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延宜（山东）
1980年9月至2001年12月，我是在军营里度过的，虽未吃过什么大苦头，没有见过什么“硝烟”，但却“摊上了两件大事儿”—— 20世纪末，中国人民解放军震惊中外的两次大“动作”：一次是80年代中期的百万大裁军，另一次是90年代中后期的裁军五十万。我作为一名基层军官有幸亲历之，可谓苦乐参半，终生难忘。
1980年，我从滕州一中高中毕业后考入了空军第一航空机务学校。1982年8月，军校毕业后提了干（副排职），被分配到了兰空原空军航空兵第四十六师修理厂，见习一年后，任军械师（正排职）。虽然部队驻守在位于河西走廊、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离家又较远，但对于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说，这都算不了什么。我服从领导，安心部队工作，思想上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次年9月，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谁知，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减少员额100万。同年10月，我所在的师即宣布了撤编令。尽管事先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政治教育，打下了“预防针”，但事到临头，大家一时还是难以接受。暗暗流泪的有之，公开宣泄的亦有之。一些小营具被人拿去换西瓜等吃了，修理厂突击花钱买的毛毯等发下去后，结果被人举报了，又被追缴了回去，有人甚至一把火点燃了一三七团机务四中队的菜窖……一些刚办完家属随军手续不久，被窝还没有暖热乎的军官就被编余列入了转业的名单中，偕家眷流着眼泪离开了眷恋的军营；一些干了一二十年，正有望准备提升的军官，一些打拼了五六年，正准备改为志愿兵的战士，都不得不脱下军装转业、复员回了原籍。
而我们这些“学生官”（部队对直接从地方学校考入军校者的称呼）有想走（转业）的，却还走不了呢，因为我们年轻、有文凭，也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部队建设正需要我们这些知识型的年轻军官呢。没过几天，我就接到了“委任状”，到空六师的十七团机务四中队任军械分队长（由正排职提升为副连职），可谓因“祸”得福了。
该团在我们的原机场驻扎训练了一年多之后，因不同师的两个团（另一个团为原空四十七师的）共用一个机场训练存在扯皮现象，飞行事故频发，就奉命搬迁到了师部所在地，离大城市近了些，气候及生活条件都有所改善，离老家也近了千里路呢。在新单位里，工作性质与以前基本相似，即做飞机的定期检修和零部件的修理工作，工作比较顺心，所带领的分队连续三年荣立集体三等功，我个人也因此立了个三等功。1989年2月，我被提升为该中队政治指导员，成了一名连队政治主官。1993年6月，我又被提升为该团飞行二大队副政治教导员代理政治教导员，1995年2月任政治教导员。1995年9月至1996年2月，我到上海原空军政治学院参加了中级飞行政工班的培训，可谓前途一片光明。
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1998年8月14日，我所在的团又突然被宣布撤编了，所在的师保留番号与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师（撤销番号）合并了，但师部搬迁至对方驻地去了，师主要领导也是对方的。因对方机种先进，地理位置重要，所以，这次整编虽然把我们这个老牌部队师的番号保留了下来，但实际上还是等于被对方“吃掉”了。大家心里一片冰凉。上次撤编时的情景，这次或多或少地也出现过，但毕竟已过了十三年了，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人心，官兵们的思想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对部队的眷恋程度也有所减轻。总的来说，这次整编进展得还算比较顺利。纳编的有的被分到了本师的另一个团，留在了原地，有的去了银川，有的去了新疆等。编余的战士即时办理了复员手续，军官次年就安排了转业。
我呢，这一次，可远没有上一次幸运了，因年龄偏大、文凭（中专）偏低、任职时间偏长，一下子被编余待岗了。由于家属已随军在部队生活，父母亲已去世，无后顾之忧，所以，我想继续留在部队干；组织上考虑到飞行大队政治教导员这个岗位的特殊与重要性，以及我的一贯表现，也有意把我留下来待安排。这样，我就先被留了下来，但一直没有等到合适的岗位。1999年、2000年，我先后奉命代表师、军区空军奔赴东北、西南十余个省（市）的20余名飞行员家中，进行了两年一次的家访，为部队有针对性地做好飞行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也让我在心理上得到了些许安慰。
更难忘，2001年转业时，开始有了自主择业之选择，即“担任团级职务的军队转业干部或者担任营级职务且军龄满20年的军队转业干部，可以选择计划分配或者自主择业的方式安置。”根据自己和家庭的实际，又询问了家乡往年军转干部的安置情况，我痛下决心，成了首批“吃螃蟹者”。说句心里话，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在部队奋斗了20多年，又经历了两次大裁军，能熬上个正营职空军中校军官，实属不易，一下子削官为民回来见父老乡亲，心里不好受，面子上也觉得过不去，更不用说对子孙后代前途的影响了，这或许也就是众多符合条件的军队转业干部不愿意去走这条路的最重要的原因吧。
我虽然削官为民了，但还按月领取国家发给的退役金，享受滕州市同级别公务员的住房、医疗和取暖补贴等待遇，即使不再干什么了，生活水平在我们这个县级市里也不算太低，心里倒也知足。据了解，2001年至今，我市仅接收了60名像我这样的军转干部，这是一个极特殊的小群体，比较孤单，但我却得到了滕州日报社、大众日报社、龙泉街道和住建局等单位不少好心人的热情帮助，不胜感激，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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