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时，他的作品能找到的中译版只有《非洲短篇小说选集》里的两个短篇，《博西》和《囚笼》。非洲文学进入大众视野，《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译本再版，这部由“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编辑的短篇选集，为读者了解非洲文化性格打开了一扇友善的大门。
阿契贝在选择作家和作品篇目时，追求“非洲自身千差万别的体现”，他概括道：“北部的小说如伊斯兰书法一样清癯，南部作品更为浓郁，在西部海岸，种族题材处于边缘地位，而在南部，创作不可避免地与种族主义发生痛苦的关系。”这是仍然显得笼统的概括，事实上，这个覆盖了非洲不同地区、年代和作家风格的选本，指向非洲小说创作风格流变与现代性发展，斑斓地呈现了“非洲写作”多样化的光谱。
文学成为记录、回应和评价当代事件的重要手段
阿契贝在散文《小说的真实性》中，提到他本人遭遇的一段荒诞经历。他在1966年写了一部社会讽刺小说《人民公仆》，以一场虚构的军阀政变结束。小说出版时恰逢尼日利亚独立后的首次变局，激起千层浪，在之后的内战期间，谣言甚嚣尘上，甚至十年后作家仍因此遭到责难。阿契贝不无恼火地自嘲：“一群军官谋划时，会邀请一位小说家旁听他们的密谋，然后等待长达两年，由小说家完成作品并出版。直到这时，军官们采取行动，目的是赶上小说的出版时间。人们真的相信这套？”作家遭遇的这段冤屈，其实证明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也从中见得非洲虚构写作和现实的高度捆绑，许多作品或是对“进行时”的速写，或是敏锐地预见到即将降临的“将来时”，文学成为记录、回应和评价当代社会变迁的重要手段。
阿契贝的《国内和平》是一则微言大义的小品。一个小人物从战争中幸存，“活下来真好！战争培育了乔纳森，赐予他五件至宝——他的，老婆的，和三个孩子的脑袋。外加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那是个奇迹。”头脑活络又吃苦耐劳的乔纳森，用自行车当出租车，靠着载送军官家属赚了第一桶金，随后兢兢业业地做卖水果、卖早饭的小生意，渴望劳动致富，哪想到战火放过了他的性命和房产，和平年代一贫如洗的“同胞”却把他洗劫一空。国家独立没有带来应许的新世界，没完没了的动乱和贫穷，让普通人的生活如同上天随心所欲的投骰子。
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戈参加1962年的“非洲作家大会”时，发现斯瓦西里语、约鲁巴语、阿姆哈拉语等大量非洲当地语言的作品被排除在外，出于抗争意识，他决定转向用肯尼亚老家方言基库尤语写作。而在那之前，提安戈的大学专业是英语文学，他以英语写作进入文学界，可以说，18世纪以后的欧洲古典文学塑造了他早期的文学品格。在《片刻荣耀》这个短篇里，能看到他直接地受惠于狄更斯和左拉。罪恶的资本对人性的绞杀是一视同仁的，并不区别伦敦、巴黎和内罗毕周边的新兴城镇。年轻的姑娘殊途同归于金钱的祭台：“她赚不到钱买金光闪闪的袍子。没有租房津贴，没有玉米粉，也没有拿薪水的男朋友，一个月75先令能做什么？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沦落风尘还不到一年，已经这么老了。”到处是钱，到处在生钱，被席卷在“发展”的大潮里，女孩既无法坦然地出卖自己，也没有一个宁静甜美的故乡能回去了。“她，她这代人，再也不会与土地、庄稼、清风和明月同乐。这一代人对生命的奥秘感到麻木。”一个“堕落”女孩的私人化的倾诉，就此转向对群体命运的隐喻。
用外来者的语言捕捉到非洲口头文学的灵魂
提安戈放弃英语，改以家乡方言写作后，他的信念是“用非洲的民族语言写出能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比肩的作品”。而这种追求实质仍以欧洲文学为度量衡，变化的只是语言载体，而不是表述的方式。反而是塞内加尔作家乌斯曼·塞姆班，他以法语写作，却用外来者的语言捕捉到西非口头文学的灵魂，开拓了独一无二的文风和文体。塞姆班是渔民的孩子，没有受过法国占领者的精英教育，他在二战期间作为法国海外属地的雇佣兵入伍，战后在法南缺乏保障地打短工讨生活，先是雷诺汽车厂的装配工人，后来到马赛港做码头装卸工，直到因为腰伤失业，回老家开始小说创作。长久地生活在底层，塞姆班创造了一种质朴、生动、类似摆龙门阵的文风，《假先知》这样的小说，更像是一部“被法语记录下来的西非口头传说”。作家受过穷，吃过苦，对那个阶层的无奈和无赖有深切的了解，却不怒不怨，以无法无天的小人物睥睨一切的幽默娓娓道来“一无所有者的”冒险：“马哈默德恪守祖先遗训，我的东西是我的，你的东西我也要分享。他赶着场子，从这里到哪里，一边走一边不停乐，谢谢撒旦，我相当懂得占用别人财产的艺术。”两手空空的马哈默德靠假扮先知诈骗发迹，却最终被另一个两手空空的窃贼偷走一切。从《假先知》这则微小但充满能量的寓言里，或多或少能感受到这位后来更以电影创作而为外界熟知的“非洲电影之父”，找到了让非洲发声的途径。
女性在自己身上发掘神奇的力量
同样是用法语写作，同样以作家和导演的双重身份活跃于欧洲文艺界，阿尔及利亚作家阿西娅·贾巴尔在非洲文学的表述中创造了另一种不可替代的声音。她在2006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是法兰西学院建院370年接纳的第一位北非作家。但她认为自己终生是个流离失所的人——她生活的马格里布地区既是非洲大陆的边缘，又是阿拉伯文化的延伸处；她来自穆斯林家庭，却被送入基督教会学校；她的母语应该是北非闪族人的柏柏尔语，但她受法语教育。“一个阿拉伯小女孩被父亲牵着送入法语学校”，这是让她回望时深感痛苦的童年意象，她学习写作的语言，是属于侵略者的语言，是充满男性暴戾气质的父权的语言。“说法语时，我无法隐藏自己的口音，我的童年口语即使被置于边缘地位，它们的韵律、节奏和潜藏的生机总会浮现在我的书面法语里，像暗流一般。”“童年口语”隐喻着不被官方历史承认的民间的声音，女性的声音。
贾巴尔在小说《广阔之囚》中创造了一个抒情的意象：在梦中邂逅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的撒哈拉壁画，在鸵鸟和牛群间，女猎手留下她们昙花一现的背影。她在《写作语言中的追忆》一文中感叹：“所有在我故土上生活的女性，都要被困在封闭的花园或庭院，只剩下空无一人的街道，或是只有男性身影，这顽固的性别隔离一直占据着社会生活、城市和历史叙事的中心。”所以，她的短篇小说《这个外国人，这个外国女人的姐姐》恰是这样一个舞台，专门为女性而设，透视她们空洞眼神背后的神秘和未知。数不清的沉默的妇女在自己身上发掘出神奇力量——“向着更远方旅行，永远流亡，成为女佣、女奴、无依无靠女人们的保护神。”
文学是对边界的瓦解
许多年前，津巴布韦作家丹布佐·马雷切拉凭处女作短篇小说集《饥饿屋》惊动欧洲时，他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成就比肩尼日利亚剧作家沃莱·索因卡的非洲新生代作者，谁能想到，就在索因卡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的第二年，马雷切拉悄无声息地死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街头。从26岁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到35岁早逝，马雷切拉既被英语文学界视为“可怕的非洲孩子”，又被非洲的一部分前辈们非议“叛逃欧洲的年轻人”。马雷切拉被欧美文学的评论者和研究者类比索因卡，是因为他们都抗拒“对非洲灿烂过去的迷恋”，也奋力在写作中摘除“非洲属性”的标签。从他自哈拉雷到牛津求学受挫的具体情境中，马雷切拉体会凌驾于种族之上的、某种更普遍也更顽固的，人对人的压迫。他在1970年代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牛津发现自己是被白人蓝领羡慕的“学院青年”，牛津校园的围墙隔开了两个壁垒分明的阶层；而从家乡传来的消息，国家独立了，黑皮肤的权贵取代了白人总督??家乡和他乡的现实却让马雷切拉陷入很深的孤独。
在这本追求多样化的非洲短篇小说拼盘合集里，马雷切拉很短的一篇《原生生物》仍然闪耀着他不愿归属于任何“文化”、“国族”或“群体”的独立锋芒。小说里的“我”在垂死的谵妄中，浮沉在记忆的湍流里，童年的童话和现实苦难隐约的影子错乱地混杂成凄艳的忏悔：“我这一生是只人鱼怪。空气里都是怪兽，所有成年人都是人鱼怪。也许孩子还有机会。”马雷切拉的修辞是璀璨的，但支配着他的语言是一个愤怒呐喊的灵魂，即，文学从来不是高级或高雅的民俗，它可以超越具体的情境进入纵横于时间和空间的人类精神世界，不停地破坏和瓦解着各种边界。
作者：柳青
策划：邢晓芳
编辑：徐璐明
责任编辑：柳青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