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廖仲恺（1957年）

何香凝

1897年的10月底,我和仲恺在广州结婚。

仲恺比我大两年。他自小在美国生长,十七岁才陪同患病的母亲一起回到祖国,不几个月,他母亲便逝世了。那时,他的父亲还在美国旧金山汇丰银行做事,后来也在美国去世。仲恺的哥哥在满清政府里做外交官,虽然父亲剩下的线不多,可是他却都把它拿到官场中作为充排埸的资本去了。仲恺回到中国以后,寄住在他叔父家里。他叔父也是满清官僚,曾经做过洋务总办、招商局总办和电报局总办等职务,生活自然更加奢华和阔绰了。仲恺从少年时就因目睹官僚、买办阶级的腐败气氛,及至长成,听到戊戌政变和日本明治维新的事,深有感触。在当时,中国读书人赴日留学成为风气,仲恺于是也希望能去日本留学。可是他的父母已死,哥哥亲戚虽然都在官场中纸迷金醉,可是没有一个人肯帮助他,他想去日本也没有盘缠。他为前往日本留学的计划无法实现,常常唉声长叹。后来,我为了玉成他出国求学的志愿,变卖了我娘家给我陪嫁的所有妆饰物,连同私蓄一千多元,才算筹得盘缠和留学用费,我们二人便先后东渡日本。后来我们在留学过程中经济发生困难,也是由我的娘家帮助的。

仲恺在日本先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后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专攻经济,并在东京认识了黎仲实、朱执信、苏曼殊、胡汉民等人。1903年,我们认识孙中山先生,我们两人先后参加了同盟会, 开始进行反满清革命及联络青年学生和华侨的工作。日俄战争前夜的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相当活跃,仲恺在学校中也逐渐受到影响。

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发刊,鼓吹革命,仲恺常有投稿,向读者宣传反清救国及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当时介绍社会主义思想最积极的人,是朱执信,他把“资产阶级”译作“豪门”,把无产阶级”译作“佃民”。仲恺和执信是最好的朋友,思想也接近,仲恺写交章，用的笔名是“屠富”。清朝执政当局,便将这批参加同盟会的革命青年视为大逆不道。我本是香港富商的女儿,因而也不免带有那种家庭的习气。仲恺针对这点,多次对我阐述“豪门” 和“佃民”之间的区别，向我灌输进步思想,进行教育。

1904年,仲恺奉孙中山先生命,自东京潜赴天津筹设机关,和法国社会党人 Boucopaix联络，因而1905年间同盟会在东京开成立大会时仲恺没有在场。

仲恺在美国生,懂英文,当时凡是孙先生不亲自出面的有关和西方革命志士接洽的事,多派仲恺去。他那次去天津是秘密启行的。当他动身的时候,我有一首诗赠别他: 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 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

越年,仲恺又奉命回到东京。秋天,继续入学。那个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极为活跃,开始有中国留学生会的组织 ,常常聚会,纵谈政治,学生中革命派和保皇派常进行激烈辩论。在日俄战争以后,清廷的腐败无能更形暴露,学生中革命派逐渐取得优势。同年,中国留学生会改选,仲恺被选任中国留学生会会长。

1909年,仲恺在东京的中央大学毕业,再奉孙先生命赴东北吉林,想发展北方革命势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地随即响应,在南京组织了临时政府,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来和临时政府议和，清帝退位，建立民国。那时仲恺和他的哥哥都参加了议和的事。但是仲恺在临时政府这一边,他的哥哥却跟袁世凯站在另一边，兄弟两人立场不同，双方对峙，举行谈判，一时傅为新闻。

谈判之后,仲恺被派在北京,运动当时的议员 ,来反对袁世则。那时正是到处盛傅袁世凯将要进行大规模搜捕的时候，但是仲恺仍然决定留在北京,秘密进行活动，继续和伍汉池等人来往。然而他的行动已为袁世凯的密探注意到了。就在袁世凯下令捕人的前夜，有一友人跑来告诉仲恺说:“袁世凯明天就要到处捕人了,名单中有你的名字,你还是马上走避一下好!”仲恺连夜只身到天律去, 幸而兔遭毒手。在那一次被袁世凯逮捕而后来又被枪决的人之中,就有那时和仲恺时相过从的伍汉池。

此后,袁世凯更暴露出他的凶恶面目,派人暗杀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仲恺正与宋教仁在上海车站上并肩同行,宋教仁饮弹倒地,仲恺侥幸没有遇难。后来袁世凯撕毁约法,公然叛变,南京失守,军阀龙济光又通袁世凯,广东也失败,仲恺不得不仓卒离开广州。因为英国殖民政府拒绝让他在香港境内逗留,仲恺迫得再度亡命日本去了。

1914年7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仲恺和我都参加了。仲恺并被选任党财政部副职,积极随同孙先生到上海、广 东参加反袁、护法工作。1918年,孙先生在上海办建设杂志,仲恺亦时有投稿,协助宣傅。

那时孙中山先生已开始筹备和研究学习苏联的计划，并决定先派仲恺、朱执信和李章达等人到苏联去。后来因为一方面领取不到护照,另方面朱执信南下广东运动虎门炮台土兵起义,被暗杀,仲恺兼任执信职务,工作多,就走不成了。同时仲恺又接受了一个新任务,被派赴福建漳州和驻在那里的粤军陈炯明部队联络,准备打回广东建立根据地。于是苏联之行,便更加不能实现。

仲恺为了动员粤军打回广东,曾先后两次前去漳州,每次都住上两三个月。他一方面向陈炯明的部下熊略、锺秀南等人进行工作；另方面还替陈炯明部队筹募军饷,帮助他们克服财政上的困难,使他们得以顺利进军。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小住房,也曾作过一次抵押,借若干款项作为军费。所以当时留驻在漳州的那批粤军干部,对仲恺是有好感的。陈炯明后来不敢杀害仲恺,即渊源于此。

粤军回粤之后,陈炯明自恃有功,对孙中山先生心怀不服,并又和北洋军阀有所勾搭。孙先生北伐的时候,留守在后方的邓仲元是参谋长,廖仲恺是财政部次长,于是陈炯明先下手为强, 除了使人暗杀了邓仲元之外,又囚禁了仲恺。陈炯明以为这样就可以将留在后方的两根“眼中钉”拔去了。

我被带去石井兵工厂与仲恺相见，已经是他被囚后的第十天了。到了兵工厂,他们戒备得很森严。在一角小楼上,我见到了仲恺 ,但是被禁止说话。

我第二次去看仲恺时,已盛传着陈炯明要加害他的消息。这一次,戒备比以前更严了。那时仲恺大概也听到陈炯明将不利于他的消息,便作好了两首诀别的诗留给我。这次,我虽然仍没有能够和他交谈一句话,但是到底获得了他这两首饶有历史价值的诗。

留诀内子

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斗握杀刀。

又：

生无足羡死奚悲，宇宙循环活杀机， 四十五年塵劫苦，好从解脱悟前非。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是8月18那天，我又到白云山去找陈炯明。那时仲恺被囚已经六十多天了。到了那里,陈炯明出来见我,我就严厉地责备他。陈炯明还狡辩企图推赖,但终于自知理屈,而且见得那时孙中山先生已离广东,原在韶关的北伐军已离开了粤北,他觉得革命势力对他的威胁已暂时解除,踌躇再四之后, 便下令释放了仲恺,并叫人带我到兵工厂去。

我和仲恺回到家里,约在下午五时。我主张马上去香港。但是仲恺却因为陈军叛乱之后,执信学校被烧被抢。他一定要停留两天,设法保全他所发起、筹备、和纪念他最好的朋友的学校，并说:“学校是为纪念执信同志而创办的,不能任人家破坏。”我劝他 说:“只要有人在,学校即便毁了,以后还是可以再办起来的，你若是还留在此地,难免会再有危险”。因为我总觉得陈炯明之放他只是因为偶然念起仲恺在漳州时帮助过粤军,因而一时感情冲动, 又怕他的部下对仲恺还有感情,因而下令释放,并非是真心悔悟而放他,毕竟还是靠不住的。可是仲恺老是不肯动身。一直到了半夜三点钟,我们才出门,先坐了小船到白鹅潭,再登大轮直到香港去。别人一见仲恺,都十分惊奇,因为按当日的情况来看,谁也没有想到陈炯明竟会肯放仲恺生还的。

我们从香港到了上海,暂住在孙先生的家里。不久,苏联派了特使越飞来上海,直接与孙中山先生会谈。孙先生和越飞见了几次面,都为英国帝国主义特务走狗探悉。特务跟上了苏联特使越飞,越飞便不得不离开上海。但是,孙先生这时因事不便远行,而且又怕惹人注目,坏了事情,反而不妙,和越飞继续洽谈的这个责任,又落在仲恺身上。9月,越飞先去日本,仲恺和我随后亦到。我们这次行动极为秘密,对朋友都没有透露只字。当时仲恺的哥哥在日本做北洋政府的驻日本公使,我们自然更不敢让他知道内幕。不过估计到了东京之后,为了工作,我们如果能够住在仲恺哥哥的家里,当会更为方便。于是以带许崇清给他第六女儿做媒为掩护,使他哥哥不怀疑,并避开外人耳目,以利于与越飞进行会谈。仲恺的哥哥当然不会明白我们之到日本是为了越飞的,因而欢天喜地的招我们和他未来的女婿在他家里住下。我们就在这堂正的理由之下,利用了“公使馆”的有利条件,秘密地展开了和越飞会谈的工作。不料,即使是这样地煞费心机，我们后来也给日本的“特高课”跟踪上了。东京眼看也站不住脚,仲恺便迫得只有和越飞相约,各找借口去热海温泉会合,共同研究反抗帝国主义及中苏联系的初步意见。其后孙文越飞宣言签定便是由于仲恺和越飞二人在热海的会谈,准备了双方交换意见的基础,研讨了细节等等技术性的工作的。

孙中山先生虽然已开始和苏联联格,但还未正式开始改组国民党。因为一来那时还没有革命根据地,开会也开不成,二来在国民党内还须要经过一番说服教育的工作。1923年,孙先生为了要夺回广东这个革命根据地,便命令许崇智和利用杨希闵、刘震寰等分头从东江和西江直攻广州,驱逐了陈炯明。春天,孙先生由上海回到广州,任大元帅。但杨希闵等本身原来就是军阀并无意革命, 无非是借这机会在广州花天酒地,做他的盗贼勾当,贩烟聚赌,暴敛自肥,无所不为。杨希闵、刘震寰这批军阀的所作所为,都违反了孙先生的革命意旨,使孙先生十分激愤。至于在革命阵营外部, 帝国主义勾结各方面反动势力向广东革命政府施加压力,在这样内外的形势之下,广东的革命政府已到了存亡断续的关头。要想起死回生,只有彻底改组国民党,标明革命意义,团结真正革命的党员,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来扫除一切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势力。1923年冬,孙中山先生宣布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中左派力量和仲恺极力赞助, 积极参加筹备、策划的工作。改组以后的中国国民党,得到中国共 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极大支持和帮助,因而有了很大的进展。在国民党改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仲恺被选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农工部长。

仲恺对于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服膺到底的。他在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下从事二十多年革命斗争,他对“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深有同感。他在1924年,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在这时代,自己经济的基础是这样薄弱,而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是这样深重,若要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成一社会主义国家。”

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所以他能把孙先生的革命主张,始终贯彻执行到底。

苏联派来的鲍罗庭顾问和加伦将军先后来到广州,仲恺亲切地接待他们, 诚恳地和他们合作。然而当时的政府内部,除了仲恺等数人是竭诚拥护改组国民党,拥护三大政策的革命派以外,如冯自由、张继、胡毅生、邓泽如等都坚决反对改组国民党，反对三大政策的。这些人可以说是国民党中的反革命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