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口唱大戏，搬闺女，接女婿，没脸儿的外甥也要去……”这该是我小时候的启蒙歌谣了吧，也是那时最普及的儿歌了。
那时每家都有几个孩子，冬天坐在热炕头上，外面是大雪纷飞，没有电视，没有漫画，更没有精美的玩具。于是，我和妹妹对面坐，脚抵脚，手拉手，前后晃动着身子，口里念着歌谣，直到母亲大声勒令我们睡觉。现在想来，那实在是很科学的律动训练，可见，老一辈流传下来的东西往往是有着绝妙的内涵的哦。
从记事起，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看大戏。那时的大戏其实就是十个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平原作战》、《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海港》、《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白毛女》这十个戏。后来人们回忆那时就会不无揶揄地说，那时是十亿人民十个戏啊。尽管如此，可它们毕竟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一笔或浓或淡的看戏情节。
我们家住在小镇的边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城乡结合部。县局团就在离我家不到一千米的街上。春天刮大风时常听到风声里夹带着锣鼓点和女角尖挑的高音。而我和妹妹放学后呆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剧团大院，我们俩口袋里装着炒熟的花生或大豆，看着演员们懒洋洋进出的身影，有如现在的粉丝们追明星一样的激动。
由于我们去的多，渐渐和那些“李铁梅”、“沙奶奶”们熟络了起来，她们有时会给我们梳小辫，用一些做道具的红绸条给我俩头上扎蝴蝶结，于是，我俩就美得晕晕乎乎，几天不肯让母亲重新再梳头。
《沙家浜》里有个看病的大夫，由一个帅帅的小伙儿扮演，我们特别愿意看他出场，大概由于是地下工作者吧，戏份很少，可阿庆嫂也是地下工作者啊，为什么总在那里唱？当时的怪念头就一直留在了脑海里。扮演“阿庆嫂”的美女很少理我们，她很漂亮，用现在的话来说该是气质很好，别人都有或长或短的刘海的，可她没有，光洁白净的脑门在阳光下闪着柔和的光，出出进进都带着傲气，于是在我的心里有了一句话——神圣不可侵犯。可这是我们当时作文里形容祖国疆土时用的最多的一句话啊。
后来有一天，看到一个邋遢的男人拖着一个同样邋遢的男孩子去找“阿庆嫂”，而那个高傲的她正在与“参谋长”和“胡司令”进行着那场有名的智斗，她下来到那男人身边掏出一串钥匙塞给了他，还说了一句要他去买白菜之类的话，顺手给那孩子擦了一把鼻涕。我一连几天没去看戏，心里有种隐隐的不舒服。
孩子的心像天上的云，不久就散得无影无踪了。我和妹妹照旧背着书包流连在那个大院。
（二）
在那个饰演“程书记”的大哥哥吃了我们几次炒花生之后，决定带我们去看戏。那是我第一次进县“人民剧场”。“程书记”让我们跟着他在剪票之前从侧面的小门进去。我和妹妹一边一个紧拉着他的手，无比荣耀又无比紧张地进了剧场。当时的感觉到现在基本只剩下了“金碧辉煌”四个大字了。大哥哥把我们俩按在两个座位上之后就去后台化妆了，我俩就有了一种孤独无援的感觉。那天看戏时前半截只怕有人来查票，紧张着，后来竟渐渐睡着在坐椅上了。醒来时所有演员正谢幕，我们迷糊着和大家一块拍手。出了剧场，天快黑了，天阴着，我拉了妹妹的手，飞快地向家里跑去。
等我上了初中，就很少往剧团大院跑了，一是自己长大了，有点不好意思，二是功课多了，老师父母都不停地施以学习的压力，再没有闲心玩耍。有一次街上碰到大哥哥，他很高兴地告诉我，剧团可以排练古装戏了，他演《白蛇传》里的法海，我当时答应他公演时去看，不知道什么事耽误了，我始终没看成他饰演的法海。
我的父母从来不去买票看样本戏，当然也不带我们去。在他们眼里，那不叫戏。我知道他们说的戏是被报纸上叫做牛鬼蛇神的东西。
我父亲是个小学教师，长得高高大大，爱打篮球，会拉京胡，也很爱听京戏，他说戏是用来听的，不是看的。椐他自己说能连拉带唱全本的《龙凤呈祥》。我听的最多的是他在喝二两散装白酒后唱那段“劝千岁”，“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听老臣从头细说根由……”真是紧拉慢唱，一唱三叹的感觉。他还爱唱“孤王酒醉在桃花宫……在那一刻，他似乎真忘了自己只是个小学教师，说不定觉得我们几个孩子都是他的臣民呐。
母亲也喜欢戏，但她最喜欢的是晋剧，即山西梆子。我们所在的小镇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处于河北和山西的交界处，所有的习惯包括饮食起居文化都兼具两省的特色。仅戏曲就有河北梆子，山西梆子，京剧，二人抬，二人转等多种地方文化特色。
母亲爱听戏，但很少开口唱。往往是家里过节，有好菜，父亲喝了酒，然后就不要母亲去做家务，一家人围坐在炕上，火盆里炭火红红的，听父亲唱戏。当然，门要关好，窗帘要拉紧。一会儿，哥哥们就会弄些玉米、土豆放火边上烤着。父亲不时给吱呀的京胡抹些松香，唱到兴头，就力邀母亲给他配戏。他们唱过《打金枝》、《甘露寺》、《捉放曹》什么的，合作最好的就是《坐宫》了。有时母亲记不住戏词，就笑着不肯接了，父亲会很惋惜地一个人唱下去。
十年前父亲病逝了，此后母亲很少听戏，前年母亲八十大寿，我给她买了新手机。可惜她听力不行了，听着费劲，只把那些视频翻来复去地看。
（三）
斗转星移，一转眼过去了十几年。和我朝夕相伴的不再是父母，而是据说可以托付终身的丈夫。他不喜欢听戏，也没时间坐下来从容地听戏。他要想怎么才能挣更多的钱，怎么帮别人办事和怎么让别人帮自己办事，我们俩一周没有几次一块吃晚饭的机会，也就没有几次能坐在一起看电视，即便有了这样的机会，两个人都喜欢的节目又几乎没有。
生活就是这样，忙碌、平凡，但必须天天这么过。见面的时候，说的都是最乏味但不能不说的事情：孩子的学习退步了，要不要换学校；房子的装修又有了什么问题，谁去交涉；车买不买，有没有必要；老家的亲戚来治病，要联系大夫，要请客；他的侄女我的外甥都要结婚了，给多少钱……就是这些说出来和浪漫丝毫不沾边的事情充斥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像泡沫，越搅拌越多，越多占的空间越大，于是，留给我们俩的空间就越来越少。
年轻的时候不服气，试图走出这种日子，结果“千山万水走过，原来你还在这里”，生活平心静气地等着我们觉悟，终于又回来了。从此，明白，生活本来就是如此。
年纪换来的是很无奈的满足，于是不再奢求。去年正月里，北京京剧院来本演出，我早早定了两张戏票，丈夫听到了，很是紧张了一回，后来看到我和女友收拾一番后相携去“看大戏”，才把心放回肚子里，讨好地说：看回来我请你们吃饭吧。
其实，相爱不一定要绑在一起，尤其不可把自己的习惯、兴趣强加于人，自己找乐子，各得其所，也未尝不是一种和谐。
想开了原来竟是如此简单，我喝我的咖啡他喝他的茶，他打他的麻将我上我的网，他看相声小品开怀大笑，我看言情小说泪雨纷飞，他有应酬需要我出席时我不再拒绝，也可以和他的上司弟兄推杯换盏，而他也能在我晚归时开车去接以满足我小小的虚荣。
有个女友曾好奇地问我，你们怎么能谁也不管谁啊，我说：我们觉得这样子很好啊。大上个周六，我们这里大面积停电，碰巧我俩晚上都没有应酬，我决定点着蜡烛包饺子，他拌馅，我和面，他擀皮，我包，也许是没电的情景唤起了少年时的记忆，他突然想起了许多革命歌曲和样板戏，就那么一首接一首的唱，一曲接一曲的哼，当锅里的饺子沸腾时，一片光明，来电了。与此同时，手机响了：三缺一，快来！
生活又回到了日常的轨道，我看着满桌的饺子，知道又要自己吃几天了。电脑里张火丁的《望江亭》还是那么好听，倒一杯红酒，竟然没有落寞和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