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29日，一列从连云港开出的闷罐车，沿途走走停停，拉上站台上一队队穿着军便装、肩背背包的退伍兵，一路向北而来。那个坐在车厢一角、不言不语打着盹的，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郭朝品。
阴差阳错去种地
郭朝品，是前来支援石油大会战的10万转业官兵中的一员。
“闷罐车咣当3天多，在喇嘛甸火车站停了下来。站台不宽，我们一下车，把整个站台挤得满满当当。”郭老说。
“我们这批退伍兵，军政素质相当高，当时天下着大雪，落到地上有半米多深。我们这些人，没有预先准备，还穿着很薄的部队配发的夹袄，冷风一吹，虽然冻得受不了，但一个个站得笔直，整个站台鸦雀无声。
“一会，来了位油田上农副业科的领导。他说，交给我们一个光荣艰巨的任务，因为粮食供应紧缺，为了保证石油会战顺利进行，需要我们到刚建立的机关农场，开荒种地，解决前线吃饭问题。我们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听完讲话，二话没说，登上站外的解放车，向目的地马家窑开拔。
“为了用水方便，宿舍搭在一个泡子边上。幸运的是，分给我们的两顶帐篷是棉的，看起来很厚。虽然当时已是初春了，但在这无遮无挡的荒原中，孤立的帐篷再厚也扛不住寒风的持续攻击，小风专找缝隙钻，整个帐篷里妖风乱窜。睡觉要头戴棉帽，身穿棉衣、棉裤，甚至大头鞋，再盖上单薄的军被，全副武装，才不至于被冻醒。
“说农场所刚建!一点不假，农场连工具还来不及配齐，再加上北方的节气照南方至少要晚上一个月，为了不窝工，场里要求我们跟着一台大解放，在战区范围内捡粪积肥，积到的农家肥再埋到地里发酵，等待播种的开始。
“地是生地，我们这50多人，大多来自农村，农活对于我们来说是轻车熟路。但这么大片的地要翻整，要犁出垄来，没有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就凭人工实干，着实让我们这些远离农活多日，又难忍寒冷的老兵，吃了不少的苦头。有的人因遭不了这个罪，在夜晚连行李、工作关系、户籍关系都没要，不辞而别，当了逃兵。
“当时，我知道他们私下里嘀嘀咕咕，趁夜深从我身边溜走的事。我那时候就想，跑哪去，这年头，上哪都一个样，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春种刚完，农场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消除‘跑路同志’对我们心理上产生的不良影响，给我们放了探亲假。就是这个探亲假，让我差点没回来。”
探家差点没回来
“那时出门，没有身份证啥的，身份主要靠组织上给开个介绍信来确认。当时，不知道是正规的介绍信没印好，还是办事员不明白，给我开介绍信时，没找到纸，正好边上我的小孩在写作业，就在他本子上扯了张带方格的纸，就这么手写了个介绍信，盖了个公章就交给了我。我当时挺犹豫，还多问了一句，对方说有公章没问题，我也就不好再说啥了。
“回家还算顺利，返程时出事了。中间在徐州站换车，把介绍信送进售票口，售票员警惕地看了我半天，可能她也是头一回看到这么简陋的、随便的介绍信，盘问了我一六十三遭，还是把介绍信给扔出来，说介绍信的时间过期了。我拿着一看，可不是，超期了。这可怎么办呀?那个年代没有介绍信，别说买票，就连住个店都不行，简直是寸步难行。
“忽然，我发现有个警察朝我的方向走来。对，有事找警察。我和警察讲了我的难事。一唠，我们都当过兵，又知道我是石油工人，他非常热情，把我请到他工作的徐州市公安局。多方联系，终于联系到了会战农副业处的蔡处长。蔡处长一听是我，张口就说：‘我以为你趁机跑了呢!没想到你是回不来了，回来就好，你是好样的!要啥我给你提供啥。
“按照程序，蔡处长以会战指挥部农副业处的名义，给徐州市公安局打了电报，证明我的身份，在公安局的帮助下，我才买上了返回大庆的火车票。”
破获猪案还清白
回到油田的郭老，接受了一个新任务——养猪。
郭老说：“让咱干啥就干啥，有啥说的。交给我时，圈里大大小小的猪有50多头。在我的精心饲养下，到了下半年，数量达到了108头。”
“看着一群胖胖乎乎的猪，自己就有着使不完的劲，特有成就感。
“人都说：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这话真不假。有一天，猪和往常一样，吃完了白菜、土豆、杂粮烀出的猪食后，不明原因倒下了一大片，只剩下8只没抢上槽的猪还活着。这是咋的了?是得了猪瘟还是有人下毒啦?看着我的劳动成果就这么毁于一旦，我的眼泪一双一对地往下掉。
“这在那个讲阶级斗争的年头可不是件小事。当时会战指挥部派了一个排的消防员，把案发的猪舍封锁了起来，一来保护现场不被破坏，二来在没弄清原因之前，也怕附近的老百姓偷走吃掉，再出问题。公安人员现场还提取了当天猪食的样品，并带了一只小猪送往黑龙江省公安厅检验。农副业科的主管领导和我被请到二号院的门卫室，保卫科的同志很客气，说在事情没有查清之前，暂时留在这委屈两天。
“咱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好吃好喝，没有人看着我们，我们也老实地没动地方。等就等吧，反正我也想知道猪是因为什么死的。
“没过两天结果出来了，既不是猪瘟，也不是人为投毒，是因为冬储大白菜堆在一起，不通风，产生了亚硝酸盐，猪吃了中毒死了。
“猪案大白于天下，我自然又回到了饲养员的岗位重操旧业。”
土豆施救饥饿人
在那个粮食极其紧张的年代，机关干部下基层义务劳动最爱来农场，因为在这即使干上一天的累活，最起码能吃上三顿的饱饭。所以，机关干部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中溜：“三个人的活两个人干，抽出一个去会战。”这个会战，指的就是去农场义务劳动。
“那时候，农场再穷，吃还是不成问题的。”郭老说。
“那时的人都相当自律。知道到农场来劳动能吃饱，轮到这个机会，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孩子妈妈，都不舍得吃，把分给自己的那份用手绢偷偷包回家，给孩子或老人吃。
“有一次，职工医院的一个大夫，吃完饭，在我工作的猪圈边上转来转去。和她一聊，她红着脸说，不怕你笑话，家里什么也没有了，孩子多，又有老人，农场分给她的饭不够他们吃。她看到猪圈边堆着些冻土豆，想要一两个回去。听到这我眼泪都下来了，赶紧进屋，给她拿了几个没冻的土豆。她千恩万谢，都要给我跪下了。
“这以后，我常从农场淘汰或是冻坏不用充当饲料的土豆中，挑些冻得轻的能吃的，存在布袋里，等着大家来取。可是，许多人好面子，怕别人看见偷拿猪食吃，给我找麻烦，都不主动来拿。
“我也了解他们的想法，每次知道有机关的同志来农场干活，我就把像样的土豆用绳串起来，挂在房檐下明显的位置，有和我熟悉的，知道我的用意，晚上临走时，不和我见面，趁着夜色，把土豆拿走。
“后来，这事儿很多人都知道了，但都秘而不宣，每到晚上，认识不认识的人，都会悄悄地到我的房檐下取走土豆。就这么着，挂挂取取的，直到粮食不紧张、大家都能吃饱时，才结束。”
郭老说：“那些冻土豆，对农场来说，就是淘汰成喂猪的饲料的东西，没人稀罕。但对于饥饿中的人来说，那是救命的家伙，我不求什么感谢，也不想让谁记住我，只是想，在人有难处的时候，自己能力所能及帮上一把，这才叫雪中送炭吧!”
红色传承：善良老父亲让我感到光荣和自豪
讲述人：郭运成(郭老的儿子)
我和父亲工作在一个矿，虽然不在一个单位，但矿里的千八人里，许多人和父亲都熟悉，他们都有一个评价：老郭是个真正的心地善良的好人。他在那个年代不知道捡了多少这样充满善意和真情的土豆，又因为这些土豆救了多少饥饿中的人和家庭。我每想到这件事，想到他不求回报，默默地为相识或不相识的人送走饥饿时，我都对眼前的老父亲心生敬意。作为他的后代，我感到特别的光荣和自豪。
他们那代人是无我的，一切为了利他，只要能为困难中的人出一份力，都愿意全心全意去做，这份朴素的、发自内心的善良，他自己并未在意，但受他恩惠的人都会记忆终生，这正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记者 伏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