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
这一次会议上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讨论并表决是否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为了形成这一提案，中央和有关部门努力了很多年，数次邀请专家进行论证。
可是每次论证，总是有专家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三峡不能修建。
图|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旧照）
就在会议召开前不久，以侯学煜为首的9名专家，更是向中央联名表达反对意见。
这9位专家直言三峡工程万万不可上马，还拒绝在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的结论报告上签字。
而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更是177名代表投下反对票，664名代表选择弃权。
那么，他们到底是在担忧什么，又有何顾虑？如今三峡已经修建完成，他们的担忧成为现实了吗？
遥远的设想
规模宏大的三峡水电站不仅是大陆最大的水利枢纽，在全世界来看那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这一工程可以说是人类史上的奇迹，现在人们常常说大陆是“基建狂魔”。
大陆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称号，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在其中占有很大的分量。
图|远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这个水利工程从重庆奉节到湖北宜昌，全场一共193公里。
尽管这项庞大的水利工程在21世纪才完成，但实际上，早在9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这一工程的设想。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先生。
1918年夏天，孙中山先生在他撰写的《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实业计划》中写道：
“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100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
图|孙中山先生（旧照）
孙中山先生认为，如果在三峡一带筑起大坝，那么从重庆到上海可以直接通航，节省的航运成本极其可观。
与此同时，通过水力所产生的电力，又能够成为实业救国的巨大能量。
遗憾的是，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生产能力的局限性，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完成这种规模巨大的工程。
因此直到去世，孙中山先生也没能目睹这一理想成为现实。
万里长江历史悠久，水文丰富，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资源开发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虽然孙中山先生早在1925年去世，但人们并没有放弃在三峡修建水利设施的愿景。
图|恽震组织并参加义务劳动
1932年10月，电气工程师恽震重拾这张蓝图，率领了一支专业勘测队，对三峡水利资源进行了首次勘测。
经过三个月的勘察测量工作后，勘测队提出了两个坝址：黄陵庙（现长江三峡大坝的三斗坪）及葛洲坝。
尽管当时国民政府肯定了这一勘测工作和选址，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方案被暂时封存。
1944年，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考虑到战后重建需要大量电力，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邀请美国水坝工程专家萨凡奇（John Lucian Savage）前来重庆。
图|曾主持设计胡佛坝、沙斯塔坝、大古力坝等六十余座大坝的美国坝工专家萨凡奇（旧照）
萨凡奇此行，主要是为了考察三峡一带建设水利工程的可行性。
萨凡奇在中方有关技术人员的协助下完成了考察工作，并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
这一份文件也被称之为“萨凡奇计划”。
1946年，萨凡奇再次来华进行复勘，而且还向中美两国各界人士宣传修建三峡水利工程的好处。
在他的推动下，有关方面采纳了修建三峡大坝的计划，中美两国签订了合作协议。
图|萨凡奇考察三峡（旧照）
可此时的中国环境动荡，经济和社会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解放战争很快拉开了序幕，国民党军队连连退败，已经无法继续这一计划。
1947年5月，国民政府宣布中止合作计划，来自美国的技术人员也全部撤离。
修建三峡大坝，在此时看来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无法触摸的梦想。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尘封多年的才再次“复苏”。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一片沸腾，新中国在万众瞩目中宣告成立。
不幸的是，很快长江流域就发生了特大水患，新生的中国还没有来得及修复战争创伤，就已经急急忙忙地要为水患赈灾。
1950年初，长江水利委员会正式成立。
为了减轻湖北境内的荆州流域洪患负担，毛主席在1950年亲自批准了荆江分流工程。
这一工程也是长江水利委员会成立后最先规划建设的工程之一。
这一工程的兴建和完工震惊了中外水利界，分流工程给荆江两岸的人民带来了安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频繁来临的洪水。
但是泄洪在反复无常的汛期面前，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举措。
水利专家指出，想要彻底解决水患，还需要更为庞大的计划和工程。
三年后，负责组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林一山在武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图|毛主席在地图前沉思（旧照）
他提到，一系列梯级水库的修建已经在计划中，这些水库将用来拦蓄洪水。
在了解了这些梯级水库与三峡水库的功用比较后，毛主席提出“毕其功于一役”，三峡水利被认为是功在千秋的必行之策。
艰难跋涉的建设之路
1954年，长江流域再遇百年罕见的洪灾。
在洪灾之中，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损失，长江流域的整治已经刻不容缓。
1955年4月，中国政府邀请了126名苏联专家加入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
在地形勘测队的带领下，苏联专家们和中国工作人员深入三峡地区，对各方面的地理条件和水文状况进行了深入调研。
苏联方面还派出了飞机协助调查测量，约一年后，相关调查和测量工作才基本告一段落。
不过，苏联专家和国内专家的意见并不统一。
苏联方面提出，尽管三峡工程有着巨大的功用，但是实际操作可能性很低。
国内专家则认为，应该尽快着手准备三峡工程。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周总理在1958年的成都工作会议上，正式批准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毛主席亲笔在这份文件上批示，要求各项工作要先做好准备。
这一年年底，长江水利委员会交出了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要点，将三峡大坝的地址定在了三斗坪。
不过，三峡工程并没有就此顺利进行。
1960年，残酷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紧接着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三峡工程的计划不得不搁置下来，之后再做调整。
1970年，武汉军区和湖北省联合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葛洲坝工程的报告。
这一报告很快得到批准，葛洲坝项目迅速上马，并于1970年12月30日正式开工。
在原计划中，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配套工程，本来应该在完成三峡工程后再修建，但中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
事实上，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修建葛洲坝为将来的三峡工程在各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有国外专家考察葛洲坝后表示：“如果中国人能够修建这座大坝，就能够修建任何一座水利工程！”
1980年7月，小平同志向相关专家详细了解了三峡工程当时的状态和困难。
改革开放后，大陆的建设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上，急需能源的支持。
1982年，小平同志再次表态，应该继续推动三峡工程。
1983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向国家上报了新的方案，1984年4月5日，国务院在原则上批准了这一方案。
1986年，412名专家和21位特邀顾问，分成十四个专家组，对三峡工程进行了详细的可行性论证，具体的分组情况为：
地质地震组、枢纽建筑物组、水文组、防洪组、泥沙组、航运组、电力系统组、机电设备组、移民组、生态环境组、综合规划与水位组、施工组、投资估算组、综合经济评价组。
花费了两年八个月，专家组最终推荐了蓄水位为175米的方案。
“早建比晚建好，建比不建好。”这是专家团队的最后结论。
此后，三峡大坝从一个遥远的梦想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现实。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仍然充满了艰辛和困难。
首先就是学术和工程界的部分专家们，并不认可这一结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学煜、著名泥沙专家方宗岱就是其中的代表。
有人说，侯学煜是当年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唯一一个“挂牌专家”。
2011年05月，《东方早报》的记者采访了实施“三峡工程论证及可行性研究结论的阶段性评估”的组长沈国舫（中国工程院院士）。
图|沈国舫院士出席活动
沈国舫回忆此事时向记者道说：
“要反对的人都是搞生态的，不是搞水利的，最后有没有不签字的？是有，而且是我很尊重的人，但是真正的挂牌专家说‘我不签字’的，就这一个，就是侯学煜。他是当时的院士，学部委员。”
著名泥沙专家方宗岱，和已故的水利水电防洪专家陆钦侃，是防洪组两位拒绝在当时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专家。
对于坚持要修三峡的情况，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专家心急如焚，想方设法反映自己的担忧。
在召开人大会议之前，专家组里共有9位专家坚决反对，并拒绝在同意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他们分别是：侯学煜、方宗岱、黄元镇、李玉光、廖文权、覃修典、伍宏中、何格高、郭来喜。
收到他们的反馈后，中央又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论证和研判。
1992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召开。
图|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邹家华作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说明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在会上，提交了关于新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在这份报告中，提出了三峡工程的雏形，三峡水利将是全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
水库淹没区很广，覆盖了湖北和重庆区域内20多个区县，移民人口预计将达到110多万。
如此规模庞大的水利工程，在整个世界上都绝无仅有，在中国的基础建设行业更是空前绝后。
虽然改革开放了十几年，但是国民经济状况和各方面的条件并不算特别好。
因此，这项工程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所以对于这项工程，方方面面都有着不同的声音，其中也包括了实际参与调研工作的专家们。
这9位提出反对意见的专家，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着非凡的建树，他们的反对当然不是基于个人原因，而是出于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考量。
他们一直关注着三峡大坝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反对的理由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是泥沙囤积的问题。
持反对意见的专家认为，三峡大坝拦截后，上亿吨的泥沙也会随之在此滞留囤积，原先生活在这里的鱼类洄游会被迫中断。
因此堆积的泥沙还会导致超过500多种陆生珍稀植物将被彻底淹没，这对长江水域的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第二，专家们认为修建的代价过高。
当时预计的静态投资为1350亿人民币，这个庞大的数字还没有包括对被淹没地区的损毁价值。
图|涪陵白鹤梁旧照
中国当时的综合国力还不够强大，这样的巨额资金如果用来改善国民生活条件，或许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另外在淹没地区还有许多古代建筑和文物无法搬迁，它们一旦被淹没，将会永远消失，其损失无法挽回。
第三，涉及到国防安全。
三峡大坝体量巨大，全线浇筑的高度达到了185米，总设计长度为2300米，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
图|1998年时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远眺）
一旦战事再起，这一事关民生的庞大工程必将会成为最显眼的目标。
当时国际形势比较严峻，专家担心，兴建三峡水利是否会成为国防建设的严重负担？
当然，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还有许多，但是人们最为关注和最合理的意见，仍然是第一条和第二条。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问题，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华鲟。
图|中华鲟
中华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三峡大坝的修建的确令中华鲟在生存和繁殖上面临危机。
另一方面，在三峡周边有历史悠久的巴蜀文明，也有接近1200多个重点文物建筑。
专家们希望这些珍贵的传统文明能够得到完好的保护。
除了这9位持反对意见的专家，全国人大代表中也有一些人持保留态度。
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三峡工程议案总计获得1767票赞成，反对177票，弃权664票。
这么多的反对票和弃权票，是比较罕见的。
他们之所以提出反对意见，并不是站在了国家利益的对立面，也不是针对国家基础建设本身。
他们从生态环境学和传统文化保护的角度来看待此事，担忧的是此事弊大于利。
建设像三峡水利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庞大工程，不可能没有异议，这是很正常的。
正是因为有诸多可能面临的问题，三峡工程的实地勘测和可行性分析，才会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有关部门只有在前期的准备工作中不断吸取来自各方的意见，尽力摸清楚可能面临的问题，才能在建设中作出最正确的判断。
这9位专家所提出的反对理由，对于三峡大坝的建设和施工是非常珍贵的。
只有在听取其建议和意见的基础上，施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才能被提前化解，并且也能提早做好应对措施。
比如在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中，方宗岱提出了三峡工程与重庆淤积、武汉防洪和对长江口的影响等重大问题，就对深化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毕竟三峡工程的建设也要讲究科学性和可持续性，而不仅仅是将重点放在经济效益上。
圆梦三峡
那么，在修建三峡工程之前，专家们所担心的情况到底如何解决？
解决的效果又怎么样？三峡工程的全局性和正确性又如何？
这些疑问都需要实践来回答。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1993年1月，三峡建设委员会成立，与此同时，委员会督办成立了三峡工程移民开发局。
1993年夏天，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成立，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修建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推进。
1997年11月8日，三峡工程第一阶段的目标圆满完成。
二期工程从1998年到2003年，花费了6年时间。
图|2001年11月30日，三峡工程质量专家组副组长张光斗视察工地（旧照）
二期竣工后，三峡水库已经能够初期蓄水，第1批发电机组投入正常营运，永久船闸正式疏通。
但到此时，三峡工程并未全部完成。
第二个6年过去，该工程全部机组发电和枢纽工程宣告竣工。
从1993年开始，三峡工程的修建一共花费了17年，前后投入资金2039亿元人民币。
三峡蓄水库能储水达393亿立方米，发电量达为2250万千瓦，一举跻身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水利枢纽工程。
三峡工程的年发电量约为1000亿千瓦，大幅度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电力辐射遍布数十个省份。
另外，在三峡工程还没有正式动工之前，文物部门就已经投入工作。
三峡周边的许多文物古迹都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2009年之前，所有文物古迹都已经完成了保护工作。
由于拦河筑坝，必然会改变长江水文特征，在鱼类保护、增殖放流等多方面，中国三峡集团也开展了大量工作。
2013年，8000尾中华鲟幼鱼和两千多尾胭脂鱼被投放进长江宜昌江段，三峡库区建立起天然生态渔场，在这里先后有1300万尾经济鱼类被放流。
中华鲟研究所一直在保护和科普珍惜鱼类，对于当地水生生物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
对于三峡工程所覆盖区域的民生保障则占了投入资金的大头，2000多亿资金中，约有45%都用于移民工程。
图|三峡移民
开发性移民工作让当地百姓提高了就业率，居民收入也有所提高。
当时，移民问题是一个令许多人担心的问题，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和人民上下一心，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完成了这一工作。
为了更好的监控三峡大坝的情况，又建立了27个重点监测站。
这些监测站对于当地的水文、农业、湿地、大气、地震，以及人群健康等项目进行了全方位监测，能够为三峡大坝工程提供了最有力的第一手数据。
三峡大坝建成，不仅仅是中国基建的成功，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巨大成就。
从2014年夏季开始，三峡大坝开放为旅游景点。
许多中外游客慕名而来，三峡大坝每日能够容纳4万名游客，旅游业的发展也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巨大增益。
三峡工程在防洪，灌溉，发电，运输旅游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好的效益。
放眼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能力没有任何水利工程能够超越。
这些年来的监测数据证明，中国绝不会涸泽而渔，不会通过牺牲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
可喜的是，就在去年，也就是从2021年1月1日开始，长江和汉江干流武汉段进入了为期十年的休渔期。
此前有专家担忧的淤泥沉积问题，经过水文学、泥沙模型、泄槽结构等多方面的考虑和设计，最终也得到了解决。
毫无疑问，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一项伟大的建设。
虽然时至今日，关于三峡工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争议仍然会被零星提起，但是笔者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目前三峡工程已经显现出强大的经济价值，至于其他问题，时间终会证明一切。
-完-
参考资料
1.中国政府网：《共和国足迹——1994年：高峡出平湖》
2.科学出版社《科学世界》杂志：《孙天任：今天如何评价黄万里对三峡工程的担忧？》
3.东方早报：《三峡再调查》
4.《三峡工程史料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