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有存量、变量和增量之分

作者：郝铁川（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原载《法治日报》2022年3月16日蒋安杰主编《法学院》版

从投身于上个世纪8年代传统文化大讨论到如今，我一直在思考传统文化的变与不变问题。最近读了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彭凯平采用心理学研究方法分析传统文化的一些文章，深切感到，传统文化既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存量，因而表现为一种类型，但同时又是一个并不绝对稳定的变量，即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自我消失了。最后，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经过我们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它又成为一个增量。

第一，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存量。例如，中国人强调整体思维，更容易看到整体、看到全局看到一片森林、，看到所有的关联性和变化性；西方人强调分析思维，容易看到一棵棵的树，容易看到每棵树的独特个性、与众不同的特点，甚至可以看到它的排他性。

迄今为止，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个差别还未改变，呈现一种文化的存量。彭教授举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详见彭教授今年2月18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有什么不同》一文）。1991年，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开枪射杀了5人，然后饮弹自尽。此事在美国社会引起了极大震动。彭教授认识这位来自北京的留学生，他当年谈恋爱时还追求过他太太同宿舍的一位室友。彭当时非常感慨地对他太太说，要是他们两个人恋爱成功了，也许他就不会走到这一步。第二天彭也向美国同事们表达了这一观点，但未想到他们一致地对彭说：真为你太太的室友高兴，如果他们结婚了，那么被杀的很可能就是她。为何会有这种不同看法？后来经过思索，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从社会整体来看，认为环境、身边的人包括爱人和孩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可美国人则习惯从个体分析出发，认为杀人犯无论他和谁结婚，无论他有没有孩子，他都会杀人，这是他的天性决定。后来彭教授还做了问卷调查，向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提出了一些反事实推理的问题。比如，这位留学生要是结了婚，他杀人的概率有多大；如果他在中国，他杀人的概率会是多少；如果他有孩子，他杀人的概率又有多大。结果彭教授发现，中国人普遍认为，如果他结了婚，他大概率不会杀人，因为太太会管着他；如果他有孩子，他不会杀人，因为孩子会感化他。所以，中国人很擅长从环境因素中找原因，找到对问题的解释。但是，美国人不一样。美国学生回答这类问题时，答案几乎是相同的——如果他在中国，他也会杀人；如果他有孩子，他会杀孩子；如果他有太太，他会杀太太。他们完全只讲个人的原因，而不会从其他方面找原因。而且，中西这种差异从12岁开始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12岁以下的孩子，大多是以个人归因为主，文化差异并不明显。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中西方文化差异逐渐明显。所以彭教授认为，在思维方面的文化差异，大约是十二三岁形成的。 彭教授这个研究表明，不同文化有不同的逻辑思维，我们通过学习可以掌握不同文化的逻辑思维方式，以便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还比如，在处理事务时，如果你认为人的行为大多是受环境影响的，那么你的着重点就是改变环境和条件；如果你认为人的行为大多是由个人决定的，那么你的着重点就要去改变个人。

第二，传统文化是一个变化不居的变量。100多年前，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他根据自己对中国人的日常行为、生活习性、价值观念的观察和体验，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其中提出了中国人的26个特点，包括保全面子、节俭持家、勤劳刻苦、讲究礼貌、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易于误解、拐弯抹角、顺而不从、思绪含混、不紧不慢、轻视外族，等等。

但彭教授近来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去验证，结果发现，只有5个特点是现代中国人依然保持的，其他已不存在。比如，史密斯说中国人是节俭持家的民族，那么今天我们中国人是不是真的节俭持家呢？彭的研究发现，没有钱的时候中国人是节俭持家的，但是有钱了以后，中国人其实也是挺会消费的。彭教授还通过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推翻了过去对中国人的很多刻板印象。比如，过去学界多认为中国人擅长演绎思维，西方人擅长归纳思维，这是中国和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但事实上，这个印象被彭教授的文化心理学研究证明是错误的，中国人同样善于归纳思维。还比如，过去总说中国人是谨小慎微的，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今日中国人亦非如此，在经济领域中，中国人非常富有冒险精神。想想看，争先恐后的股民、热火朝天的投资者、激情澎湃的创业者，各行各业大量的弄潮儿“手把红旗旗不湿”，成为中国人富有冒险精神的力证。因此，彭教授提醒人们，我们的思想不应该停留在个别的案例、陈旧的结论上。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变了，已经不再是过去刻板、胆小怕事的农业社会的人了。

无独有偶，何怀宏教授在《被不同的声音包围时，该怎么办》一文中（发表于《解放日报》2022年2月18日第14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在传统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普遍追求一些崇高的价值。比如西方中世纪时期追求的是像圣徒一样过一种圣洁的生活，而中国古代追求的是儒家所倡导的君子道德。需要强调的是，传统社会的高尚道德是鼓励少数人去追求的，它是一个社会主导性的价值追求。因为传统社会的结构和现代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传统社会是等级社会，由少数人统治和治理，所以它并不要求社会所有的成员都追求高尚。孔子有句话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在传统社会中，高尚的道德要求是针对少数人的，君子做榜样，以身作则，然后去影响和感化普通人。西方也有句话说，“贵族行为理应高尚”，就是说贵族不能太功利、太物质，更应重视精神性的东西——荣誉。但是，现代社会倡导人人平等，每个人的价值追求在不妨碍、不侵犯别人同样合理的价值追求的情况下都是被允许的，甚至是不分高下的，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所理解的幸福。可是，每个人理解的幸福是不一样的。有人觉得不断增长财富就是最大的幸福，有人觉得享受天伦之乐是最大的幸福，还有人觉得艺术创造是最大的幸福。这意味着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化，每一种价值都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弘扬主旋律，另一方面又要允许多样化。这是所有制成分多样化、阶层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所决定的。一方面我们要画出最大同心圆、寻求社会最大共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与多样化共存。

画出最大同心圆、寻求最大共识能够做到吗？现在看来是可以的。彭教授的研究表明，在史密斯过去总结的中国人26个特点中，毕竟还有5个依然被现代中国人保存着。另外，有学者对全世界各个民族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梳理，发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各个民族的共同信仰，因而被称为“黄金法则”。

第三，传统文化是一个不断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增量。这一点，我在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法系研究（增订版）》和发表在《东方法学》今年第一期上的《论中华法系创造性转化》中作了实证研究。例如，中国古代从“和为贵”、“无讼”理念出发，对社会纠纷偏重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今天则被创造性转化为人民调解制度，创造性地发展为ADR制度（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古代从“仁至义尽”理念出发，规定了斩监候、绞监候制度，今天被创造性地转化为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不仅在法律领域可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在饮食礼仪方面，西方人的分餐制较科学，中国人的共餐制较有人情味，结果演进下来，现在就出现了有自用筷、有公用筷；或一人两双筷，一入自己口，一用夹菜肴；小菜共用，其它菜分食，等等，这些礼仪吸纳了中西饮食礼仪之长，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

所以，我们必须辩证地分析传统文化，不鄙视它，因为它已成为我们的基因；不迷信它，因为它可能明天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就消失了；要相信它，因为它绝非废物，它可以被时代注入新的元素而焕发青春。世上往往没有废物，废物很可能是被放错地方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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