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快速全球化的过程中，领导者们应注意什么？

文/Benjamin Laker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新兴市场的跨国企业（EMNE）在决定对其外国子公司的控制程度时，需要仔细权衡自己的各种选择。它们应该将本国和目标市场之间的制度差距纳入考虑，以及推动它们全球化的动机。这是一个由来自英国、中国、新加坡和芬兰的学者组成的国际学者团队最近进行的研究所传达的信息。

在研究了迅速国际化的中国公司之后，该研究的作者——包括来自瓦萨大学（University of Vaasa）Innolab的Martin Meyer教授，以及阿伯丁大学商学院（University of Aberdeen Business School）的Zaheer Khan和Jie Wu教授——认为，成功的全球扩张取决于本土与外国市场的制度差距与新兴市场企业的子公司股权的适当水平之间的契合。扩张背后的动机将决定这样的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程度。

这一论断挑战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传统观点。举例来说，一个在过去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是，当在一个具有相当大的制度差距的外国市场上建立子公司时，迅速国际化的EMNE面临着有效运营、通信、整合和跨国界协调的挑战，而所有这些都导致了高交易成本。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成本和确保外国业务的长期增长，假定适当（高）的所有权程度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其目标。然而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也看到这种倾向引发了很多负面舆论，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就是例子之一，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政府对来自中国公司的扩张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所以到底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迄今为止，学者们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具体动机所起的作用关注甚少。阿伯丁大学、同济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的一组商学院研究人员，以及瓦萨大学InnoLab的研究人员为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项关键但长期被忽视的见解，鼓励他们在决定进入一个特定的外国市场时，重新考虑适当的所有权战略，因为与类似市场相比，这样的市场的制度差距更大。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来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重要问题，即相当大的制度差距反而为焦点企业提供了制度套利的机会。

然后，他们引入外国直接投资的动机，以了解不同的原因如何使其能够利用这种机构套利。例如，假如一个公司想要在一个制度差距相当大的外国市场实现快速增长，“可以依靠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关系来寻求东道国政府的特殊待遇和对其业务和财产的强有力保护。” 这一点在“由于两国强大的长期关系，中国的跨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良好保护”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从而大大减轻了制度差距带来的高成本和不确定性。

因此，在子公司所有权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对外国业务进行赋权和本土化，以减少制度差距的负面影响。这种策略特别适用于当地法规和政策要求外国公司“必须将其大部分利润再投资于东道国市场”的外国市场，从而使这些具有市场寻求动机的EMNE不太可能招致与更大的制度差距相关的汇率风险。

但是，一个在制度差距较大的国家（如英国、美国）追求知识寻求目标（或动机）的新兴市场企业，该如何选择对其海外子公司进行适当的控制呢?“对外国子公司的高水平所有权有助于EMNE提高其全球网络内的知识转移效率，避免知识失真，特别是在从制度差距较大的东道国转移高度复杂和隐性的知识时。”

因此，高控制权使正在国际化的新兴市场公司能够获得急需的关键知识，这对这些公司增强其薄弱能力至关重要，而这些能力可能无法通过低承诺的经营模式获得。因此，对于一个以寻求知识为动机的新兴市场公司来说，增加对外国业务的控制是一个明智的战略，从而可以有效地管理知识的获取，并将业务转到一个与母国的制度差距很大的东道国。

这项研究的一个中心信息是，具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动机对于成功的国际化至关重要，它涉及对子公司股权的适当选择和对跨国距离的性质和程度的仔细评估。

当为成功的国际化制定适当的战略时，管理者需要意识到这些动机的具体影响，即争取在子公司控制权和跨国距离之间的适当匹配。例如，如果一个EMNE的主要目标是国际市场的增长，那么它就必须在子公司所有权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授权和使外国业务本地化。然而，假设一个EMNE在一个制度差距较大的国家追求求知的目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控制外国业务，以管理有效的知识获取和转移。

本文作者为福布斯撰稿人，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译 Vivian 校 李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