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7日，两位衣着朴素、头发花白的老人互相搀扶着，来到中国工商银行营业厅，小心翼翼地拿出十几个存折，将一个一个存折里面的钱提出来汇集到一起。他们走了很远的路来到这里，动作缓慢而稳重，脸上带着平和的笑容。他们要把所有这些钱捐给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
150万元的存款是两位老人毕生的积蓄。
他们是88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儒永和90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河。
毅然决然的选择
当年，新中国旭日初升，郑儒永从广东岭南大学植物保护系植物病理专业毕业。她没有遵循父亲的安排出国深造，也没有听从导师的建议留校任教，而是完全服从国家的安排，一路向北来到首都北京，走进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
早在1951年，中国科学院鉴于大陆植物病害的严重情况，又由于对相关资料缺乏系统收集、整理和研究，对许多植物病害的病源、发生原因、分布或蔓延的情况缺乏系统的了解，而且从事植物病害工作的技术干部非常缺乏，决定建立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1952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在第42次院长会议上，决定请戴芳澜先生领导该机构。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成立之初，来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有12人，包括研究员1人、助理研究员3人、研究实习员3人、技术员2人、练习生2人、技工1人；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有11人，共23人，到 1956年达到35人。其中包括俞大绂、林传光、裘维蕃、沈其益、王焕如、陈延熙、尹莘耘、李季伦、姜广正等兼职人员。迁到中国农业大学时，研究室向中国农业大学借用了实验室79 平方米，又修建了用作办公室和实验室的163平方米，1954年增建房屋278平方米和土温室199 平方米，总计556平方米。这在当时已经不小了，然而从7个课题组的使用需要看，也并不宽裕。
郑儒永就是在这样的科研条件下和当时大陆几位著名的学界泰斗一起，开始投入艰苦的实验工作之中。
条件虽苦，起步虽难，但是在罗道庄这几间平房里，有一株幼芽刚刚破土便已参天，它交融在空气和阳光中，流淌在血脉里，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它的名字叫作科学精神。
20出头的郑儒永初见戴芳澜先生时，他已60岁高龄，科学精神在他身上如丛林般茂密，如磐石般坚硬，凝固于无形，不惧风霜。他像一座光芒不灭的灯塔，传承着科学精神特有的标记，照亮了这个年轻科学家前行的道路。
精研扎实的积累
郑儒永是戴芳澜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收的第一个学生，跟随戴芳澜学习起始的记忆，是在标本馆沉潜的四年岁月。1953～1956年，郑儒永在真菌标本馆进行标本整理，统一整理和入藏了原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研究院和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真菌标本。在工作过程中，她把每一号标本从原来的口袋或纸盒中取出后放到新的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的标本室包装内，给每一号标本换标签、给标签打字、贴标签。通过这项工作，郑儒永直接观察了每一种真菌的外部形态，增加了对真菌的感性认识，熟悉了真菌学名。在别人眼里最单调、最“低级”的工作，郑儒永仍能安之若怡并从中学习着。在工作中，郑儒永注意建立制度，改进管理，为标本室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全室的真菌系统分类研究提供了保证。
就这样，郑儒永在标本室整整待了四年。如今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标本馆里，还保存着郑儒永当年手写的很多标本标签，是非常珍贵的历史和科研资料。
四年沉寂之后，郑儒永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兼真菌室业务秘书，并且在从“幕后”转到“台前”之后，短时间内就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植物病害与真菌标本的采集、制作、保管和邮递》。随后，她又与王云章、陆定安、姜广正、余茂效合译了拉依洛（A. И. Paйпo）的原著《镰刀菌》；与戴芳澜、相望年合编《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这两本书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95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戴芳澜先生担任所长。郑儒永跟随应用真菌学研究所进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成为该所的一名科研人员。从此，她便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辛勤工作，一干就是60年。
科学精神的传承
1973年，戴芳澜先生病逝，享年80岁。此时，郑儒永已经成长为中国真菌学领域的中坚力量，成为成绩突出的女科学家。她接过老师亲手交托的那面科学的旗帜，牢牢扛在肩上，无惧险阻，昂首向前。
1977年，郑儒永关于白粉菌科（Erysiphaceae）的研究结出累累硕果，接连发表多篇重量级研究论文，并于次年作为“中阿文化交流协定项目”的组长，赴阿尔及利亚讲学和帮助建立微生物实验室。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郑儒永在白粉菌科的研究方面累计发表了十几篇重要论文，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
郑儒永对待科学研究尤其精益求精，她思路开阔，善于独立思考，不畏挑战权威，从而在研究领域取得累累硕果。1985年，郑儒永提出的白粉菌科属级分类系统，澄清和订正了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保持了多年的国际领先地位。1987年，她与同事合作并主编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完全经过直接研究写成的真菌志—《中国真菌志：第一卷白粉菌目》，得到了国际著名专家的广泛赞誉。
时至今日，郑儒永关于白粉菌科的属级分类系统，仍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一年又一年，郑儒永在科研工作中扎实勤奋，放弃了很多自己的爱好，全身心投入科研。她在香港出生，父亲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大陆著名金融家郑铁如先生，家境富裕，年少时未曾吃过苦，但在科研中却吃苦耐劳，野外采样风里来雨里去，兢兢业业，毫无怨言。
1991年，她凭借在真菌分类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因为在显微镜前长期工作，郑儒永院士患上了腰椎滑脱症、重度腰椎管狭窄症。2004年，她的脊柱被“钉上”了两根钢柱和9颗钢钉，医生告诫她每天只能坐1小时，其余时间只能站着或者躺着。从那时起，郑儒永垫高了自己的办公桌和实验台，每天站立工作，直到80多岁，依然保持每天工作8个小时以上。
2012～2018年，郑儒永、黄河夫妇先后向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捐款三次共30万元，用于贫病脊柱患儿的手术救治，为青年学生和患病儿童倾其所有、慷慨解囊。
2019年春天，郑儒永、黄河夫妇将150万元捐献给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激励青年学子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每一个时代都有热血赤诚、舍己为人的中华儿女，他们投身科研、以智报国，用毕生的坚忍不拔和默默奉献，点燃了中国科技进步的希望，他们用世代的执着奋进和不懈坚持，撑起了中国科技强国的脊梁，他们是中国科技穹宇中最耀眼的星光！
从戴老去世到如今，48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郑儒永也如她最尊敬的老师那样，成为一座光芒不灭的灯塔，她将永远矗立在不远的前方，照亮莘莘学子前进的道路。
本文作者为纪海丽（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综合处信息宣传主管），摘编自《我心向党 科学报国——科学家精神在这里闪光》（岳爱国 主编）一书，标题有调整。科学创造未来，人文温暖世界。在科技引领发展的时代，与您共同关注科技史、科技哲学、科技前沿与科学传播，关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人文在线，创造有价值的阅读！欢迎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参与赠书活动，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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