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像是一个渡口，每天的人来了又走。医生像是一群摆渡人，把人从死岸渡到生岸，又从生岸渡到死岸，或者是停在冥河中间，生死边

医院像是一个渡口，每天的人来了又走。医生像是一群摆渡人，把人从死岸渡到生岸，又从生岸渡到死岸，或者是停在冥河中间，生死边缘。

2010年的五一前几天，父亲正开着车，突然觉得手麻。他平时过得很糙，遗传性的高血压也并不在意。但是这次，他觉得有些不对，于是趁着五一假期请了几天假，回到家乡做了个检查。

在大城市打工的人，很少会在打工的城市检查或者治病，一方面是因为大城市的医疗消费太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住宿，吃饭这些额外的花销也让他们心疼。

父亲回到家里，检查显示血管因为阻塞稍微有点狭窄，医生让打针冲血管。当时我还在住校，并不知道这些事，后来听母亲提起，父亲打针打到第三天的的时候，左半边身子麻的越来越厉害，第五天，直接就嘴歪眼斜流口水。他们赶紧把父亲送到了市人民医院，诊断显示脑血栓。

我放假后在医院里见到父亲时，他已经不能走动，下床就要坐轮椅。他看见我，笑着流出了眼泪，又赶紧用还能动的右手擦了擦眼泪。同屋的病人家属说:“两三个星期了，都是见你笑，这是头一回见你哭。”

父亲公司的领导来探望，给了一些慰问金之后，又带来了一个消息:“我们在上海最好的脑科医院给你们搞到了一个床位，但是他是请假期间得的病，不能算工伤。如果你们要去治疗，费用需要自付。”

病房外边，母亲、大姑夫、小姑父、二爷爷、堂叔沉默的坐在一起，二爷爷作为长辈先说了话:“别治了，这样治好了也不能干活了，不跟把钱留着给你们娘几个过日子。”

“咱有这个机会，咱就得治啊，钱能和人比吗？”大姑夫反驳道。

中午去吃饭的当，母亲把大姑父、小姑父喊到一边，“我也想了，要是孩子他爸就这样瘫在床上了，就算是守着那些钱又有啥用。”“现在咱有这个机会，咱就得治，我不能让孩子长大了说是我贪钱不给他爸治病。”小姑父说:“嫂子，咱就赌一把，赌赢了咱高兴，赌输了咱也不后悔。”

对于长年生活在农村，没有什么文化的父辈来说:脑子上的病是治不好的，开颅是要死人的。他们用了此生最大的勇气，为父亲博一个健康。

父亲在上海长海医院进行了开颅手术。切开头皮，在颅骨上打眼，在堵塞的血管旁边重新建立新的通路。这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东西。他回来时，头上的刀疤依旧清晰可见，恐怖又充满希望。

父亲的手术效果很好，在我们眼里本应该下半辈子就躺在床上的父亲，除了腿脚有些异样，动作有些缓慢，其他的和常人没什么区别。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父亲也一天天的好转。

2012年的春节前，到了父亲去复查的日子。我和父亲母亲，坐着客车，颠簸了十几个小时，来到了很久没有踏足的上海。

长海医院依旧是门庭若市，各地的异乡人在这里嘈杂着，拥挤着，为了疾病奔波。

父亲在住院后三天才被安排着做检查，于是父亲央求着母亲带他去以前的单位逛一逛，母亲虽然担心出事，但最后还是应允了。

父亲的单位在奉贤区，在一个很偏僻的镇子里。我们陪着父亲在厂区里逛了很久，听着父亲回忆他曾经在这里的生活。父亲不常悲伤，那一天却是一直红着眼圈。

到了中午，我们在餐厅里碰上了父亲的几位同事，他们围坐在父亲身边，和父亲聊着这两年的变迁。有同事回家去当包工头了，有同事正开着车腰间盘突出疼痛难忍撞在了路边。他们的生活里，依旧是辛酸和危险不停。但是每个人都是叹惋之后继续奔波在孤单的长途上。他们的家庭还需要他们的供养，他们的妻儿还在等他们归乡。

父亲临走的时候，在单位门口拍了张照，因为手机的更换，那张照片没有保存下来，这也成了一件憾事，毕竟那是父亲和他的过去最好的告别。

父亲去复查的主要项目是做一个血管造影，医生要在父亲的股动脉下一根很粗的针，需要亲属去签字。在我和母亲去护士站签字的路上，母亲第一次向我还原着两年前父亲去做手术时候的场景。

母亲说做手术的前一晚上她都没有睡觉，她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个决定对不对，失败了又该谁来承担责任。她一直问父亲，你害怕吗？你害怕咱们就不做了。父亲没有害怕，仍然是是笑嘻嘻的告诉母亲自己要做这个手术。

时隔两年，母亲说她依旧忘不了当时的恐惧，当时她的手抖得连笔都拿不住，最后没办法，只能是按手印。

母亲领我到护士台，让我签了字，护士问:“这个是你儿子呀？”“嗯，上回他爸来治病他没跟来，这回让他来看看。”“你妈带你爸看病的时候可不容易，以后可得好好孝顺你爸妈。”

回病房的路上，母亲说:“一年半之前，我就是在那里按手印让你爸去做的手术。”“给你爸治病把咱家这些年的积蓄差不多都花没了，你不怪我吧。”“不怪你。”

如今父亲得病已经过去九年，日子过得没有什么波澜。父亲在小区门口开了个修车摊，挣点菜钱。没人的时候，他就坐在躺椅上眯着眼。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是回首往事，也许是想想中午吃什么。