代的文学代表人物“建安七子”都陨坠了。曹丕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感，给他的文友，更是政治上的得力帮手吴质，写下了这封“叙心”之信。
《与吴质书》开篇，曹丕就感叹人生易老，岁月难留，别时容易见时难。接着他沉痛悼念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在疫疾中去世，回忆邺下宴饮时的欢畅，表达对生命无常的痛苦忧伤，字字句句都寄托了无限的哀思，一言一词都充满了极度的悲哀。信的中间，曹丕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延续《典论·论文》中“文以气为主”的理论，对建安诸子的人格品节和文章才学进行了品评，扬长避短，体现了建安时代的精神，反映了文学的自觉。信的最后，曹丕发出了“少壮真当努力”的感慨，表现了一种进取的精神。同时，对吴质的问询，他不仅是对友人的鼓励，要发奋著述以垂久远，更是表达了因文友亡故而痛惜的心情。书信以写实的态度，反映了建安时代的社会现实，以疫情为中心，开启了疫情主题文学的先河。
《与吴质书》也印证了《文心雕龙》说述的“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所谓“尽言”，即把自己要说的话尽情倾诉出来，以达到把“心声”酬达到友人。
不难发现，建安二十二年发生的大疫，却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强化了文人生命意识，促进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增强了士人对文学功能的深刻认识。一般文学理论认为，文学自觉发展的过程也是人性发现和发展的过程，而生命意识成为最为核心的要素。
汉末以来，由于频繁自然灾异的刺激与威胁，对当时的文人心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他们转而开始思考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随着个体意识的增强，东汉末年的士人们已经更清醒认识到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乡村野夫，在死亡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因而，如何“生”才有意义成为一种十分清醒的意识追问，并进而上升为有限人生不倦追求的动力。面对自然永恒、人生无常的人生苦闷，他们更唤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引发出强烈的拯世弘道的积极人生态度，最终不得不将自己的不朽人生价值定位于“文学”，倚重于“立言”，让文章成为这个时代文士实现生命价值不朽的一条途径，使文学化为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
在曹丕《与吴质书》里，他也提到了收集故友的文章，“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这正是由疫情直接引发的人生价值的深刻思考，是先秦以来“三不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文学和历史意义。就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疫情强化了文学的意识，表现了文学对死亡的关照和对死亡的超越，在文学表达与诉求中，强化了“立言”之不朽，体现了士人面对自然的永恒、人生的有限和死亡的不可抗拒，用“文章”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这对我们当代在抗疫斗争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积极的作用，这应该是我们读《与吴质书》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