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是金庸小说中最特别的人物，因为他的出现，终结了金庸小说。而他这样的人，比我们想象中难对付得多。
金庸在风格上与新武侠小说的各路掌门人不同。其实，金庸与他们在对武侠小说的整体理解上也有着质的不同，这应该是我们探索金庸之所以写出《鹿鼎记》和成为文学大家的关键。
其他新武侠小说家“新”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人物作了当代翻译，有自己的理解，但总让人感到有些穿着古装、按着古代的作派，却唱者现代人的流行歌曲之感。
为了让我们的这种感觉具体化一些，我们不妨转述《三剑楼随笔》中百剑堂主对《诗经》的现代白话文翻译的举例。百剑堂主举的是现代文人陈子展、余冠英、李长之对《诗经》中“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一诗的白话文翻译。
陈子展译文： 参差不齐的荇菜，随手去打捞它。幽闲贞静的好女子，梦魂里也追求她。追求她不得，梦魂里相思更切。想她呀，想她呀！翻来覆去如何睡得？
余冠英译文： 水荇菜长短不齐，采荇菜左右东西。好姑娘苗苗条条，追求她直到梦里。追求她成了空想，睁眼想闭眼也想。夜长长相思不断，尽翻身直到天光。
李长之译文： 水里荇菜像飘带，左边摇来右边摆，苗条善良小姑娘，睡里梦里叫人爱。寻来寻去没有寻着，起来躺下睡不着，黑夜怎么这么长？翻来覆去到天亮。
看得出来，三位作家都费尽心思，曲尽其意。百剑堂主比较下来，“觉得李译的形象较多，感情也较缠绵热烈”。也许有道理。我们读这三段译文，也像读武侠小说一样，很轻松很有趣，有普及性，不似读原诗那么费琢磨。但是，总觉得不是滋味，不是原诗的那种“滋味”。
古龙更聪明些，他的翻译可能更像准创作；不过，尽管活趣多了些，也不过是在清汤面上多加了肉丝、咸菜之类的“浇头”而已。古龙面对《诗经》中的“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可能就像现代诗人朱湘给妻子的书信中的“翻译”：“自从我夫君去东方，我头发乱得同稻草一样。难道我没有洗发膏药搽头发，没有水洗吗？不是的——只是一样：我夫君出门了，我何必打扮，我打扮给哪个看呢？”
作为新武侠小说盟主的金庸，开始当然也在翻译，但不像其他人只停留于翻译（或创作式的翻译）。他要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金庸评传》（桂冠工作室版）很有见地地认为是司马迁首次对先秦的游侠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先秦，侠意识一般指“不务正业，为强权效力，无法无天，好勇斗狠”，司马迁则将这些游侠归入《刺客列传》。而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对侠的理解是：
侠
“第一，生活在民间，是市井闾巷中人；第二，这种人说话诚实，做事坚决彻底，一诺千金，舍生忘死；第三，不结帮拉伙，欺凌孤弱，恃技骄人；第四，功成不就，不图名利。”
金庸的武侠小说从早期到中期，是在雄心勃勃地继承并升华司马迁的侠义传统，并终于在萧峰（《天龙八步》）尤其郭靖（《射雕英雄传》）身上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也即“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萧峰和郭靖都是布衣之侠，应该是处于社会和历史的边缘；但也像明代的袁崇焕一样，他们从在江湖上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到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抵御契丹，驻守襄阳抗元，他们从边缘走到中心，从江湖走向国家，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应当承认，《射雕英雄传》是新武侠小说的创作顶峰和代表作，但不足以代表金庸的创作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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