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兵运功亏一篑
“岩头事件”后不久，1932年7月间，胡公冕带了几个青年干部又回到了岩头，想重整红十三军，东山再起。他决定先去做国民党内部士兵的工作，争取起义，弄到一批枪支鼓舞群众革命斗志，树立信心，重新壮大红军队伍。
胡公冕先从驻在岩头的两个营着手，不到几天，通过他旧有的朋友、学生关系，第一营大部分官兵都同意起义。胡公冕通知各地集中部队，准备出发缴枪。可是事与愿违，闻讯那晚偏轮到二营放哨。当时，国民党兵驻在岩头一间两进的大祠堂里，前边驻着二营，后边驻着一营，在此情况下，难以下手。于是决定再等一夜。红军游击队100多人分散住在五尺，仅离敌人五里多路，敌人却毫无察觉。
第二夜，红军队伍摸黑出发，先埋伏在岩头后山一处庵堂里。不一会，前去联络的交通员告诉：平时晚上国民党士兵都有出来玩，今天全部没有出营一片静悄悄，好似戒严模样，连约好的人也无法取得联络，不禁怀疑起来，难道有谁泄漏秘密，是否敌人已经知道前去缴枪？决定不打冒险的仗。天将亮队伍撤回五尺时，国民党的部队也开拔了：一营开往温州，另一营开往屿北。后来一打听，这是偶然发生的事，正遇国民党部队调防，并没有泄漏“天机”。
胡公冕
8月间，胡公冕到永嘉城区（温州）进行兵运策反工作。驻在温州的省保安团12个连，有几个连长，是他的学生和熟人，城内国民党部队里有许多楠溪人。他仗着这些关系， 派人到国民党驻温部队中做工作。经过秘密工作，9个连的官兵同意参加起义。随后，胡公冕等人在永嘉西岸村垅寮山茅屋中，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成立兵运指挥部，决定8月23日晚上6时，内外呼应，分路袭击国民党驻温保安团团部。
会后通知永嘉西楠溪各地红军队伍，准时赶到温州规定地点。永嘉西楠溪的革命烈火，又燃烧起来了。秘密埋藏的枪支从山洞里、地窖里、菜园里拿出来了。红军队伍迅速赶往温州。木壳枪放在炭篓里运进去，长枪夹在草席中背进去。中山公园是秘密聚集点，有15人在那儿专门分点心，并传达兵运指挥部命令。
为了进一步精确弄清城区国民党军队布防情况，派人深入虎穴到国民党军队团部里探听虚实。红军工作人员徐挽兰穿着笔挺的黄呢军装，装扮成一个国民党团长，带着3个传令兵，身背木壳枪，大摇大摆进了国民党军队团部。城区国民党军队一个姓朱的团副看了“片子”，没有怀疑，认为是南京派来检查工作的官兵，老老实实把城中兵力布防情况作了汇报。
一切就绪，400多名红军战士分布在城内各处指定地点，银行也指定专人看管。指挥部专门购买的18只手表，对了又对，分给各路的指挥员，准备晚上6时一到，开始袭击团部。8月23日下午4时多，一个兵运小组被破坏，国民党军队下命令全城戒严，搜查红军队伍。
兵运指挥部得到这一情报后，迅速派人通知红军战士，分头向东门、南门撤退。 因应变措施有力，被“运动”过的国民党官兵也不愿意捕捉红军战士，故此次行动人员和武器均无损失。温州兵运失败之后，胡公冕秘密回上海。
西北山区红旗不倒
“岩头事件”标志着红十三军主力的解体，但是浙南红十三军的武装斗争并未就此偃旗息鼓。仙居的金永洪、溪口村的戴中飞、苍山分水村的郑九院等各自隐蔽，并将武装队伍分散隐蔽在永仙缙边和岩坦、溪口、苍山、陈岙、表山、潘坑、白岩等永嘉西北部山区，坚持革命斗争。
“岩头事件”后，雷高升的部下30多名不愿下山的骨干和战士，加入仙居金永洪部在永仙缙边一起坚持斗争。在国民党军队强大的攻势下，金永洪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积极游击。1932年8月24日，在仙居县新罗骑马坑口设伏，击溃“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10月，仙居红军游击队归属中共永康中心县委领导，停止使用红十三军番号，永嘉、永康的游击队员返回原籍活动，金永洪领导仙居籍的50余人红军游击队，在六都坑和万竹王坑地区坚持斗争。
1932年9月间，郑九院的队伍有三四十人隐蔽在岩头区鲤溪乡陈岙村山上一个自然村里，不料陈岙村里有个叛徒，引国民党军队来山洞追捕，郑九院等逃出该村，隐蔽在屿北村的一个山洞里。国民党军队尾追而来，包围山洞，郑九院等3人冲出包围圈，翻山过岭潜逃到黄岩县宁溪的抱寮（料）村。不久，他携带家眷上山，在山上搭起茅棚，一边种地谋生，一边继续与岩坦片的红军联系组织武工组，坚持斗争。
1933年清明节前夕，国民党永嘉县“九乡团”（或称“清乡团”，常驻碧莲区应坑乡）头目陈华奉命到溪口“围剿”红军。戴中飞等人早一天已得悉情报。戴中飞等骨干红军10多人，集中埋伏在小舟垟村的一片麦田里，其他10余名红军战士也分散埋伏见机行事。
是日上午8时许，陈华“九乡团”先遣队路经小舟垟村时，戴中飞命令开枪射击，“九乡团”先遣队抱头鼠窜。时隔不到1小时，陈华的主力部队赶到，集中兵力向红军攻击。
因双方力量相差悬殊，为了减少红军战士伤亡，戴中飞命令从速疏散撤退。撤退时，戴中飞的枪子弹打完了而被几个力大气粗的团兵围住，他拼力挣脱了对方而逃脱。之后，他转移到双尖宫、潘坑等地，隐蔽数日后，再返溪口。
1935年秋的一天，屿北村的汪瑞烈得悉戴象帅（常驻溪口乡）与陈华两个国民党永嘉县团总一起赴永嘉城区（温州）向国民党永嘉县党部戴福权汇报“进剿”红军情况的情报后，在屿北村召开一次紧急会议。
会上，汪瑞烈作了具体的分析：戴象帅回来可能从烘头村直达岩头转溪口，或从龙河渡口过渡抵达枫林再到溪口，在龙河渡设伏兵是最理想的地点，不管戴象帅直上岩头或转枫林，均可在此伏击他。
最后，会议作了部署分工：溪口的戴中飞队伍派几个人赴温州探听戴象帅回楠溪开船的时间；汪瑞烈和郑九院带部分武装人员分头潜入下日川村，雇一只船停靠在龙河渡滩头，武装人员隐藏在船上；其他红军游击队派几个人在沙头埠头暗探戴象帅有几人护送。
沙头的情报传到，说戴象帅坐轿，只有两名警卫人员各携带1支木壳枪。据此，按照事先的部署，郑九院等人埋伏在龙河渡船中。戴象帅到了龙河渡，下轿上船的当儿，郑九院等人迅速逼近埠头，开枪打死戴象帅。戴的警卫人员交出木壳枪，哀求饶命。郑九院等人从戴象帅身上搜出1支手枪。
戴象帅被镇压，对戴福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认为溪口这咽喉之地决不可丢，便选择戴象帅的大儿子戴奉献（显）接任父职为溪口民团团总。1936年春，戴奉献到处张贴告示，悬赏120银元缉捕戴中飞。8月4日晚间，戴中飞在岩坦镇叶坑村走廊上入睡时，被戴奉献暗派的亲信抓住，当下被枪杀。
1937年6月，在汪瑞烈的精心部署下，在溪口村演戏的一天夜里，郑九院率领红军游击队，混到戏台下，对溪口民团团总戴奉献进行盯梢，当戏演到正本时，开枪打死了戴奉献。1943年夏，郑九院与中共瓯北县委取得联系，于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展武工队，在黄岩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永、仙、黄边区星火不灭
红十三军主力解体后，永（嘉）仙（居）黄（岩）边张溪、岭头一带的李寿庆、钱瑞熬、陈妙德等坚持武装斗争。
林坑村钱瑞熬以张溪龙坦为据点，坚持在永嘉和黄岩边界活动。当时，岭头乡半山村的李启海队伍尚留在岭头一带坚持战斗，于是两支队伍合并，并肩战斗。1932年冬，队伍扩大到90余人，红军游击队攻下北阁、南阁两个国民党乡公所， 缴获步枪12支和一批弹药。
1933年春，国民党军一个团的兵力猛扑半山村李启海部驻地。半山村地形复杂，山高林密，国民党军无计可施，不得不退回去。
9月，温、台两地的国民党军再一次进逼半山村，进攻钱瑞熬和李启海部。李启海在国民党军的威逼和恶劣环境下，失去了革命意志，意欲投降，但却遭到钱瑞熬等人坚决反对。
后来，李启海还是乘隙缴了钱瑞熬部的武器而投靠国民党。钱瑞熬警惕性高而未遭毒手，得以脱险。钱瑞熬一气成疾，卧病在床，其武装队伍被迫解散，部分红军战士在抗战初期才同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与葡萄坑红军队伍有联系的南正村陈妙德部，在南正一带坚持革命活动，队伍扩大到70多人。1937年1月15日，部队在黄南乡霄岭村一带活动，准备缴国民党黄南乡公所枪械。因叛徒潘某某（岭头人）出卖，被驻鲤溪乡的国民党永嘉县自卫队分队长李子和部打散，陈妙德惨遭杀害。
李寿庆以小长坑为活动中心，坚持斗争。1937年2月，郑九院等策划攻打驻南岸前山村的国民党永嘉县民团周诜枹（抛）小分队，李寿庆率领20多人参加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李寿庆机智勇敢，沉着应战。
当他发现自己手枪的子弹快要用完时，布置几名战士速把子弹递过来，并要求战士们不要心慈手软，要坚决狠狠地打击周诜枹（抛）。这次战斗中，周诜枹（抛）的弟弟周士球被红军游击队击毙，周诜枹（抛）双脚受伤而隐退南岸后山竹林里，当夜逃匿到潮港（楠溪下游地区）。
五尺军民斗争不止
五尺是红十三军的中心策源地，参加红军的指战员除军长胡公冕，大（纵）队长胡协和，军部直属队长胡衍真外，连以上的有潘善琴、胡黄金、胡进福、胡振盛等人，全村有 119人参加红军。“岩头事件”后，五尺及其周边的水东、水西、苍山、表山等地红军分散隐蔽，坚持斗争。
1932年农历7月19日，国民党浙保四团组成500多人的“清剿”队，对五尺村进行突然“清剿”。被抓的村民共有108人，他们受尽种种毒刑，始终坚贞不屈，没有一个出卖革命，出卖同志，表现了游击根据地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气概。释放回家的，仍然和根据地的红军一起，继续坚持着革命斗争。
1932年初冬的一天，浙保四团出动一个连约80名官兵进驻五尺“围剿”。 这次国民党想采用“软办法”，要求五尺红军前来“自新”。浙保四团对五尺戒备森严，日夜出兵巡逻，搅得五尺及毗邻村庄日夜不安，鸡犬不宁。
当地的18岁以上的男丁夜里不敢在家住宿，一些红军战士离乡背井，转移到金华、兰溪一带隐蔽活动。浙保四团除了在五尺抓人审问外，还到五尺邻地滕了根、杨山等地动员登记“自新”。五尺村无一人向国民党军吐露真情，邻村所反映的也属无关紧要的情况。
尽管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五尺广大军民仍采用不同形式予以反抗。国民党军的岗哨在夜里不定时受到红军炸药包的袭击。1933年1月上旬连续3个夜晚，村南村北两处国民党军岗哨接连被炸，两名国民党兵被炸重伤。浙保四团驻五尺官兵，日夜提心吊胆，唯恐年关时在此送命，1月中旬（农历十二月中旬）的某天悄然撤走。
1933年早春的一个大清早，国民党永嘉自卫团团总陈华率“九乡团”到五尺“围剿”。胡衍真警觉性特别高，坚守在村口瞭望。这一天，他依稀看见有形迹可疑的人进村庄，机警地赶到村口“八字门”处，连打数枪为信号，几位红军战士很快到后山制高点。
当时只有3支枪，如何击退陈华的部队呢？他们采用前山枪响后山附，后山枪响前山应，以声东击西的疑兵法致陈华的部队不敢进村庄侵扰。一名红军神枪手，看到村口（矮门）有小股国民党兵将进村庄时，先开枪射击。
国民党兵集中火力回击，红军神枪手的左手被飞弹击伤。在此时刻，一名红军战士接过枪连发两枪，紧接着另一名红军战士也开枪还击，打得国民党兵不敢前进半步。当晨雾散尽，村里军民纷纷上山准备发起反击，国民党军见势不妙，沿溪撤退。
1933年秋冬之间，水东村两名红军战士分别被表山村与水东村国民党团总枪杀。五尺红军商议，认为邻近水东村的国民党团总如不铲除，留在五尺的红军便不得安宁。
1934年 2月27日，五尺的红军会同溪口的戴中飞、苍山的郑九院等 10多人，在水东村赌场，将水东村国民党团总郑吕富就地镇压。五尺港的反动武装极为震惊，好多团兵主动把武器送给红军，表示悔过自新。
五尺红军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五尺村组织成立抗日战时青年服务团五尺支团。
永乐边区和廿四垄地区的斗争
在红十三军初创时期，珠山村的卓平西在陡门拉起了一支红军队伍。“岩头东宗事件”后，卓平西带领余部在永（嘉）乐（清）边界的陡门乡珠山村、全安村一带坚持斗争，队伍逐步扩大到80余人。
1934年2月，刚过春节的一天夜里，国民党乐清县自卫团副团长叶乃年带领部队，会同箬袅乡乡长薛玉臣带领的地主武装200多人包围全安、珠山两村。卓平西和几位战友拿起木壳枪，从楼上墙边空隙处顺柱滑下来，爬窗冲出。
国民党军队发现后即开枪射击，卓平西迅速跳入一条小溪，因天黑而未被击中。他攀上南岸，赶往赤岩山组织红军据险防守。因众寡悬殊，赤岩山据点被攻破，红军只好撤退。此次战斗，有许多红军队员及家属被抓捕。
国民党军把红军队员及家属押到全安村祠堂里，惨无人道地进行严刑拷打。红军队员被打得死去活来。一名红军队员被割掉一只耳朵，血流满面。
在乐清白石活动的刘蜚雄闻讯后，与卓平西接头，商议后决定离开永嘉赴上海。1934年4月，形势进一步恶化，永（嘉）乐（清）边境红军队伍解体。抗战开始后，浙南国共第二次合作，卓平西回到家乡，组织抗日自卫军，从事抗日救亡斗争。
廿四垄地区位于永嘉西南，有1300多人参加红军。红十三军主力解体后，国民党军队多次到廿四垄地区杀人放火。廿四垄地区的廿四垄村就有47人惨遭杀害。国民党永嘉当局多次颁布命令，严控外地人员进入廿四垄村。
廿四垄地区的红军余部，不怕国民党军队疯狂的捕杀， 坚持斗争。1932年11月，廿四垄红军在寮山与国民党永嘉县楠溪民团激烈战斗，红军游击队员牺牲1人。同月在山坑水口，与国民党永嘉县桥下民团打了一仗，红军队员牺牲1人，被抓多人。
1933年2月，廿四垄红军在永（嘉）乐（清）边境的全安村、珠山村等地配合卓平西的部队进行斗争。1935年5月2日，廿四垄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永嘉县李茅民团进行激战，在战斗中4人牺牲。至此，廿四垄红军余部斗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