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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毛主席访苏行程遭泄密,侦查科长曹纯之凭一张汇款单破案

作者:品点历史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毛主席便决定亲自访问苏联。

这是毛主席平生第一次出国远行,在此之前,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在黑暗中摸索,在血雨中奋斗,从未离开过脚下的这片土地。

因此,毛主席此次出访举世瞩目,所有人对这次访问充满期待,而与此同时,一项隐蔽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1949年,毛主席访苏行程遭泄密,侦查科长曹纯之凭一张汇款单破案

1 访苏前夕,国民党潜伏电台频繁发报,报告行踪

1949年11月的一天,尽管已经是深夜了,但是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光依然亮着,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正像往常一样,坐在那张宽大的写字台前,不知疲倦般的工作。

连日来,周恩来暂时放下手中的其他事物,倾其全力策划开国后的第一重大行动,毛主席出访苏联,其中保卫工作更是重中之重。

虽然当时已经建国,当时治安形势依然严峻。毛主席的专列从北京出发,沿途经过河北,经山海关进入东北,而后进入苏联境内。所经地区大多为新区,沿途潜伏着大量国民党残留特务,尤其是东北,匪特勾结十分猖獗,对毛主席安危造成严重威胁。

而更加让周恩来焦虑的是,有关部门破获了一个密码电报,是国民党在北京的潜伏特务向台湾发出的,而台湾当局在回电中也声称,要对毛主席专列“进行颠覆”。如果国民党的阴谋真的得逞,其灾难性的后果将无法想象,为了毛主席的安危,必须要消除这个隐患。

为此,周恩来特意找来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对他说:

“这个案子,我已经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指示,在他回国前,一定要镇压这些反革命。”

事关毛主席安危,杨奇清深感责任重大,他坚定地回答道:

“请总理放心,我一定在毛主席回国前,清除这个隐患。”

回去后,杨奇清立即召开了会议,会场气氛有些沉闷,大家都心事重重,默不作声。

最新情报显示,这台国民党潜伏电台依然在频繁活动,而且根据台湾回电得知,这个国民党潜伏特务因透露毛主席出访苏联行程而立功,已经由少尉升为少校。而我方除了知道这个特务的代号是“0409”外,其他的一无所知,现在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在盯着这个案子,大家身上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

1949年,毛主席访苏行程遭泄密,侦查科长曹纯之凭一张汇款单破案

杨奇清扫视了一圈会场,发现侦查科科长曹纯之不在会场。曹纯之是他手下的侦查科长,也是一员得力干将,破获过多起大案、要案,是名副其实的“特务克星”,然而,这么重要的会议,曹纯之却缺席不来,这顿时让杨奇清火冒三丈,让人赶紧去把曹纯之找来。

曹纯之去了哪呢?原来,此时曹纯之因为感冒发烧,正躺在床上休息,同事们关心他的身体,就没有把这个案子告诉他。

接到命令后,曹纯之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来到了会议室。一只脚刚刚踏进门槛,他就听到杨部长的声音: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这个关键时候病了,你曹纯之讲不讲理啊!”

虽然杨奇清声音很大,但是大家都能从话中听出,信任大于责备。曹纯之也不着急,他点了根烟,不慌不忙地说道:

“不就是一起潜伏电台的案子嘛,我把他揪出了就是了。”

说罢,当即在会场立下军令状,如果定期不能将特务救出来,提头来见。

而为了配合曹纯之破案,杨奇清也给了他很大的权力,公安部的侦查力量和北京市的侦查力量全都归曹纯之调配,需要什么,后勤部门就给什么,不需要经过部里批准。条件只有一个,限期内破案。

从会议室出来后,曹纯之深感压力和责任之大,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硬着头皮查下去了。

1949年,毛主席访苏行程遭泄密,侦查科长曹纯之凭一张汇款单破案

2 案件侦破陷入死胡同,经费往来成为新的破案方向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只有“0409”这个信息,曹纯之决定,就从这里入手。他组织人手,连夜从公安部上万份电讯档案中查找蛛丝马迹,最后通过猜译,“0409”应该是代表特务的姓,而且是“郭国顾巩”中的一个。

然而,当曹纯之满心欢喜地拿着熬了一个通宵的“战果”给杨奇清看时,却遭到了否定:

“我看这堆材料没有什么用,仅凭“郭国顾巩”四个字无法定位嫌疑人,你开动开动脑筋,想一想有哪些特殊作用的侦查手段。”

还有哪些特殊手段呢?晚上睡觉时,曹纯之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想着怎么破案,可是知道的信息实在太少了,一时间无从下手。

这时,曹纯之干脆起来,打开台灯看书。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每当案件没有眉目时,就会拿起书看看,一方面是让大脑休息休息,另一方面看看能不能从书里找到破案的灵感。

这一次,曹纯之拿起的是一本《政治经济学》,其中一章讲到了价值法则,也就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受这个规律的支配。

那么,特务的活动会不会也受此支配呢?曹纯之脑中突然灵光一闪,对,经费。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大陆留下了大量的特务,这些特务进行间谍活动所需的经费,都是由台湾方面发放的,通常是以汇款形式进行,通过查汇,肯定能找到里面的蛛丝马迹。

说干就干,曹纯之立即敲开了侦查员成润之的房门,当即说出了他的想法,查所有从国外汇给北京的款子,以及汇款人的姓名。

成润之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曹纯之此举是何用意,曹纯之解释道:

“有哪个傻瓜肯不要钱,拼了命去干反革命的勾当。”

这么一解释,成润之顿时就明白了曹纯之的用意,第一天一早,成润之便分配任务,调集相关人员去银行查汇。没有任务的同志,则一律待在家里,避免走漏风声。

然而,在北京一连查了两天,都没有查到可疑线索,难道是侦查方向错了?曹纯之将心中的疑惑告诉了杨奇清。杨奇清听完,哈哈笑道:

“北京没有,就到天津去查嘛。”

对啊,天津!这让曹纯之一下又燃起了希望,将搜寻工作扩展到了天津。终于,案情有了突破性进展。

嫌疑人是北京新侨贸易总公司的一名员工,名叫计采楠。从汇款记录上看,计采楠最近收到过好几笔香港汇款,数额比以往汇款数额较大,而且每次都是汇到天津银行。

计采楠明明是北京人,为什么会舍近求远,让香港那边把钱汇到天津呢?经过背景调查,曹纯之发现她在香港并没有亲戚朋友,那么,这几笔来路不明的汇款,到底是谁汇给她的呢?她又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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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采楠

很快,曹纯之向杨奇清汇报了这一情况,有着多年侦查经验的杨奇清一听,便知道里面肯定有猫腻,他拍着曹纯之的肩膀,兴奋的说道:

“有事干了,老曹,你马上调动最精干的侦查力量,抓住计采楠不放,破案缺口很有可能就在这里。”

通过调查得知,北京新侨贸易总公司是海外侨胞投资组建的一个股份公司,董事长是一位海外华人,复姓司徒,名美堂,而这位计采楠则是公司的股东之一,但是平日里她不在公司上班,也很少来公司。不过,公司里有一个名叫孟山的职员,是计采楠的情人,他经常到计采楠那里幽会。曹纯之决定,调查孟山。

每天晚上,曹纯之都会来到杨奇清家中,汇报案件进展。而杨奇清则会否定掉许多不必要的跟踪对象,避免走弯路。

一天,曹纯之向杨奇清汇报,和孟山接触过的一个乡下老农,看上去非常可疑,侦查员在跟踪时,他频频向后查看,面色慌张,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杨奇清听后微微一笑,当即就排除了乡下老农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嫌疑。

这下轮到曹纯之疑惑不解了,他不明白杨副部长为什么就能断定老农不是特务呢?杨奇清看出了曹纯之的疑惑,点了一根烟,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想想,一个乡下农民进城,看到后面有个小伙子在跟踪他,能不慌张吗?他频频向后张望,恰恰证明他没有反侦察能力,如果真的是特务,这样做早就暴露自己了。”

听完杨部长的分析,在场所有人都不禁心生佩服,点头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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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起获国民党潜伏电台,毛主席访苏行程圆满结束

1949年12月6日傍晚,从新华门到北京前门火车站,一路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街边的擦皮鞋的、卖糖葫芦的也明显比以往多了起来,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人的动作并不熟练。

没过一会儿,一辆军用吉普车从新华门缓缓驶出,坐在最后排的,是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他面色严峻,目光如炬,打量着沿途的警卫部队。

看到沿途战士在寒风中一个个精神抖擞,军容整齐,他那严肃的脸上,这才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经过连日的准备工作,终于到了毛主席正式启程出访苏联的日子,作为总参谋长,他要确保万无一失。

晚上8点许,一支由几辆黑色轿车组成的车队,缓缓驶出新华门,坐在中间那辆车里面的,正是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前门火车站戒备森严,警戒战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城墙上凡是枪够得着的地方,都安排了岗哨。

平津战役,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以傅作义为首的几十万华北国民党军放下武器投降,接受整编,我军兵不血刃占领北京。但是,在这平静的外表下,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国民党特务潜伏其中,伺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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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台湾方面通过北京地下电台获悉了毛主席出访苏联的战略情报,并扬言要有所动作,所以毛主席此次出访的保卫工作,都是按最高等级来做的。按照时任铁道处保卫处处长任远的话来说就是:

“就是一只鸟想飞过去,都甭想。”

就在毛主席的安保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的同时,北平潜伏地下电台的侦破工作也加快了脚步。

一天,我方打入新侨贸易公司的侦查员报告,孟山要赴天津。得知这一情报后,曹纯之立即做了安排,外线小组对孟山进行跟踪,而他自己则先行一步,到孟山要取款的银行等候。

果然,没过多久,天津某银行大门走进来一男子,只见他年龄约30岁, 梳这分头,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穿一件蓝色咔叽布中山装,看起来斯斯文文。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曹纯之跟踪已久的孟山。

虽然亲眼目击孟山从银行取走一大笔款子,但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曹纯之等人并没有惊动他,而是让他顺利回到北京。

当天晚上,曹纯之又来到杨奇清家中,分析案情。结合种种情况推演,大家一致认为,孟山虽然和计采楠走得很近,而且帮她去过天津银行取钱,但他应该不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只是贪图小利帮忙而已,真正的特务另有其人。

那个隐藏特务到底是谁呢?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案情有了新进展。

根据侦查发现,计采楠有一个弟弟,名叫计兆祥,此人是日据时期,伪北平特留警校的最后一批毕业生,接受过专业的特务训练。

而且,我方之前早就监听到一道可疑电波,从宣武门移到前门外后,又转移到了南池子上空。而此时计兆祥正居住在南池子九道湾,宣武门、前门他以前也居住过。

结合这些情况,基本上可以初步确定,计兆祥就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谍报人员。

为了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同时也为了侦查计兆祥有没有同伙,公安部李广祥处长和苏宇涵副处长亲自布置,在计兆祥所住的的大院内安插了“内线”。

夜深时分,侦查员通过细小的窗帘缝,看到计兆祥的屋内灯光频频闪动,这正是电台发报的指示灯。经查实,电台活动时间与我方监听到的国民党地下电台活动时间一致,计兆祥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身份确认无误,剩下的就是抓捕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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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

这时,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返回北京,他早就听闻这个案件,并且非常重视,决定亲自坐镇,主持抓捕工作。

首先,他主持了案情分析会,肯定了曹纯之等人的判断,认为计兆祥才是真正的国民党潜伏特务,台长、特务、译电和情报等工作都是他一人所为,其他人与计兆祥只是一般的联系,比如帮他取钱、租房等,他们对计兆祥的间谍活动并不知情。这样就阻止了案件扩大化。

李克农表扬曹纯之和他手下的侦查员,他兴奋地说道:

“毛主席从苏联回来,发表中苏友好公报,是对蒋介石的第一个打击;紧接着发布我公安机关破获国民党潜伏电台的消息,这是对蒋介石的第二个打击。公安部的同志,好样的!”

话音刚落,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随后,李广祥处长拿起笔,在侦破国民党潜伏电台的命令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交给行动小组的侦查员,正式下达抓捕命令:

“立即逮捕计兆祥,起获敌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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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兆祥

而此时的计兆祥还沉浸在他升官发财的美梦中,对此毫不知情。此前他因为向台湾透露毛主席访苏的消息而立功,由少尉台长一跃成为少校台长,并且得到了很多金钱奖励。现在,他正洋洋得意的在房间研究报纸,企图探听出毛主席回国的准确时间,好再邀上一功。

正在这时,门突然被撞开,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侦查员亮出逮捕令,将计兆祥抓捕归案。但是狡猾的计兆祥却不甘被捕,他虚张声势的喊道:

“你们是谁,凭什么抓我?”

侦查员并不理睬,开始搜查屋内,可是搜了好几轮,都没有发现电台。如果没有电台,就难以结案,特务也不会认罪伏法。焦急之下,侦查员将电话打到了指挥部,请求支援,守在指挥部的曹纯之闻讯后,立即出发,来到现场。

曹纯之在房间踱了几圈,敲了敲墙,又踩了踩地板,没有发现地道或夹壁之类的暗道。见了鬼,这么大一部电台,能藏到什么地方呢。曹纯之心中也不免发急,但是他没有表露出来,而是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让自己冷静一下。

就在这时,曹纯之眼睛无意瞥到房顶天花板上,贴着一张牡丹图,他嘴角漏出一丝冷笑,谁家会把画贴在天花板上。

随即,曹纯之用手一指,让侦查员上去把画拿开,果然,这张牡丹图遮住了一个洞口,一推就开,里面电台、电器仪表、密码本一应俱全。铁证如山下,狡猾的计兆祥再也无法抵赖,对他的特务身份和间谍行为供认不讳。

第二天,李克农亲自来到侦查科,提审计兆祥。他拿出一份电文,命计兆祥发给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电文内容如下:

毛人凤先生:

被你们反复吹嘘的万能潜伏台已被起获,少校台长计兆祥束手就擒。今后,凡贵局派遣的特务,我们将系数收留,恕不面谢...

后来,据被捕的台湾间谍供认,毛人凤接到这封电报后,半天说不出来话,蒋介石更是气的连骂三句:娘希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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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兆祥被捕

1949年2月26日,毛主席访苏结束,与随后而来的周恩来一同回国,当乘坐的苏联专列抵达中苏边界的满洲里车站时,换乘早已准备好的我方专列开往北京。3月3日深夜,经过半个多月的旅途生活,毛主席一行抵达北京,坐上专车离开车站,至此,访苏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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