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下观的升华
毕竟先秦时代，人们的生产实在太落后，交通工具也相当的简陋，很难到达更远的地方，人们更多地依靠传闻，再加上已有的经验而加以想象，或许是为了获取对未知世界想知而未知的一种安慰，或许是出于猎奇的心里，这种想象的图像必定会被主观的思维所扭曲，想象犹如一面放大镜，将现实的影像夸张放大到书本文字中。有时，想象也会制造一种无中生有的效果，如《山海经》中海外经提到的关于“狗国”的描述。
从以上对“天下”四方边界的描述来看，东、西、南、北极至之处，均是人迹罕至、杳无人烟的地域，四方可称得上是绝域。先秦时代的“天下”边界，既不是一座壁立千仞的确定高山，也不是一条深不可测的指定河流，它应该是与人的活动范围有关联。
在那些不适于人类生存的地域，如《禹贡》中的东之于海、西之于流沙，或者如《楚辞·大招》中的四至——妖魔鬼怪、魑魅魍魉——之地，那里成为了“天下”的尽头。这实际上在暗示着，“天下”是关乎于人的天下。
“天下”的内涵渗透了人文的意蕴，这意味着“天下”观念的产生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甘怀真在《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的序言中写到：“天下是民的合理生存区域”。之后又有类似的语句：“天下即下民生存的领域”。
甘怀真先生的这两句话凸显着“天下”和“民”的关联性，这里所说的“民”是相对于“上帝”来说的。他对“天下”的解释并非空穴来风，从先秦诸子的言论中，可以找寻到蛛丝马迹。如孔子曾言：“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口中的“天下归仁”，当指天下之民或者说天下之人归于仁。
孟子也曾言：“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为人君者应以天下之民的“乐”或“忧”为大事，这样没有不称王的，即孟子所谓“不王者，未之有也。”这里孟子用双重否定的语气强化着重视民政的重要性。在先秦的思想家那里，“天下”的观念蕴含着一层民本的色彩，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使其无饥无馁，成为了“天下”观念价值确立的重要原则。
“天下”除了上面提到的拥有民本色彩之外，它更多地充当了政教秩序与政教理念的布道者。《诗经·北山》中有一句话被历代帝王奉为至宝，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应该覆盖至天下的每一个角落，天下之人也都应该是高高在上的王的臣民。“王”与“臣”这两个描述身份的字眼是对应关系。两者在地位上是有落差的，而落差意味着上下秩序，这种秩序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它适用于普天之下。
《诗经》中的这句诗，在强调因身份地位的落差而产生的秩序具有普遍性的同时，也在拱卫着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天下”是以王为核心的一元政治结构体系，“普天之下”就是王化所及之处，“率土之滨”就是王德所施之疆，就连《禹贡》中的“天下”边界所至也仅是“声教讫于四海”之地，“天下”观念的重心越来越倾向于政治、文化方面。余英时先生在《剑桥中国史》中直言道：“天下则是较纯粹的政治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