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有存量、變量和增量之分

作者：郝鐵川（杭州師範大學沈鈞儒法學院院長、華東政法大學教授）

來源：原載《法治日報》2022年3月16日蔣安傑主編《法學院》版

從投身于上個世紀8年代傳統文化大讨論到如今，我一直在思考傳統文化的變與不變問題。最近讀了清華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彭凱平采用心理學研究方法分析傳統文化的一些文章，深切感到，傳統文化既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存量，因而表現為一種類型，但同時又是一個并不絕對穩定的變量，即傳統文化的一些内容會随着時代的發展自我消失了。最後，傳統文化的一些内容經過我們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它又成為一個增量。

第一，傳統文化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存量。例如，中國人強調整體思維，更容易看到整體、看到全局看到一片森林、，看到所有的關聯性和變化性；西方人強調分析思維，容易看到一棵棵的樹，容易看到每棵樹的獨特個性、與衆不同的特點，甚至可以看到它的排他性。

迄今為止，中西思維方式的這個差别還未改變，呈現一種文化的存量。彭教授舉了他親身經曆的一個例子來說明（詳見彭教授今年2月18日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中國人與西方人的思維有什麼不同》一文）。1991年，就讀于美國愛荷華大學的一位中國留學生開槍射殺了5人，然後飲彈自盡。此事在美國社會引起了極大震動。彭教授認識這位來自北京的留學生，他當年談戀愛時還追求過他太太同宿舍的一位室友。彭當時非常感慨地對他太太說，要是他們兩個人戀愛成功了，也許他就不會走到這一步。第二天彭也向美國同僚們表達了這一觀點，但未想到他們一緻地對彭說：真為你太太的室友高興，如果他們結婚了，那麼被殺的很可能就是她。為何會有這種不同看法？後來經過思索，彭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從社會整體來看，認為環境、身邊的人包括夫妻和孩子，可以改變一個人的行為。可美國人則習慣從個體分析出發，認為殺人犯無論他和誰結婚，無論他有沒有孩子，他都會殺人，這是他的天性決定。後來彭教授還做了問卷調查，向中國學生和美國學生提出了一些反事實推理的問題。比如，這位留學生要是結了婚，他殺人的機率有多大；如果他在中國，他殺人的機率會是多少；如果他有孩子，他殺人的機率又有多大。結果彭教授發現，中國人普遍認為，如果他結了婚，他大機率不會殺人，因為太太會管着他；如果他有孩子，他不會殺人，因為孩子會感化他。是以，中國人很擅長從環境因素中找原因，找到對問題的解釋。但是，美國人不一樣。美國學生回答這類問題時，答案幾乎是相同的——如果他在中國，他也會殺人；如果他有孩子，他會殺孩子；如果他有太太，他會殺太太。他們完全隻講個人的原因，而不會從其他方面找原因。而且，中西這種差異從12歲開始越來越明顯。也就是說，12歲以下的孩子，大多是以個人歸因為主，文化差異并不明顯。而随着年齡越來越大，中西方文化差異逐漸明顯。是以彭教授認為，在思維方面的文化差異，大約是十二三歲形成的。 彭教授這個研究表明，不同文化有不同的邏輯思維，我們通過學習可以掌握不同文化的邏輯思維方式，以便更好地适應全球化的發展。還比如，在處理事務時，如果你認為人的行為大多是受環境影響的，那麼你的着重點就是改變環境和條件；如果你認為人的行為大多是由個人決定的，那麼你的着重點就要去改變個人。

第二，傳統文化是一個變化不居的變量。100多年前，美國傳教士阿瑟·史密斯來到中國，在中國生活了很長時間。他根據自己對中國人的日常行為、生活習性、價值觀念的觀察和體驗，寫了一本書叫《中國人的性格》。其中提出了中國人的26個特點，包括保全面子、節儉持家、勤勞刻苦、講究禮貌、漠視時間、漠視精确、易于誤解、拐彎抹角、順而不從、思緒含混、不緊不慢、輕視外族，等等。

但彭教授近來運用現代的科學方法去驗證，結果發現，隻有5個特點是現代中國人依然保持的，其他已不存在。比如，史密斯說中國人是節儉持家的民族，那麼今天我們中國人是不是真的節儉持家呢？彭的研究發現，沒有錢的時候中國人是節儉持家的，但是有錢了以後，中國人其實也是挺會消費的。彭教授還通過現代心理學的研究，推翻了過去對中國人的很多刻闆印象。比如，過去學界多認為中國人擅長演繹思維，西方人擅長歸納思維，這是中國和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但事實上，這個印象被彭教授的文化心理學研究證明是錯誤的，中國人同樣善于歸納思維。還比如，過去總說中國人是謹小慎微的，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今日中國人亦非如此，在經濟領域中，中國人非常富有冒險精神。想想看，争先恐後的股民、熱火朝天的投資者、激情澎湃的創業者，各行各業大量的弄潮兒“手把紅旗旗不濕”，成為中國人富有冒險精神的力證。是以，彭教授提醒人們，我們的思想不應該停留在個别的案例、陳舊的結論上。事實上，今天的中國人已經變了，已經不再是過去刻闆、膽小怕事的農業社會的人了。

無獨有偶，何懷宏教授在《被不同的聲音包圍時，該怎麼辦》一文中（發表于《解放日報》2022年2月18日第14版），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指出，在傳統社會，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普遍追求一些崇高的價值。比如西方中世紀時期追求的是像聖徒一樣過一種聖潔的生活，而中國古代追求的是儒家所倡導的君子道德。需要強調的是，傳統社會的高尚道德是鼓勵少數人去追求的，它是一個社會主導性的價值追求。因為傳統社會的結構和現代社會有着根本的不同。傳統社會是等級社會，由少數人統治和治理，是以它并不要求社會所有的成員都追求高尚。孔子有句話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在傳統社會中，高尚的道德要求是針對少數人的，君子做榜樣，以身作則，然後去影響和感化普通人。西方也有句話說，“貴族行為理應高尚”，就是說貴族不能太功利、太物質，更應重視精神性的東西——榮譽。但是，現代社會倡導人人平等，每個人的價值追求在不妨礙、不侵犯别人同樣合理的價值追求的情況下都是被允許的，甚至是不分高下的，每個人都可以追求自己所了解的幸福。可是，每個人了解的幸福是不一樣的。有人覺得不斷增長财富就是最大的幸福，有人覺得享受天倫之樂是最大的幸福，還有人覺得藝術創造是最大的幸福。這意味着現代社會的價值多元化，每一種價值都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是以，我們一方面要弘揚主旋律，另一方面又要允許多樣化。這是所有制成分多樣化、階層多樣化、就業方式多樣化、生活方式多樣化所決定的。一方面我們要畫出最大同心圓、尋求社會最大共識，另一方面我們又要與多樣化共存。

畫出最大同心圓、尋求最大共識能夠做到嗎？現在看來是可以的。彭教授的研究表明，在史密斯過去總結的中國人26個特點中，畢竟還有5個依然被現代中國人儲存着。另外，有學者對全世界各個民族的價值觀念進行了梳理，發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各個民族的共同信仰，因而被稱為“黃金法則”。

第三，傳統文化是一個不斷被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增量。這一點，我在最近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華法系研究（增訂版）》和發表在《東方法學》今年第一期上的《論中華法系創造性轉化》中作了實證研究。例如，中國古代從“和為貴”、“無訟”理念出發，對社會糾紛偏重采用調解的方式解決，今天則被創造性轉化為人民調解制度，創造性地發展為ADR制度（即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中國古代從“仁至義盡”理念出發，規定了斬監候、絞監候制度，今天被創造性地轉化為死刑緩期執行制度。

不僅在法律領域可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他領域也是如此。例如，在飲食禮儀方面，西方人的分餐制較科學，中國人的共餐制較有人情味，結果演進下來，現在就出現了有自用筷、有公用筷；或一人兩雙筷，一入自己口，一用夾菜肴；小菜共用，其它菜分食，等等，這些禮儀吸納了中西飲食禮儀之長，展現了中國人的智慧。

是以，我們必須辯證地分析傳統文化，不鄙視它，因為它已成為我們的基因；不迷信它，因為它可能明天随着社會生産、生活方式的變化就消失了；要相信它，因為它絕非廢物，它可以被時代注入新的元素而煥發青春。世上往往沒有廢物，廢物很可能是被放錯地方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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