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耻感教育思想，有哪些积极意义？又有哪些历史局限？（二）
2.实践意义：守护道德底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在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私有化运动的兴起、政治格局的急剧变革、社会秩序的混乱无序给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带来了无限的冲击和挑战。人们最关切的不再是“仁义”这样的精神利益，而是转向自身的金钱、权力和地位等方面。他们奉行一切以“利”为荣耻选择的标准，对于权势的渴望已远超出原本的君臣之义和血肉之情，不以“违礼”、“违义”之举为耻，反以为荣，导致整个社会逐利之风日渐盛行，耻感意识缺失，道德底线屡被突破。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先秦儒家提出了耻感教育的理论，将耻感教育思想纳入至自身学说体系中，建构起一套较完整、合理的耻感教育思想体系，其着眼点正是要唤起人们心底的羞耻感，重建伦理精神的内在约束机制，学会正确辨别是非善恶，自觉主动地远离耻辱，促使人们回到知耻尚荣的精神发展轨道上来，进而使得整个社会重新走上和谐有序的发展轨道。
先秦儒家耻感教育的逻辑理路是：从知耻到避耻到求荣再到向善，成为“行己有耻”的士君子，完善自我道德品质。该体系涵盖了诸多内容，简要概述，包括强调了耻感是人之为人的重要依据，是区分人与动物的重要标准；明晰了耻的判断标准即仁、义；明确了“何为耻”、“何为不耻”的具体表现；凸显了内省、反求诸己等自我修养方法来完善道德品格、远离耻辱的特点等。这一系列思想和观点，无不是在守护道德底线，为当时动乱的社会重新走向和谐稳定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不仅能在思想上唤起人们内心的道德良知，而且能在实际行动上帮助人们辨别善恶、荣耻，从而重整道德败坏的社会风气。
3.人格塑造：强调行己有耻，砥砺中华民族气节
先秦儒家耻感教育思想产生于一个战乱频繁、生灵涂炭的时代。那时的人们并不以“违礼”、“违义”之举为耻，反以为荣，社会因此陷入了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紊乱失序之中。为此，先秦儒家诸子将耻感教育提上了议程，旨在培育人们“行己有耻”的自律人格，构建“有耻且格”的自律社会，以促使人们回归至知耻尚荣的精神发展轨道上，进而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实现更高层次的理想道德境界。
从先秦儒家耻感教育思想的角度来看，耻感是“人们应该遵循和坚守的道德底线，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仁义礼智信等中华传统德目都要在“知耻”“有耻”的基础上才能得以阐发和形成。因此，塑造“行己有耻”的自律人格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砥砺中华民族气节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先秦儒家高度重视“义”，以恪守道义为荣，以背离道义为耻，磨炼了大义凌然、舍小家为大家的民族气节。
一个人若是在外在规约的社会他律与自我约束的道德自律的相互作用下，身体力行地做到“行己有耻”，以耻感来严格约束自我，才会趋义向善。荀子将“义”运用于治国理政，提出“盛世重义，乱世重利”的观点。如果人们能将“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行事遵循道义，以国家利益为重，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民族情怀，便能提高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先秦儒家以国家受到外来的侮辱为耻，并将个人的荣耻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造就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
春秋战国时期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各诸侯国君仍然非常重视国耻，梁惠王以国家战败、丧失国土为耻辱；齐闵王、孟尝君也因亡国成为天下的奇耻大辱。所谓国荣己荣、国耻已耻，在自己的国家面对外敌侵犯之时，人们要以“知耻而后勇”的进取精神，自觉担负起国家兴亡重任，不畏强暴、浴血奋战，坚持百折不挠的必胜信念，砥砺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