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新春，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再度“牵手”。北京冬奥会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同样简约、精彩的北京冬残奥会进一步彰显中国温度、华夏风度。
从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折柳寄情”，回望开幕式上马兰花合唱团的“虎头帽”、引导员的小礼帽，中国式浪漫、中国式表达生动诠释了“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所说的：“奥林匹克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种源于内心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古话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中国的服饰很美，故称“华”。自古以来，华夏文明、中华文化就与冠帽服饰文化紧密相关。在皇权时代，冠帽无论是在取材还是形制上，更具有丰富而特定的象征意义，被赋予阶层、等级、身份、年龄等意蕴。
冠者，礼之始。其中的冕，是一种“最尊贵的冠”。周代天子、诸侯、大夫等祭祀时都戴冕，后人也曾用“冠冕堂皇”来形容人的威仪。
帽子，在汉代以前多指百姓日常所戴的便帽。一些地位低下的人因不能戴冠，而以巾束发，故巾从属于帽。汉乐府诗集《陌上桑》中有“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帩头”就是男子用来束发的纱巾。
北京冬奥会上引导员头戴的礼帽，从设计制作上看还体现了“中西合璧”特质。其帽型采用西式斜礼帽，图案精心选取河北民间剪纸艺术中的传统虎头图案。今年是虎年，虎乃百兽之王。在中国民间，几千年来就有给孩子戴虎头帽祈福的风俗。
这一次，传统虎头帽上的“王”字，被设计团队巧妙作了艺术化处理，改以三根线条代替，平添了不少科技之风、柔美之感。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当天为正月初四，立春节气。头戴礼帽的引导员在《构建一朵雪花》的节目演绎中，将中国新春的祈福之意传递给各国运动员和全球观众。
在中国古代，人们喜欢在服装纹饰中融入花鸟虫鱼、天地星辰等图案用于装饰和祝福。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现场欢迎队伍中年轻人戴的渔夫帽，也加载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麒麟、荷花、福字等剪纸图案。
头戴红通通的虎头帽、脚蹬虎头鞋、身穿有鲜艳虎头图案的服装……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不仅在“鸟巢”一曲惊人，还因文化气息十足的“冠服”成为惹人喜爱的“萌娃”，从头到脚、由声入心地传递中华之美。
2022年3月3日，一名中国残奥冰球队在北京国家体育馆进行赛前训练。 新华社发
往历史文化深处眺望，还可以看到更多与冠帽相关的记忆——
考克帽，是西洋服饰中的一种男用帽子，又被称为“拿破仑帽”。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考克帽，并解释道：把考克帽拿在手中，稍有挥动，显示出来则是扭转乾坤的力量。毛泽东掂了掂帽子，高兴地说：我们到重庆，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形象，显示出解放区万众一心、无所畏惧的力量。“挥动考克帽，显示我们力量。这顶帽子，我戴了。”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小帽子”背后也有着“大外交”的意义。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1979年2月2日，在西蒙顿小镇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邓小平欣然戴上宽边牛仔帽。这一入乡随俗的举动，给美国各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入乡随俗，因时而动，因地制宜，是中国人奉行的生活准则。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冠帽样式及其文化生态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在秦代，高山冠、法冠、武冠分别为使者、执法者、武官所戴。观察秦始皇兵马俑的发式可以看到，还有半裹、全裹、圆帽、人字形等形制。
冠帽在汉代的种类日趋繁多。《后汉书》中记有冕冠、通天冠、进贤冠、远游冠、鹖冠、却敌冠等十余种，皇帝、太傅、郎官、乐人、卫士等分别在不同的场合戴不同的冠帽。至于“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里的“纶巾”特指三国儒将的冠帽。
隋朝将冠帽服饰的颜色与官员职位高低联系起来并形成制度，“五品已上，通着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唐朝贞观年间，改“令三品已上服紫”。唐高宗时期，除了帝王，“一切不许着黄”。由此，“黄”成为帝王服饰御用色，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在宋朝，百姓被要求“务从简朴” ，女服“惟务洁净，不可异众”。由此，简朴自然的巾、帻流行起来，甚至出现了以苏东坡、程颐、程颢等士大夫、大儒命名的“东坡巾”“程子巾”。
到了明朝，新的冠服制度体现了严格的等级观念。例如，官民的冠服不许使用蟒龙、飞鱼、斗牛等图案，也不能用黄色、紫色和元色等。传说，朱元璋还亲自制定“六合一统帽”“四方平定巾”，令士庶通用。
清朝末年，北京民间流传开一句颇有“炫富”嫌疑的谚语：“头戴马聚源，身披瑞蚨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当时，马聚源帽店被誉为“帽业之首”。在很多“老北京”看来，戴马聚源的帽子，那就一个形容词——“尊贵”。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进入中西古今交汇的变革期。冠帽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有意识地汲取西方之美，呈现出多样化特点。面对新技术、新装备的闯入，一场场自我革新在“老作坊”里催生“新飞跃”，对社会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推动了文化意义上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可以说，“沿袭”和“裂变”贯穿中国冠帽服饰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亦如中华文明的延绵与革新。这样的沿袭并非单纯照搬，而伴随着见微知著的复杂变化，更有在思想精神层面的继承与创新。
总之，从戴于中国古人头顶的“冠帽”到古希腊授予竞技优胜者的“桂冠”，“一起向未来”是永恒的历史约定，“天下一家”是不变的时代召唤。
（作者：东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孙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