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在高原写河：启蒙与拯救的理想

作者：白晓霞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有许多勤奋热忱、富有才华的作家，他们多年来一直在静穆的高原山水间坚持写作，正如我的家乡天祝的那些善良多思、成绩斐然的文友一样，我们常常以文学的名义在高原上真挚来往，为那份专属于地域情怀的阅读和写作的秘密幸福鼓舞着，文字如茶，我们在互赏中领略着一种如周作人所说的“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的神奇感觉。就这样，不觉光阴流转，却惊觉高原之外的文学环境早已发生巨变。所幸，那些不变的文学初心依然在某些青黄不接的时刻给予我们巨大的依靠感。要感谢作家的坚持，王小忠就是其中一位一直坚守文学理想的优秀作家，值得研究。

近期，王小忠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洮河源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应该说，王小忠是个勇于尝试各种文体的高产作家，在《洮河源笔记》之前，他已经著有诗集《甘南草原》、小说集《五只羊》、散文集《浮生九记》《黄河源笔记》等，也获得了不少文学奖项。在这样的扎实努力中，我们渐渐看到一个“在高原写河”的行者，黄河、洮河、车巴河、贡去乎的三条河流……这些承载丰富意味的河流意象在作家笔下反复出现，来回交错，表达出作家的某种文化态度，也带给我们关于地域写作的诸多启示。

王小忠曾是教育工作者，也是扶贫工作者，两种身份决定了双重视野，作为教师，他期待着下一代的成长，期待着知识的河流能带他们去往高原之外的世界；作为扶贫工作者，他又必须思考那些一生都只能守望一条河流而谋生的人们的复杂生活。于是，在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离去与守望之间，作家常常产生无尽的焦灼与痛苦的思考，但有一条红线始终都在——那就是他对自我知识分子角色的坚定认同。他时常游离于以口述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乡土世界之外，始终以一种启蒙与拯救的立场在俯视地面上的一切，用知识分子的理论思维去考量着眼前的新问题，思考着过去的旧历史。

首先，生活在乡下的人如何在变迁中实现脱贫致富？作家有自己的观点。

近几年，甘肃全省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散文集中所描写的生活在洮河两岸的多民族人民是直接的受益者，安居乐业，生活幸福。作家王小忠承担了下乡入户积极帮扶的工作，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便随处可见“新农村建设、农村饮用水问题、宅基地问题”等相关工作语汇，由此出发，作家认真思考着生活在乡下的人如何在变迁中实现脱贫致富？比如作家认为扎根乡土、勤于劳动实为上策，当然，作家眼中的“劳动”概念是民众生产观念改变之后的广义的“劳动”，比如从事农家乐生意等。对此，作家在散文中做了个人化的阐释，如在《三条河流》中有这样的句子：“扎西说，好不容易读完大学，理应去外面闯荡一番。其实他们不知道，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很难找……若想吃一口饭，还是家门口方便。”比如作家也思考了扶贫中“输血和造血”的问题：“面对许多不思变，或寄希望于等、靠、要的那些人，再好的帮扶也是白搭”。

总而言之，作家对扶贫问题有着诸多理性的思考，没有简单化处理。面对着已经变化了的乡土世界，作家自带着知识分子启蒙与拯救的立场，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启蒙心灵生活、拯救经济生活的愿望。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作品里的人、事、环境就都成了作家以俯视的角度进行理性研究的对象，甚至在写到一些畸形怪异的生活现象时也异常冷静。因此，从《洮河源笔记》整体的语言特点上去看，作家的主体性意识时常是由理性稳健的分析性甚或剖析性语言来承载，没有过多的感性色彩，这也让文本从某种意义上带有了文化反思的色彩，既热爱乡土文化之长，也反思乡土文化之短。散文集的以上种种特点都源自作家对发展家乡经济和文化的自觉责任感，是教育工作者和扶贫工作者双重社会身份的文学化表现。

其次，生活在乡下的人如何在变迁中守住精神高地？作家却没有答案，时常陷于一种追求智性思考的自言自语之中，但仍然有着启蒙与拯救的坚定立场。敏感的作家发现，变迁中的生活让许多传统的理念受到了挑战，比如说亲情与孝道。

在《光阴下》一文中，那对从遥远的外地闯入高原的陈氏父女，带来了精湛的工匠技艺，也演绎着变味的亲情关系。女儿是作家的学生，父亲是作家基于某种利益的交往者。父亲的狡黠与生意的失败，女儿的缺爱与痛苦的出走，父女之间一反常态的彼此冷淡，为了各自利益而冷酷决裂。冷硬如冬风。

在《风过车巴河》中，冷漠的养子甚至会说：“你知道吗？当她想着养儿防老的时候，母爱的伟大就已经变成了交易……她收留我，我替她养老送终，水磨房作为遗产留给了我，这不是交易是什么？”

无力辩驳却又深感忧虑的作家长久沉默着，却又不甘心亲情孝道就此滑落。游走在破立之间的作家之笔，表达的仍是知识分子启蒙与拯救的立场。观念层面的问题很复杂，注定短时期内不会有答案，于是，敏锐多思的作家说：“我找不到合适的人群，也无法融入扎古录小镇这个大家庭里去，再次陷入苦闷和寂寞之中。”

客观地看，作家对变迁了的和正在变迁的乡土生活的客观记述本身已经形成了某种文学贡献，没有简单化地视乡土为净土，而是镜像化地反映它的驳杂与变化，甚至能够勇敢直面它丑陋与怪异的部分，可谓难能可贵。高原在变，作家作为记录者、思考者的价值也许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明显。作家写下的那些敢于直面假恶丑的真文字，也许慢慢将汇成一条值得仔细淘沥的文化之溪，正如他文中所言：“河流和人类家族一样，交叉着，分分合合，最后归于一处，形成更大的河流”。在一种近乎独语的状态中，王小忠这个在高原写河的人，也正在努力成为一个深浸于文化之河中去寻找诸多社会问题答案的人。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散文集《洮河源笔记》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文化材料突然向我们迎面走来，很惊喜，如《洮河源笔记》一篇就点到了许多包括洮砚工匠文化在内的缤纷民俗事项，这是王小忠多年田野调查的收获，值得称道。应该说，在今天的高原，那些正在渐渐消失的民俗文化依然是文学写作的天然武库，等待着作家的神笔点亮灯塔。以甘肃的洮砚文化为例，就具有久远历史：“洮砚是中国三大名砚之一，……卓尼洮砚历史悠久，据地方志记载，洮砚石料的采掘及雕刻始于唐朝，盛行于宋、明、清，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的《四库全书》中就将洮砚列为国宝。” （见杨林海等编著《甘南多彩非遗》）文献资料藏于馆中，作家行于大地之上，也许，甘肃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在冥冥之中也昭示着本土作家创作之路上会有更大的绿色生长点：这些如蚌中之珠一般珍贵的地域文化材料足以支撑起一个长篇小说的内核，只是需要慢下来、沉进去认真研磨，等待珍珠显世，正如戴望舒的诗歌《寻梦者》中美丽的预言：“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无论如何，坚守写作的人就是愿意点灯照明的人，这份利他之心，值得肯定。

（作者：白晓霞，系兰州城市学院教授，2020年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签约理论评论家）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