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马案，投名状，这两个神剧彻底捧红了马新贻，若不是这两部电影电视剧的话，马新贻大概率就埋没在冗长的清史稿中，马新贻在刺马案中成了一个见色忘友的渣男，而刺客张汶详却成了一个手刃仇人甘愿就义的大英雄。
政治这个玩意啊，黑的能说成白的，正直的人能说成奸险小人，要看的是符合最高层级的人的需求。一个堂堂的封疆大吏，独霸一方，却连基本的安保力量都没有做到位，就让一个不入流的刺客轻易得手，这里面的水太深了。姑且不论，马新贻是回族人，他是怎么脱颖而出，成为一方诸侯呢？
马新贻字谷山，号燕门，山东菏泽人，家境很普通，一直平平无奇地成长，和大多数人一样，苦读四书五经八股文，在道光27年，1847年考中了进士。进士拿到手，相当于跨过了做官的门槛。 在短短49年人生，马新贻的升官速度如同火箭蹿升，从知县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最后升到最高顶点--两江总督。49岁啊，正是男人年富力强的年纪，可惜被刺客张汶详的一把破刀就这么断送了。
他考中进士后，就被分配到安徽省做知县，先在建平、合肥工作，他对功名特别渴望，干活特别勤，就是一直在办公室忙碌好几天不回家的那种，是贯彻996的工作狂。
不咸不淡到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的燎原之势，烧遍了整个中原大地，时势造英雄，厚积薄发的各方人杰都纷纷出来，火中取栗，纷纷把自己的头颅砸进去作为筹码，赢了高官厚禄，输了大不了就没了脑袋而已。太平军进攻安徽，淮河南北群盗并起，合肥知县马新贻，敏锐感觉到，做文官还不如做武将博取功名富贵来得更快！他利用手上的资源，招募勇士，购置武器装备，经常操练，做好战斗准备。
咸丰五年，马新贻跟着钦差大臣袁甲三率兵进攻庐州巢湖的太平军，马新贻能文能武，颇通军事，率军击败了来援的太平军，攻破了盛家桥、三河镇、柘皋的太平军，和袁甲三配合默契，攻克了庐州，从知县升到了知府，得到了花翎。咸丰七年，捻军和太平军攻陷了桃镇，袭扰上下派河，马新贻得知，率兵在舒城击破了捻军和太平军。
经常击败太平军，让马新贻有点飘了，但别忘了太平军根本不是吃素的，只要对他们起了轻视之心，就会付出很惨重的代价，升任按察使的马新贻，很快碰到了天皇巨星级别的对手，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马新贻和陈玉成在庐州碰面大战，陈玉成用兵狡诈，没有正面对决，反而从偏僻小道出现，攻破了庐州，马新贻军队溃败，官印也掉了，朝廷立马撸了他的官职，戴罪留任。一直到咸丰十年，经过好搭档好上司袁甲三的保举，马新贻恢复原职。
同治元年，马新贻跟随袁甲三再次攻克了庐州，从按察使升为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苗沛霖反叛， 马新贻和巡抚唐训方守城，让苗军无功而返。在同治朝，终于扑灭了长达十余年之乱的太平天国，但大清也不好过，到处都是战火荼毒下来的一片荒芜。
朝廷内忧外患，一边要打仗，一边要安抚因为战争弄得喘不过气来的民生百姓，百姓为什么造反，还不就是过不下去了呗。朝廷意识到这一点，就推行了大量的收买人心的运动。其中减税运动是重中之重，主要就是核对地丁漕粮，裁减多余的浮收。同治二年，朝廷本来让闽浙总督左宗棠负责这件事，但左宗棠要去福建剿匪，减税的事情交给了刚刚上任的浙江巡抚马新贻。
同治十年，马新贻开始对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地方进行减税调查，和汇总报告，然后请示朝廷批准，五月份，按照浙漕应征收的百分比，按照8/30的比例，将浙江各属漕粮全部减免，浙江征收漕米共110万余石，除去13万石不能减以外，其余应该减去的26万石都减去，朝廷批准马新贻的方案，并落实下去了。
其实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浙江就有很大的浮收问题，马新贻也知道这一点，他先去调查，了解清楚以后，就制定了一个章程，总结下来就是3点：第一，正常的赋税该收还是要收，唯独杭嘉湖的赋税要减去；第二，一切陋规全部禁止，只留一点作为办公费；第三，不会区分大户小户，统一该交多少就交多少。
通过核算，杭州可以减少浮收6万石，嘉兴减少28万石，湖州减少13万石，共减少了48万石浮收。马新贻大大减轻了浙江省内非常严重的漕粮赋税危机。
除了减少漕粮浮收以外，还制定了两淮盐法，在河工上，马新贻的成就颇为不俗。
朝廷最头痛的地方除了战事还有河工水利，这洪水可不是开玩笑的，稍有不慎会导致十几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口家破人亡，会引起动荡。浙江的海塘关系重大，可不是开玩笑的。马新贻不仅仅坐在办公室指手画脚，耍耍嘴皮子了事，他亲自带领河工督办段光清、杭嘉湖道苏式敬等人，沿着河塘边查勘，一调查就发现大问题，从李家汛到尖山。150余里的路段，石塘缺口已经超过百处。这怎么得了？马新贻决定在省城建立总局，让蒋益沣、高卿培筹备工需，与苏式敬等人办理修复工程。马新贻自己也画了海塘缺口的图样，上报朝廷，然后每个月巡视一遍河工，检查是否偷工减料，审查官员是否尽职尽责。
同治六年，马新贻和闽浙总督吴棠巡视海塘，检查工程，从仁和县李家埠起，沿海宁州尖山绕行至海盐，察看海塘140余里，每年拨款80万两。直到12月，海塘才即将竣工，马新贻又申请西防工程要开工，但他从浙江巡抚离任，升为闽浙总督，他离开之前交代海塘工程的工段已经办成70%以上，已经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除了维修海塘，马新贻还特别重视对日常河道的维护，湖州的乌程、长兴两县的太湖，都是淤塞不通顺，马新贻多方调度，不仅从朝廷要钱，还找富人要钱捐款，疏浚沉沙。
马新贻不但重视水利，但他考虑到实际情况，朝廷现在没钱，到处都用钱，翰林院说要花巨款重新恢复淮河故道，马新贻上书不同意，因为恢复淮河首先要疏通黄河，这是超巨工程啊，要几百万两砸进去，朝廷没钱，所以只能先分轻重缓急，把急需疏通的河道疏通就行了，其他的都慢慢来。
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
这官做到这种地步，都是靠无数的政绩堆积出来的，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可以和曾左胡李并列成为中兴名臣的，但没想到却被一把破刀轻易夺去了他功名之路。
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去官署西侧箭道校阅士兵操练射箭，结束后步行回官署。刚走到门口，一个人如同魅影冲破了防卫，近身后，突然抽出刀刺向了马新贻的腋下，马新贻猝不及防，长嚎一声就瘫软地上，动也不动，那个刺客已经冷笑放下刀，被侍卫团团围住，并交代自己是张汶详。
这就是有名的刺马案，里面的水太深，就不细说了，只是一个能干的封疆大吏，就永远没有进一步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